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藏区的家庭教育研究在三十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步发展，在其家庭教育的内涵与教育方式、涉藏地区的家庭教育现状调查、影响涉藏地区或民族教育的成效的因素以及对策研究方面的成果颇丰。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则集中在地区教育与家庭教育现状、父母角色对教育成效的影响、家校合作以及儿童学业问题等方面，对调查地区的家庭教育传统以及家庭文化、民族地区特色教育以及教育改革方面则关注较少，使得该方面的研究在多成果的背景下面临着创新度不足、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内容流于形式化等问题。

关键词：家庭教育；民族教育；综述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及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以来，我国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家庭教育研究逐步恢复。80年代我国多数省、市和区县陆续建立了地方性家教研究会，90年代我国陆续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等法律条例从国家层面要求家长重视家庭教育、各界关注家庭教育，所有这些举措都为后续我国家庭教育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藏区家庭教育的研究通过文献的检索大致可分为“家庭教育内涵的研究”、“藏区家庭教育的现状研究”、“家庭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三个方面。

二、藏区家庭教育内涵的研究

关于藏族家庭教育的内涵方面根据穆赤·云丹嘉措的《藏族的家庭教育与寺院教育》（1994）与傅千吉的《藏族家庭教育初探》（2011）中运用文献及人类学的方法提出：生产技能、道德伦理、文化习俗、民族历史以及体育和审美教育等方面，前者认为藏区寺院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内涵将对丰富现代学校教育的模式提供有益的启示[1]，后者认为家庭对传承民族文化，建立良好的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学校教育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家庭教育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王娜在《藏族女童家庭教育研究》[3]（2015）中分学前期、学龄期、青春期三个时段概述藏族女童在家庭教育中所学习的内容，认为家庭教育对藏族女童乃至整个藏族社会影响深远，其家庭教育的方式，理念，内容的现代化可以更好地促进藏族社会的发展。阿荣忠的《藏传佛教的家庭教育功能及其弱化趋势—兼及大众传媒的影响问题》（2015）中论述了佛教化的家庭教育方式及内容，认为大众传媒的传播及内容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实践，提出要提高家长的素质，正面看待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中弱化的趋势，辩证地对待大众传媒中的内容，与时俱进[4]。王海霞的《浅谈新时期母亲在藏族传统家庭结构下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作用》[5]（2015）中论述了藏族母亲在藏族传统家庭结构中的角色定位，提出科学构建藏族母亲家庭教育观的几点建议，认为藏族母亲要改变和更新落后的教育理念，为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在凌娜的《藏族儿童观考察—基于藏族家庭两代人的童年经历》[6]（2018）中探讨了儿童观的变迁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带来的问题，提出教育要注重儿童的教育背景，将民族文化视为教育的起点、才能促进教育的实施。

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藏族家庭教育内涵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呈现出其内涵不断丰富的特性。藏区在不断现代化的背景下家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也不断增多，而教育的内涵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使得在其内涵和实践方面更需现代性和科学性。

三、藏区家庭教育的现状研究：

李迎财的《新世纪夏河县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研究》[7]（2016）中认为影响夏河地区民族基础教育的因素有传统观念的阻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之间严重脱钩、双语教学环境匮乏等因素，并对此提出相应对策。张亚蕊在《社会角色视角下的嘉绒藏区家庭教育现状》[8]（2017）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教育的内容正在发生着“重构”，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功能弱化，母亲担任起了更多道德教育方面的责任，由于家长的文化素质不高“文化反哺”的现象初见端倪。师晓娟的《生态系统视域下藏族青年群体社会责任意识的现状及家风归因——基于西藏地区的实证研究》（2019）中对西藏地区132名藏族青年进行抽样访谈，调查其青年群体的社会责任要素，（自我责任意识、家庭责任意识、集体责任意识、国家责任意识）通过对访谈结果的归纳，发现家风是影响藏族青年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9]。认为好的传统文化依托于家风可以提高藏族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提出要调动家庭教育的“言传身教”功能。路宏的《变迁与选择—拉布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2020）中认为该地区的家庭教育中发生着从“自在”的“非意向性”教育向“自觉”的“意向性”教育的转变，且城镇与农牧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10]。具体实践也因其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家庭教育亦呈现出自身的特性。从实践维度上看该地区总体上还是以传统的“非意向性”教育为主，价值维度上虽以藏传佛教文化为选择的主题，但文化的选择上正发生着“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作者认为因家庭中的权威效应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家长应当在儿童教育成长过程中作为文化选择的“先行者”。

