摘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艾滋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社会大众对于凉山艾滋病认知程度低，心里排斥大，对凉山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产生一定的刻板印象，使得凉山艾滋病“污名化”日益严重。文章选取凉山州艾滋病较为严重的B县作为田野点，深入进行艾滋病传播和歧视态度为主的社会调查，试图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角度对当地艾滋病现状进行理解和分析，并根植于地方民族性，提出问题解决方案，通过加强艾滋病宣传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消除民族刻板印象。

关键词：凉山艾滋病;刻板印象;社会调查

一、问题提出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简称凉山州）地处中国西南部，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1995年6月，凉山州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着筛查度的加大，凉山州每年新发现的HIV感染者从2005年904例增加到2016年4802例，列四川省第一位。至2016年底，累计报告HIV感染者41623例，注射吸毒占59.12%（24606例）、彝族占90.53%（37680例）。疫情已经波及全州十七个县（市），其中Z县占24.12%（10040例）、B县占23.00%（9574例）、Y县占12.02%（5002例）①。

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的严重趋势，使艾滋病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主流媒体对于艾滋病议题的关注度逐年增加，让人们了解凉山艾滋病危害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于凉山的刻板印象，凉山艾滋病的“污名化”越来越严重。因此，笔者通过田野调研探寻大众对凉山州艾滋病的认知情况，对凉山州艾滋病感染者的排斥情况，让受众认识真实的凉山艾滋病群体的生活状况的同时，力求达到凉山艾滋病的去“污名化”。

二、田野概况

凉山州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Z县和B县是凉山州艾滋病感染者最密集的两个县。截止2019年12月31日，国家疾控网国家疾控网报告B县存活建档HIV感染者8287例，疫情波及全县30个乡（镇）190个行政村②。因此，选择B县作为田野点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更为显著和突出。

笔者主要选取B县及周边村落（含G村/S村/M村/Z村/D村）和C乡（（含H村/Y村）两个地区作为目标社区。B县及周边村落每个村子都有艾滋病感染者，总人数超过1000人。C乡位于B县北部，远离县城中心，艾滋病感染者小于50人。笔者与县卫生局负责人、村HIV/AIDS感染者、驻村扶贫干部、村长及一般村民进行访谈，并结合问卷、参与观察的方式进行深入的田野调研。

三、性、毒品与艾滋

凉山州作为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凉山地区彝族农村人口大量外流[1]，为了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加之文化程度较低对毒品认识不足，很大一部分彝族人开始进行毒品交易，“在10年前的B县城，街上公开贩毒很正常，县城各个地方都有贩毒。”（对B县村民S访谈）

在毒品交易过程中，部分人开始沾染毒品。因贩毒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大部分彝族人对贩毒持开放和包容态度，甚至一部分人很“骄傲”自身通过贩毒赚钱。“那时候，我贩毒，我有钱，带工程队跑新疆，后面都是听我话的。吸毒代表有身份、有地位，朋友来，大家一起吸毒，是一种时尚。”（对艾滋病感染者H访谈）B县08年国际项目介入筛查，共筛查31000人，有2000多人艾滋病感染者，其中80%是吸毒感染。即使国家对吸毒贩毒已经明令禁止，但截止2019年12月31日，C乡共吸毒37人，其中感染艾滋病人数13人，占全乡艾滋病总感染人数的27%，B县通过静脉吸毒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占总感染艾滋病人数的28.2%③。

彝族聚居地区，对性较为开放的态度及不进行避孕措置的性行为，使得艾滋病通过性进行扩散传播。“民族风俗这方面根深蒂固，很难改变。耍朋友是双方自愿的，如果你还带安全套就是看不起我。彝族地区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安全套的推广又很大的难度。把安全套送到家里，都不一定用。”（对B县卫生局禁毒防艾负责人L访谈）

四、污名与社会排斥

关于“污名”的概念性阐述是1963 年戈夫曼提出的，他认为“污名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贬低和侮辱，它包括对身体残疾、性格缺陷的污名，也包括对种族、民族、集团或不受欢迎阶层群体的污名”[2]。对于艾滋病的污名由来已久，又因其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历史发展的不同有所差异。笔者以凉山州B县G村、S村、D村、H村为田野点，对村长、驻村干部、村民、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深入访谈，进一步了解在凉山州艾滋病感染者较多的县、乡、村落不同人群对于艾滋病的态度。

G村位于B县城中心附近，距县汽车站只有2.2公里。村内五个组共 260多户1011人，艾滋病感染者49人。笔者通过对G村村长的访谈了解到，村子里的病基本由于吸毒引起，虽然现在没吸毒的了，但艾滋病是历史遗留问题。B县每个村都有艾滋病感染者，村民对村内有艾滋病感染者习以为常，觉得艾滋病就是个正常的病，艾滋病或艾滋病相关亲属参加婚礼、葬礼、家支会议等也都是正常的。“我们是正常对待的，但是艾滋病感染者本身可能会感觉到自身受到歧视。”（对B县G村3组组长Y访谈）

笔者在G村采访艾滋病感染者6名，没有人故意隐瞒自己的患病情况及患病原因，笔者与艾滋病感染者在村马路上直接进行交流和访谈，周围不乏围观的村民。谈及是否因身患艾滋病感受到歧视时，有2名艾滋病感染者完全没有感觉到歧视，“我B县城附近打工，都是正常工作，经常参加村子里活动。”（对艾滋病感染者B访谈）1名艾滋病感染者会感受到来自自身的压力，“以前没觉得有啥，现在宣传多了，知道艾滋病是啥病了，有点焦虑。”（对艾滋病感染者W访谈）1名艾滋病感染者表示，自己会主动不太参与村内事务，“主要怕影响别人，心理感受如果人群按100%划分，30%是歧视的。”（对艾滋病感染者Y访谈）

