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说《红岩》因其特定的革命时代背景，革命者身上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集体式的的英雄主义，完成了小说从一个失败故事到革命悲喜剧的转化。革命英雄在小说结尾牺牲了，但是他们对于死亡的选择，彰显了自己的革命纯洁性，完成了自己一直为之奉献的革命事业。这样一种由悲到喜的转换，也是很多革命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对接受者而言，悲喜转化的结局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英雄人物的死亡和新生。

关键词：革命；《红岩》；悲喜剧转化

中图分类号：I206

小说《红岩》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作者曾被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重庆解放前夕越狱成功。作为幸存者和见证者，他们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坚韧不拔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的场面。《红岩》以革命者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个关押场所进行的地下斗争为主线，革命者们即使与外界失去了直接的联系，但心系新中国的命运，在自身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进行地下工作。即使被审问拷打也绝不背叛党，违背自己的使命。革命者计划的越狱行动失败了，以齐晓轩、许云峰、江雪琴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最后惨遭大屠杀，在黎明前永远睡去了。但小说的结尾，并没有以悲剧收场：“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上；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 革命者牺牲了，但是革命胜利了，一个新中国诞生了。他们坚守了自己的信仰，为了新中国英勇赴死。所以，小说的结尾转悲为喜，革命者用死亡换来了一个国家的新生。

《红岩》作为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在小说结尾完成了由悲到喜的转化，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是时代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实体，但现代民主国家模式尚未在全国人民心中得到普遍认可，因此，新中国的集体历史记忆必须在民众得到普遍“种植”。革命历史小说成为这一伟大工程的重要一环，也成了“记载”民主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媒介。早在 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关于艺术标准问题，他指明“任何阶级社会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建国之后，这种源自战时的文艺路线依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1949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又正式确立了《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是在这种文艺方向指引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他们坚信，“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为此，他们积极响应，并认真实践，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切实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中这样描述革命历史小说：“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主要讲述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在写成之前，已经被规定了革命胜利的大结局，也预示着战争的惨烈和革命者的牺牲之后，迎来的是革命的最终胜利。“革命历史小说在总的政治路线指导下认识现实，并强调作品对总的政治路线的服务性，深入思考如何加强作品的艺术性和宣传作用，以政治路线衡量作品是否有益于推动现实生活向积极方向发展。” 就小说内容而言，革命历史小说指向的是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创作目的而言，革命历史小说以其强烈的工具性和服务性，指向的是推动现实生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就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来看，就可以理解《红岩》作为革命历史时期的小说，最终结局由悲到喜的转化了。

其次，小说的结局可以转悲为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岩》中始终洋溢着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产阶级文学中的革命悲剧，英雄人物的死亡，并不意味着革命事业的失败，而是意味着接近胜利，意味着英雄所代表的阶级在艰苦的战斗中永生。” 英雄人物的牺牲，并不构成历史的倒退，而是表现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由此，小说中始终弥漫着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苏联的战争文学，如《一个人的遭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作品所表现出的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人性的着力描写，倒成为中国同期战争文学“人性”描写缺失的一个对比性的映照。因为革命历史时期的小说作品过于在宣扬这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缺少对于人性的关照，也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于同一时期我国战争文学作品的批评和反驳。即便如此，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确实成为我国革命历史时期战争文学作品中的一道独特景观，饱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作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却不是当时的小说作家们的独特发明，有着特定的文化渊源，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以集体为本位的“乐感文化”，“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和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是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在近、现代，“战争则帮助完成了战前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体现为整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化走向，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这样，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思想因此被进一步强化。 这样一种“乐感文化”在革命历史时期就发展成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小说中的共产党人身上特定的精神符号。小说之前，中国古代戏剧中也追求一种“大团圆”的结局。戏剧主人公即使经历了各种苦难折磨，最终都会“平反昭雪”和“报仇雪恨”，如《窦娥冤》和《赵氏孤儿》等。无论戏剧的展开是多么地悲惨壮烈，在戏剧的结尾都归于一种“团圆”。因为这样一种戏剧模式，对应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群众心理——一种渴望幸福团圆的“乐感文化”。这样的模式，在革命历史时期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战争——新生”，宏大的史诗般的战争描写，无数革命党人牺牲的悲惨画面的背后，最终到达的是英雄的新生和新中国的诞生。所以，《红岩》中革命者在解放前夕越狱失败，但他们身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却支撑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关押场所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无法生还的情况下，却能将自己年轻却又光荣的一生献给自己终身都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除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小说结局的转变还在于革命者身上的英雄主义。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英雄人物以榜样的力量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这种英雄主义，是一种将“小我”融进了“大我”之中的集体式英雄主义，描写小说主人公的英雄特质，不在于彰显英雄个人的伟大光辉，而在于把英雄人物的伟大事迹放到推动革命发展进程中来看，着力描写英雄人物的无私和奉献，这和西方式的英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追溯到希腊神话，更多的是描写个人主义的英雄，个人如何对抗命运，如何进行斗争。如俄狄浦斯王，当面临人生困境时，俄狄浦斯绝不向命运妥协。中国和希腊神话中两种不同的英雄形象的书写，本质上是与它们的文化传统相关。希腊神话中隐伏着的个人主义精神，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其文化带有明显的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的是一种个体的主体性。而中国是个大陆性国家，崇尚的是和和谐秩序，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显露出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式的英雄大多包含了为民造福、救世济民等崇高的道德品质。例如夸父，便是一个集体主义式英雄。结局中夸父将手杖化为桃林造福后世，就决定了夸父是不同于俄狄浦斯王的集体主义式英雄。革命历史时期的的很多革命者形象都带有这种集体式的英雄主义，如《红岩》中的许云峰，他在作品中一出现就是一个勇敢机智的地下党领导者。发现甫志高叛变，许云峰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了自己革命同胞的安全，不惜自己被捕。这种英雄主义表现为为了新的国家的诞生，为了更多人的解放而不畏牺牲，不畏流血。所以，小说中，一个革命者的死亡，在带给读者悲痛的同时，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灵的震撼，人格的熏陶。英雄的死亡，带来的不是那种悲观的、令人窒息的气息，而是悲壮的，使人充满“化悲痛为力量”的战斗渴望，使人振奋起来，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踏上英雄血染的道路，昂首前进。