学者们认为制约其家庭教育成果的是传统保守的教育理念，其结果是在其社会发展背景下家长的两极分化，一种是传统保守带来的停滞，另一种则是“自觉”的文化选择。但后者缺乏其科学性的指引，不利于文化的传承，表明了科学性的文化教育素材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

四、藏区家庭教育问题的影响因素研究

黄燕的《学习困难学生的转化—以康定中学为研究对象》[11]（2011）中发现家庭环境因素中的家长自身因素以及生存环境对学生学习困难现象的影响是深远的。认为家长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家庭教育的成败，带有封建保守色彩的家庭教育对子女显然不合时宜，必须要与时俱进。张敏的《嘉绒藏区小学生入学适应问题研究—以梭坡小学为个案》[12]（2014）中在对小学生的情绪适应、自我管理、独立生活、人际交往及集体意识等方面研究后发现普遍存在学习适应不良的问题，未上过学前班的儿童处于入学适应的弱势地位，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当地家庭教育的不完善以及对早期教育的不重视。李长珍的《当代藏族大学生社会适应研究》（2014）中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及环境适应受父母亲文化水平的影响，加之学校缺乏对多元文化意识的重视，引用马海林的研究：“父母的文化背景对藏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具有直接影响，并且可以间接影响到藏族大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13]。陈晓林的《我国少数民族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不足及其应对措施——基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调查》（2016）在分析藏族青少年爱国教育的不足时发现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是其主要原因，过低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以及当地政府较少鼓励和宣传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认为要建立家庭爱国主义奖励制度，党员、干部家庭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榜样，以加强家庭中的爱国主义教育[14]。许见华的《多民族寄宿制学校中的民族文化观照问题研究—基于大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的考察》（2017）中发现民族文化观照的缺失是多民族寄宿制学校较为突出的问题[15]，其中实施寄宿制后加剧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导致以木里县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正在衰退。作者认为学校与社区，家长之间的交流匮乏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强调要充分认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教育功能，构建多元文化素质的师资建设以及多元文化课程体系、积极的沟通平台，加强学校和社区，家庭之间的联系。尕藏草的《流动-寄宿与归属_藏族青少年社会关系现状研究》（2019）中分析了导致学生高疏离感和学生低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认为父母流动的常态化以及民族的传统文化在人口流动中逐渐丧失等是其影响[16]。反之在研究低疏离感群体时发现基于本土文化的隐性课程对学生的文化认同具有一定影响，可缓解藏族青少年的疏离感。伊敏的《西宁市随迁藏族儿童学校适应研究》（2019）中举出了其适应状况的基本特点，并基于其状况的研究对儿童健康成长方面利弊分析：作者认为有利之处在于随迁满足了家长对享受优质教育的资源，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期望；有利于儿童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提高不发达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在其弊害方面认为随迁人为地拉大了受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强化了随迁子女的“自我价值”，不利于教育公平；此外还在于家庭情感关系的减弱，亲子关系的疏离，不利于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传承；以及随迁导致的不良心理偏差对儿童健康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化的影响。认为要革新家庭教育理念，重视家庭教育，密切家校联系，形成教育合力以增进教育功能[17]。

对于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来进行：从宏观层面上，新的社会时代在一定程度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微观层面看，家庭环境因素：包括家庭的结构、氛围、家长自身素质，学校与家庭配合程度、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冲击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家庭教育的都存在一定影响，表明了要提高家庭教育的实效，则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推动。

五、结语

近三十年来关于涉藏地区家庭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也涉及到了家庭教育的内涵，父母角色、到后面的家庭教育现状与影响因素等，但在民族地区家庭教育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其内涵研究的停滞，不利于家庭教育的持续发展；二是研究视角单一化，不关注民族家庭教育的传统与文化方面，只关注大背景下的现状问题；三是研究内容流于形式，未能对民族地区的家庭教育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上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需学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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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才让三知（1997.3.16），男 藏族，青海省泽库县， 在读研究生，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