S村位于B县S乡，距县汽车站2.5公里。村内共五组，人口1170人，艾滋病感染者64人，其中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比例比较重。村委会会集中对村民进行禁毒防艾的宣传，每个组三个艾防员，一个母婴员也去入户宣传。笔者通过走访了解到，村民刚开始对于艾滋病是不了解的，宣传之后才慢慢了解艾滋病的危害，现在S村的村民基本都了解艾滋病是什么疾病。村内艾滋病感染者基本正常参加公共事务，但因为婚恋问题会感受到焦虑，如果父母有艾滋病，他们的子女不好婚嫁“知道自己得了病还是会焦虑，主要焦虑是怕影响到家里人。”（对艾滋病感染者D访谈）

H村位于B县最北端的C乡，距离县城52公里。村内共五个组，人口291户1206人，艾滋病感染者13人，感染途径主要是因为吸毒。“我09年开始吸毒，那时候每年几百万的收入，不懂法律，赚了钱就去吸毒。14年查出来艾滋病，当时也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对身体有啥影响。”（对艾滋病感染者R访谈）村上禁毒防艾的宣传一直都在做，村民对艾滋病大致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村内艾滋病感染者参加公共事务、邀请吃饭都是正常的。“村里面都知道我患艾滋病，我会正常参加村里的公共事务。自己也害怕传染别人，所以有时候会主动和别人说自己是艾滋病。”（对艾滋病感染者P访谈）

五、民族与刻板印象

1922年李普曼首先提出刻板印象这一概念，是指对人或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是我们认知他人、他群时经常采用的心理捷径（mental short-cut）[3]。其中，民族刻板印象是刻板印象类属中非常重要的一类，是个体对某一民族特质属性的固着、片面和概括化的认知[4]。人们对于凉山艾滋病的民族刻板印象包含了有关该范畴（category）成员的特征及其原因的比较固定的观念或想法。

B县D乡Z村驻村干部ZJ：“我18年来村进行工作，刚开始来工作，看到艾滋病感染者，就像个炸药包一样的，但是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接触多了，习惯了嘛。”

B县C乡防艾负责人LXB：“我因为是学医的，所以没什么顾及。村民对艾滋病认识改变很大，有些是无所谓，有些是要喊我保密。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不介意。后来知道是传染病，就很介意。通过宣传，他了解这个病是什么，就没那么介意了。”

B县C乡禁毒负责人LZ：“刚开始到这面负责禁毒这块，还是有点怕的，都不敢在小吃店里吃饭。现在没事了，因为接触的多了。但是我现在这面喝酒，啤酒瓶都自己拿在手上，不像他们，你一半我一半这样换着瓶喝。”

六、结语

B县作为传统的彝族聚居县，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7.2%。B县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较多，且感染者多为彝族，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原因造成的。由于村民刚开始患艾滋病的时候，对艾滋病不太了解，因此也就没有歧视，现在随着对随着国家政策宣传的深入，艾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艾滋病感染者刚开始感染心情是没变化的，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病。现在查到又艾滋病，就主动和医生说药给他保密，从刚开始的无知无畏，到现在有点怕艾滋病了。了解，不是特别了解，所以特别怕，所以才歧视。害怕就不敢接触，所以就歧视。” （对B县卫生局禁毒防艾负责人L访谈）

B县30个乡镇，常住人口17万5千多人，艾滋病感染人口八千多人，感染者基本属于文盲，艾滋病感染者文化水平低，工作很难开展，现阶段基本是靠行政力量向下强制执行，艾滋病感染者还没有主动防艾的自觉性。男性对于艾滋病传播的知识是高于女性的，女性对于性的避讳以及性知识的短缺，使得女性首次发生性行为以后，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增大，成为艾滋病感染链的被动受害者。

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的访谈，笔者发现在B县彝族村落，彝族对于采访是很配合的，基本没有拒绝采访的情况。但是在汉族人口比较密集的县城，大部分汉族对于艾滋病采取得时“一问三不知”的态度，在问及是否由专门的人员来宣传时，绝大部分的汉族回答的都是“否”。在凉山彝族村内和凉山彝族社群中，彝族村民对艾滋病感染者大部分是不歧视的，但是在汉族人口比较密集的县城，汉族人口对于彝族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显而易见。

虽然在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凉山的禁毒防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笔者通过对B县两个乡镇、7个村落的调研后发现，凉山艾滋病预防与宣传的工作依然困非常迫切。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一要对艾滋病感染者加大宣传，使更多艾滋病感染者了解艾滋病的患病原因以及治疗手段和方式，让艾滋病感染者从心理上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惧。二要对女性加大宣传，如果不能避免发生性行为，要指导女性保护自己。三是要对青少年加大宣传，让年轻一代接受有新鲜的、进步的知识，降低因知识的匮乏而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四是要对汉族加大宣传，艾滋病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而应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关注，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民族和民族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性病艾滋病疾控中心

②数据来源：B县卫生局

③数据来源：C乡卫生所

参考文献：

周如南.民族地区的艾滋病传播与防控——以凉山彝族地区艾滋病与地方社会文化调查为例[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01）：11-17.

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体管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赵德雷，王冰.“身高制度”与青年矮男的刻板印象威胁[J].中国青年研究，2018（07）：33-39.

党宝宝，高承海，万明钢.民族刻板印象：形成途径与影响因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05）：202-206.

投稿日期：2022-05-13

基金项目：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凉山艾滋病刻板印象问题研究”（编号SXJB19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侯默（1990—），女（汉族），辽宁盘锦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及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