《红岩》结局中由悲到喜的转化，还体现为革命者本身对于革命的坚定信仰，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痛苦的死去，而是彰显自己革命纯洁性的一种标志。死亡或者是被严刑拷打都是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信仰的主动选择。遭受了绝食考验的刘思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身体的饥饿 ，而是发自内心的欣慰。绝食行动对自己的考验和折磨彰显了自己的革命纯洁性和对于革命事业的决心和信心。江姐临死前和战友的对白，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江姐认为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做到从容不迫。害怕、恐惧、抑或是流泪都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者都是在挺过敌人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之后，才成为令人敬畏的英雄，其身影在民众和革命队伍中高大完美起来，赢得了人们高度赞扬和无限敬佩。人们看到敌人对政治犯人严刑逼供的描写，不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感已经转化为让敌人血债血偿的革命激情，鼓舞着革命群众为了革命奋勇前进、不畏牺牲。在这种氛围下，革命者的肉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肉体。肉身的痛楚已经被信仰所超越，刑讯越残忍，意志就越坚定，灵魂也就越高贵。

小说《红岩》由于其特定的革命历史背景下，小说的内容描写的是革命的最终胜利，为了给予人民群众强烈的精神力量。作者刻画了革命者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集体式的英雄主义，以及不惜用死亡来彰显自己革命纯洁性的高贵品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个无畏的英雄人物的不幸牺牲，放大到每个个体的生命来看，生命的死亡和消逝，已经是最高级的悲剧。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革命者完成了自己终生都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最终迎来的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红岩》完成了从一个英雄牺牲的失败故事到结尾革命悲喜剧的转化。在革命历史时期的小说中，《红岩》并非特例，有很多优秀的小说在作者的笔下都完成了这种悲喜转化。

譬如在《保卫延安》中，作家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形象，小说描写了周大勇英勇顽强、多谋善断的性格以及共产党人的高度觉悟和英雄气概。“变了！变了！可是周大勇那双眼睛还闪着无穷无尽的顽强的光，它象是在说，残酷的战斗并没有熄灭青年的英气，也象在说，艰难和痛苦并不能折服为理想而斗争的人。” 王毅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作品中所占篇幅并不多。小说中描写了他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在最激烈的战斗中，突出地表现现了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性格特征：“……头晕飘摇，一切都从眼前消失了……但是他没有倒下。他一条腿跪着，一条腿撑着，两手扶地，头低在胸前，一切也不动。奋战中的侦察员们，觉得卫参谋长是在看自己胸前的什么东西”。 弥漫在整部小说中的不是英雄牺牲之后的悲观消沉，而是把更多的笔墨用来描写英勇无畏牺牲，不惧死亡。他们身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支撑着他们消灭敌军。

又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是他并不为自己的死亡而悲痛，他愿意为了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他把林道静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把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置于自己的个人情感之上。小说的最后，林道静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革命者。一个革命者牺牲了，但却有更多的人不断地走向革命的道路，《红日》中团长刘胜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团长的牺牲令战友们无比悲痛，但是更加激起了战士们的情绪，奋不顾身地攻占了孟良崮最主要阵地玉皇顶。军长沈振新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心情和战士们一样沉重，但是内心却没有丧失信心，一直渴望带领自己的部队有朝一日与七十四师再度交手，一决雌雄。小说结尾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终于全军覆没，解放军夺取了孟良崮战役的最后胜利，在孟良崮的主峰上扬起了解放军胜利的旗帜。战士们并没有被死亡和苦痛吓退，而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不只是《红岩》一部小说作品，革命历史时期的很多小说，都完成了结局由悲到喜的转化。革命者的死亡，战役的失败，肉体的折磨，看似苦难的背后，最终迎来的是最终的胜利。革命者身上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让小说中每一位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都熠熠发光。也让每一个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英雄人物的死亡。英雄人物的牺牲，不单单是肉体的陨灭，对于英雄来说，是对于自己未竟的革命事业的最后奋斗，对自己的革命信仰的不懈追求。他们的牺牲，带来的是更长远的革命的胜利。他们的肉体消亡了，但是精神永生。带给读者的，不单单是死亡来临时的悲痛，更多的是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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