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李汉俊积极地和李达一道负责筹备中共一大，并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商讨大会召开事宜。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李书城的寓所，也是当时李汉俊的寓所一楼餐厅举行。但在党时间不长，李汉俊选择了脱党。其中，他与陈独秀的分歧还有与陈公博的矛盾以及他个人的性格原因迫使他最终脱党。

关键词：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脱党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 昌路100弄2号）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接着，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航程。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在党内的时间不长，就于1923年5月5日就脱离了自己曾积极参与创建的党组织。本文对李汉俊脱党缘由将做具体分析。

一、李汉俊脱党情况概述

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李汉俊就离开了上海，去了武汉，从此他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23年5月5日在北京写信给中央，宣布脱离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关于李汉俊为何脱党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谜团，过去普遍认为是李汉俊与当时中共两位最主要的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和，屡遭打击后，以致消极而自动脱党；也有人认为是李汉俊组织观念薄弱，性格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痼癖，加上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合，又不能采取正确态度，先负气擅自离开党中央，后又不参加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生活，以致被党除名。

二、李汉俊与陈独秀存在分歧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政见上有分歧。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工作，中共上海发起组由李汉俊任代理书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主要成员李达回忆说：“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刚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①最后，陈独秀对李汉俊作出了让步。一大前，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个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由广州共产党小组派出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陈公博带到上海，这个提案实际上成为一大的指导原则。如果你把陈独秀提出的这个提案与5个月前寄来的“党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党章”上的“民主集权制”被改成了“民主主义之指导”，还把“党章”上的“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改为有较大解释余地的“纪律”，这就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一旦发现李汉俊有意见就立即做出调整，难怪陈独秀能连任五届总书记。当李汉俊在一大后离开上海的中央机关去武汉后，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陈独秀依然电邀李汉俊赴上海参加会议，但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并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意见书，“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及作劳动运动和领薪水等”。

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分歧还表现在李汉俊不喜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陈独秀给 人的印象有双重特性，既有痛快爽直、谈笑亲和的一面；也有脾气火暴、个性过强另一面。而这后一面，对于清高自负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李达回 忆：陈独秀“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时，他动则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1922年，党派李震瀛去河南郑州指导工人运动，李寄来一份详细报告，陈独秀“看了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刚才的动作是过火了。”李达在自传中写道：1923年暑假，李达从长沙回上海，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争执，陈独秀还未等李 达说完，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我心里想，像这样草莽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当时 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从此以后，李达就不与陈独秀和中央往来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可见一斑。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离沪南下，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煞费苦心，不但把教书所得收入和写稿所得稿费，都用于革命之需，而且还将已故妻子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当的钱，用于小组活动。而其本人的基本生活费则皆由支持他革命活动的兄长李书城（同盟会会员，新中国农业部首任部长）供给。当时由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便给陈独秀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每月支200元做党的经费，结果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跟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100元。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这令李汉俊非常不满。

中共一大召开前，李汉俊曾对李达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这个代理书记我干不了，请你做吧，你要是不愿意做，就请陈独秀找人代理。”蔡和森说：一大以后，李汉俊“因编《向导》周报和组织问题说独秀专制“非常消 极而回家去当教员”，“大部分同志认为汉俊等退出党是独秀同志专擅，使汉俊等消极，直到第四次大会却对汉俊表同情，到现在才明了。”

三、李汉俊退党与个人性格有关

李汉俊退出共产党与他本人的书生个性有关，在建党问题上李汉俊有自己的主见，在不放弃自己主见的同时，他只能放弃党组织。在一大上，曾进行了三次讨论，李汉俊参与了其中的两次，一次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的讨论。据张国焘回忆：“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②一大代表陈潭秋也有回忆，李汉俊“认为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不主张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主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再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所以他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工作，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他还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③李达也回忆说：“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④李汉俊的主张当即就遭到了张国焘、刘仁静等多数代表的反对。另一次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问题的讨论。李汉俊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需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李汉俊的意见提出后，“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会上，李汉俊“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⑤

四、李汉俊与张国焘的矛盾激化

与张国焘的矛盾最终使李汉俊离开了共产党。一大期间，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思，一大开会的地点要不断更换，以防止被密探盯上，但大会主席张国焘借故打击、报复李汉俊。陈公博曾回忆说：“原议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⑥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李汉俊再次遭到张国焘的暗算。据说在选举前，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最后，选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在选举时，李汉俊只得了一票，当时唱票的董必武及其他代表都很吃惊，董必武还问了一句谁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时，这时19岁的刘仁静爽快地答道：“是我选的！”一大后，李汉俊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但此时在建党问题上，他与陈独秀、张国焘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据包惠僧回忆，那时已有一个张国焘小派别，茅盾先生回忆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争论结果，就负气脱党回武汉去了。”⑦

1922年2月，李汉俊带着对张国焘的怨恨回到武汉，他在武汉市政管办公署挂个名，同时在武昌中华大学担任社会学教师，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社会学系任教，利用讲台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在他们当中发展党团员。京汉铁路大罢工时，李汉俊亲自领着学生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期间，李汉俊与张国焘的矛盾斗争再次升温，当时张国焘是负责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书记，来郑州指导“二七”大罢工，并制订了与军阀吴佩孚斗争的策略，“张国焘只看到工人群情激昂的一面，没有对客观具体情况全面分析，所提条件不策略，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导致罢工的失败。”⑧而李汉俊却认为罢工提出的要求太多，会激化工人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两个人为此争吵不休，最终不欢而散。

1923年2月7日下午，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开始镇压工人运动，李汉俊也成了吴佩孚重点通缉的对象。李汉俊只得连夜乘车去北京二哥李书城家里避难，因为李书城的关系，李汉俊这时间又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任职，为此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给他以处分，这更引起李汉俊的不满。于是李汉俊在1923年5月向党组织提交了退党申请。

五、几点认识

首先，在党组织成立的早期，李汉俊作为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不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在早期革命实践方面，都有着一系列的成就，李汉俊的脱党不能不说是党组织的巨大损失。

其次，李汉俊的脱党行为并不是什么政治性错误，在党的早期，党的理论还不成熟，对于党要怎么进行革命本来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出现意见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李汉俊的个人性格，不过是一个书生对于自己信念的坚持，就更谈不上是什么严重的错误了。

最后，革命道路漫长且艰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谁也不知道这个在当时一个普通的、渺小的政党居然能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但是，有一些人始终坚持了下来，不管经历了多少苦难压力，他们都走到了最后，这些人支起了那个年代国人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

参考文献：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9-10页

[2]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3]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86-287页

[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1页

[5]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6]陈公博《寒风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 版第206页

[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178页

[8]李伯刚：《武汉建党初期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第6期，第27页

作者：吴奇，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