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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民办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培养实践与研究
摘要: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推进中国话语建设至关重要,提升翻译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已经变成了一个紧迫且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民办高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其翻译学子的培养质量对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竞争力具有直接影响。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民办高校翻译方向学生培养的现状,并结合国际传播需求,探索了其教学实践路径,旨在提升民办高校国际翻译人才培养水平。
一、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但由于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差异,误解和偏见也时有发生,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层出不穷。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时强调,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翻译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环节,其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到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交流的深度。民办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翻译学子的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竞争力。然而,当前民办高校翻译学子的培养模式与国际传播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本文旨在探索适应这些需求的民办高校翻译方向学生的培养模式,以提升其国际传播能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对高素质翻译人才的需求。
回顾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国内关于翻译国际传播能力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点:一是聚焦具体领域的翻译国际传播力研究,如法治国际传播效能研究(张法连,2023)、中国非遗翻译传播人才研究(邓军,2024)、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王珺,2019;戚德祥,2022)等;二是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关系(吴赟,2022)、翻译人才在国际传播中应具备的能力以及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王欣,2023;杜占元,2023;任文,2022);三是从中观层面以一门课程探讨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唐昉,2022);四是从微观层面以某一种文本出发探讨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如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英文译稿(叶小宝,2012);五是分析了翻译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在国际传播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和价值(王晓晖,2014;吴赟,2022;蔡基刚,2023)。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理论探讨,对于具体实践模式的创新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对于民办高校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也相对不足,缺乏针对性的培养模式探索。
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角下民办高校翻译课程教学实践困境
“翻译国际传播”一词源于传播学和翻译学的跨学科融合。传播学和翻译学分别隶属于新闻传播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但两者都涉及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前者关注信息传递的效果,而后者关注信息的准确度。两门学科都把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传播能力,双语应用转换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并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当今翻译学科的形势已经从“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转变,国家急需培养能够准确、有效地宣扬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国际翻译人才。因此,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有利于服务国家战略,提升传播质量和效果,可以更有效地传播国家的主张和形象。
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译者能力主要划分为认知能力、翻译能力和传播能力。认知能力包括文化自觉意识、中国形象建构意识和批判思维意识;翻译能力包括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知识能力,工具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要素;传播能力包括多模态创译能力、叙事写作能力以及传播效果分析能力(唐昉,2022)。对标译者能力构成要素,民办高校翻译教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翻译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感。大多民办高校中,针对于翻译方向学生的课程除听说读写外,仅涉及翻译知识能力,如《英汉笔译基础》《汉英笔译基础》《翻译实务》等。可见,目前的课程设置过于侧重语言知识和翻译知识,而忽视了认知能力和传播能力的培养,这导致学生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传播环境。
(二)教学材料陈旧
大多民办高校对于翻译方向学生所使用的教材仍未依据时代需求更新,仍然使用传统教材。这些教材中的案例主要聚焦于翻译理论知识,内容缺乏国家性、民族性、社会性,翻译(尤其是中译外)作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工具和作为国际传播的先行者地位未充分凸显。课堂教学材料陈旧,无助于学生发展认知能力和传播能力,无法理解当代中国和讲好中国故事。
(三)教学方法落后
大多翻译课堂采取讲授法及任务型教学法,主要模式是是教师讲授翻译理论知识,学生进行翻译实践练习,然后是教师进行反馈评价。教学媒介大部分也是幻灯片展示,这种传统教学模式无益于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传播能力以及翻译能力下的工具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要素。
(四)教学目标单一
大多民办高校仍采用传统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囿于陈旧的培养理念、教学资源和实践方式,大部分翻译课堂仍聚焦于如何实现翻译的忠实度、流畅度,如何再现原文的风格。即:实际的教学目标仅仅是提高学生基本的翻译能力水平,未设置其他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目标。
三、民办高校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培养路径探索
根据上文可知,民办高校翻译课程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材料陈旧、教学方法落后以及教学目标单一的问题,无助于新形势下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基于国际传播需求和民办高校英语(翻译方向)专业的现状,结合唐昉(2022)的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构成,笔者就课程设置、教学材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目标提出以下建议:
(一)课程设置实现“翻译+”跨学科融合
在课程设置上,除外语类课程外,须整合学校资源,实现外国语学院与文法学院、国际关系与传播学院的联动,设置国际传播学、跨文化交流、国际关系、中西文化对比等基础课程,帮助学生培养跨文化能力,理解国际传播的基本理论、原则和策略;还需开发专门的翻译与国际传播融合课程、本土文化(如巴蜀文化)与国际传播融合课程,使学生能够将翻译技能与国际传播策略相结合,提升学生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自信。
(二)教学材料采用“传统教材+”模式
传统教材可用于学生自学翻译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可根据需要选用《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文化读本等作为教学材料,必要时引入国际传播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讨论,让学生深入了解国际传播的实际运作和策略应用。通过重构教学内容,凸显国家对外传播需求,精进时代定位,增强学生对当代中国的国情认识,提高学生对中国特色话语的传播能力。
(三)教学方法采用“翻转课堂+第二课堂”模式
笔译教学中不再是简单的双语学习和分析,而要关注学生分析和评价译文的能力,尤其在翻译技巧的运用以及特色词汇和语句的翻译上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深层次思考与讨论。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译为“diplomacywithourowncharacteristicsasamajorcountry”,其中大国没有使用“agreatpower”,这与中国外交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是一致的,而非大而欺压、强而霸权。课堂上鼓励学生对译文开展此类讨论,有利于学生认识、认同我国的话语体系,并积极参与建设。此外,我们应结合第二课堂,提高学生学习的效能。结合国际传播需求,可利用第二课堂进行国际传播案例的分享和讨论,与翻译企业加强合作,推动翻译实习基地建设及线上实习项目建设,确保学生无缝对接行业需求和职业伦理。
(四)设置多维度教学目标
基于翻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设置价值/知识/能力/实践多维目标。价值目标包括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中国形象建构意识和批判思维意识等。知识目标包括语言知识、文化知识、翻译知识、传播知识等。能力目标包括:翻译能力,工具技术能力,多模态创译能力、叙事写作能力以及传播效果分析能力等。实践目标包括:通过实习、实训和实际翻译项目,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积累经验,提高其翻译实践能力、翻译项目管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模拟国际会议、外交谈判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国际传播的过程,锻炼其实际操作能力;引导学生参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实际项目,如国际新闻翻译、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策划等,通过实践提升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
四、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中国特色话语显得尤为重要。翻译人才培养是提高中国国际传播力、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然而,民办高校对于翻译方向学子的培养存在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材料陈旧、教学方法落后及实际教学目标单一的问题。为响应国家需要,在课程设置上应实现“翻译+”跨学科融合,在教学材料的选择上须与时俱进,融入中国国情及文化相关内容,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应以学生为中心,翻转课堂,并利用好第二课堂,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上应多维,才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政治坚定、视野开阔、技术精湛的翻译人才。
参考文献:
[1]张法连.国家翻译能力视域下的法治国际传播效能研究[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3(01):1-11.
[2]邓军,段慧如.中国非遗对外翻译传播人才的能力构成要素与培养模式[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01):188-192.DOI:10.13715/j.cnki.jxupss.2024.01.001.
[3]王珺.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情况综述[J].科技与出版,2019(02):61-66.DOI:10.16510/j.cnki.kjycb.2019.02.009.
[4]戚德祥,孙红.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基于人才、品牌、渠道维度的思考[J].中国编辑,2022(11):38-44.
[5]吴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翻译学发展的未来向度[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0(01):12-22.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2.01.002.
[6]王欣.外语专业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内涵与培养路径[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3(03):1-8.
[7]杜占元.携手建强高端翻译人才队伍推动建设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国家翻译能力——在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22年会上的致辞[J].中国翻译,2023,44(01):5-6.
[8]任文,蒋莉华.国际传播视阈下翻译人才的能力要素与培养——任文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2022,43(05):1-7.DOI:10.16482/j.sdwy37-1026.2022-05-001.
[9]唐昉.面向国际传播的译者能力培养——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赏析课程为例[J].外国语文,2022,38(03):33-41.
[10]叶小宝,权循莲.提高译语表达质量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对一则国家领导人重要讲话英文译稿的商榷[J].学术界,2012(06):117-123+285.
[11]王晓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04):1-3.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4.04.035.
[12]吴赟,蒋庆胜.国际传播视阈下对外翻译研究:理论建构与应用价值[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2(04):1-10+21.
[13]蔡基刚.论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话语能力与翻译能力[J].中国大学教学,2023(Z1):19-24.
作者简介:何蔡(1994—),女,四川南充人,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成都文理学院2024年校级科研项目“基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民办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学生培养实践与研究”(WLYB202422)的阶段性成果。
乐山市科技与产业国际化服务协同创新基地2023年度项目“新时代‘三进’工作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背景下汉英笔译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与实践”(LSKJ23K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