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笔者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美学，并将其方法论引入艺术史研究领域，这对于促进艺术史特别是美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人辨析了西方一些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扬弃，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美学是创造美学，关键在于它提示了艺术发展的辩证规律，即创造与接受的辩证过程，对于艺术史研究有重要的开拓性、现实性意义。在世纪交合之处，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状况及其研究来看，从其可得出带规律性认知。邓福星对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进行回顾思考，分别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研究以及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和研究，指出了其中一些主要特点，对史论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美术史有着巨大帮助，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1867年又设马尾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随后，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新式学堂日渐增多。1906年，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奏请获准，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1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这些以描写当时现实社会生活和时事新闻为内容的近代民间美术作品具有非凡的史料意义，但目前依旧被人们所忽略。王树村收集和介绍的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对收集近代民间美术资料的重视和研究的兴趣再次引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史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蔓延的美学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史学的发展，人们不仅热情高涨地大力引进西方现代美学思想，而且对重新思考和理解中国传统美学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毋庸讳言，随着美学思想的大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挑战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下，不得不面临许多困惑。

马克思主义美学面临的双重困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的历史局限性，而且是人们受自身历史条件的限制，通常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方法论上的精髓，以简单化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局限在形而上学的狭窄领域，以至于片面地重复了马克思的一些一般美学思想，并以扭曲的解释和概念将其应用于艺术和艺术史的分析。有的人解释为"统治世界的实践精神"，把它作为通过艺术统治世界的原则和标准，把写实的、具象的和现实的艺术称为现实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局限在一个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将现实主义的方法等同于现实主义，并将这种怪圈拖了几十年之久，有的人在艺术史的撰著上开宗明义地提出“把一部美术史当作现实主义艺术之发生发展及其与非现实主义之矛盾斗争史"[1]。

毫不奇怪，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解、释义和具体运用上的歧异、曲解和批评，必然会激起人们对马克思美学体系的怀疑和论争。就解释学的观点而言，论争意味着危机与反思，从而促使人们去弄清过去释义的可靠性与历史性，并重新审视和发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的理论价值，以期达到像大卫·霍埃所说的“最佳的理解便是研究所能合理地渴求得到的最多的东西"[3]。只要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就会发现其中始终贯穿着“创造”观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美学所具有的开放性、启示性结构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中国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划时代的导向作用，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但对艺术史学特别是十美术史学的影响，还远不及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论在艺术史研究上的创造性发展、运用。一些放谈高论艺术史方法论的中国中青年学者热束手采用“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去搬运西方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来套中国艺术史研究，但却很少花力气去发扬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论在现代条件下的开拓作用，似乎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是东方的而不是西方的。对方法论的追求反而被形而上学认识论困惑。因此，中国美术史学的研究状况，远远滞后于文学史和其他人文史，这不禁使人发出美术史是人文学科史中的一个“穷亲戚”的概叹。

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美学的方法论的开创性价值的是西方现代美学流派。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代表人物姚斯创立的接受美学，其方法论上的灵感主要来自手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并将接受美学的方法论引入艺术史的研究领域。试图将文化与社会历史、史学方式与美术方式联系起来，以克服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显而易见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正如他所说：“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即从作家与公民的关系出发，才能创作出这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历史。"[6]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开创性研究价值的理论导向，而且还为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开拓视野的接受美学理论和方法论。

本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美学是创造美学，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揭示了艺术发展的辩证规律：即创造与接受的辩证过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目也为对象生产丰体。”[8]姚斯则以为马克思的这段曾启发他的接受美学灵感源泉的名言对读者的接受不够优惠，论述说：“麻烦之处在于。

马克思主义以其开放的美学视野，回答了古希腊艺术和史诗在经济基础衰落之后仍然能够存活下来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艺术享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仍然是一种规范和高尚的榜样。它不仅为我们开辟了艺术史研究的新途径，而目地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有启迪意义的美学思想和方法论。

重视方法论的探讨，目的是针对研究对象展开的丰富性和时代发展要求研究维面的兼容性。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并将这种美学思想与所谓反映论、生产主义美学区别开来，证明其有现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接受美学思想。完全是为了获得新的方法论和新的艺术史研究能力和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美学方法论对干我们研究中国艺术领域中许多陌生的研究对象，比如清代的中国贸易画，中外经济与艺术交流与中国艺术现代化讲程的关系，艺术生产与审美再生产的艺术市场规律，等等，都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和重要开拓性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绪论》，辽宁美术山版社1984年出版。

[2]马尔库塞《美学方面》载《现代美学析疑》2-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

[3]见霍埃《批评的循环》第3-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4]姚斯《走向接受美学》第2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5]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39页

[6]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下）第53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出版。

[7]姚斯《唯心主义的困境：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察》，载德国《新文学史》卷7。

[8]引自《美学向导》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