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有助于释放乡村数字红利，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赋能理论，遵循数字赋能自治法治德治、赋能治理现代化、赋能治理规范效应的作用机理，针对数字赋能乡村治理在治理人才、居民素养、基础建设的薄弱环节，从提升乡村数字经济能级、培育乡村数字人才、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关键词：数字经济；乡村治理；数字技术

一、引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优化各类资源要素配置、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近年来在政策大力支持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下各地政府加快推进以数字技术重塑乡村治理模式、多样化数字平台在乡村疫情防控、便民服务、村务管理等诸多领域得以加快应用乡村数字治理显现出强劲的韧性（黄季焜，2021）[1]。与此同时，乡村数字治理领域仍存在治理理念不明确、公众参与程度低、治理方式不完善、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沈费伟等，2020）[2]。低效能甚至无效能的数字治理无疑会造成乡村大量治理资源的费和诸多政策执行的偏差制约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并影响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进程（郑磊2021）[3]。因此，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牵引下，系统探究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对提高乡村数字治理科学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与惠民性，助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治理的作用机理

（一）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治理“三治”融合

数字赋能有助于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强化村民自治意识。随着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村人口大量流出农村，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日渐式微。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村民网络化参与乡村治理，解决了村民主体的“不在场”困境。尤其是疫情期间，数字化平台的应用，为村级组织对返乡人员进行报备登记提供便利，极大提高了村级组织的办事效率。

数字赋能有助于强化基层组织法治建设、提供优质法律咨询服务。信息技术所具备的开放、平等、去中心化的特质，能有效加强对基层组织的民主监督，规范基层小微权力运行，推动村“两委”透明运转。“互联网+法律顾问”的新模式有效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法律咨询需求，国家反诈App的应用，能精确预警诈骗信息，拦截诈骗信息及电话，有效保障了群众财产安全，加强了乡村法治建设。

数字赋能有助于传承优秀乡村文化，推动先进道德体系构建。依托数字化平台开展“三会一课”等意识形态教育，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宣讲工作转至线上，为重构村民联系、强化乡村文化认同提供载体，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文化发展。2021年，河南电视台春晚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运用5G+AR技术，以数字技术赋能节目，具象地呈现了传统文化之美，提高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山东省莱西市打造的上善莱西平台，以积分制为统领，将道德、信用、消费、金融、志愿服务等融为一体，推进德治、德益、德学、德助、德信联盟体系构建，并联合建设银行、潍坊银行等加入德信联盟，推出“德信易贷”等主题贷款产品，实现自然人道德积分和法人信用积分互通应用，以此激励村民自觉维护良好的乡俗民风，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二）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到目前，我国已形成政府、社会与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自治互动结构，而这种结构如何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以及如何有效解决国家与基层互动、基层社会活力有序这两大基本问题尚有待完善[4]。在信息化时代之前，传统的技术条件制约着治理效能和效益，对于偏远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更是如此。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形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联结，贯穿现实世界各领域并由城市逐步向乡村扩散，进而促进城乡融为一体化的数字世界[5]。数字世界脱胎于现实世界而与之具有趋同的基本架构和运行机制，但又呈现出颇为迥异的特征和机理，并在与现实世界长期的交互作用与自身演变中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价值目标和运行体系，俨然是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以新型数字媒介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空间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利益和政治表达的重要场域，这种治理方式又促进治理主体、治理要素、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而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增进乡村治理联结，消解传统乡村社会对国家的离散性。故而，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城乡数字化均衡发展，提升乡村显示度，还可以丰富数字技术服务内涵，基于中国实践和发展需要建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治理架构，这既是主动契合新社会形态的理性选择，也是新时代依托数字化赋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三）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治理“规范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乡村振兴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然而，受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的限制，当前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有利于丰富乡村治理手段，提高乡村治理效率。同时，也能进一步规范乡村治理模式，形成治理规范效应。第一，丰富乡村治理手段。随着数字经济逐步向农业农村渗透，依托数字技术，可以建立农村土地信息平台（包括农村承包地信息平台、宅基地信息数据库等）和农村产权管理平台（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荒沟荒坡、林地、荒山、草地等），推动实现农村资产管理数字化和规范化。另外，借助于互联网，还可以建立农村人口流动信息数据库和农村党员管理平台，实现农村人口和党员管理数字化。第二，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一方面，借助于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把各种政务办理的条件和要求在网络上公开，不同政务部门也通过互联网实现数据和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腿，实现农村基层政务一站式服务、一门式服务，让农民共享数字红利，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基层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微信群、APP小程序等，为村民提供了解村政财务、表达民意、交流议事的渠道和平台，调动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积极性，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第三，建设平安乡村。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打造以县、乡、村三级综合治理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合治理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雪亮工程”，打通社会治安的最后一公里[7]，建设平安乡村。

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

（一）乡村数字化转型能力弱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变革的兴起，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农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端效率和农产品标准化水平，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智慧农业、数据农业和精准农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农业技术革命，将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进入智能化、集约化、高效化和个性化发展阶段，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社会的组织体制和管理模式，促进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实现农业可持续性的综合性解决方案的落实。就数字经济而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其发展的核心和主要方向。从实践上看，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数字化转型能力还比较弱。

（二）缺乏乡村数字化治理人才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是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出，老龄化现象突出，留守人群对新兴科技认知较浅，对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较少，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尚未接触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3亿，占网民整体的27.9%，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41.2%，高于农村人口比例的5.9个百分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教育、住房、医疗与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对数字化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造成农村缺乏技术型人才，无法对农民适时开展技术培训，进一步制约了传统乡村治理向数字化、现代化转型。

（三）乡村居民数字经济素养有待提升

居民数字素养是指居民对数字时代信息的理解与使用。乡村居民是数字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其对数字信息的理解与使用决定了数字经济在乡村的发展程度。如居民对数字经济理解不到位，则会对网上购物和网络信息安全心存疑虑，影响其对数字经济的参与。乡村居民数字经济素养不高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互联网普及率偏低的影响。如前所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乡村互联网普及率不高，居民运用互联网的机会相对较少，从而影响乡村居民对网购和网络信息等的使用和参与。第二，乡村人口结构的影响。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5956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占农村人口的50%，从年龄结构看，16-50岁的农民工占比达72.7%。由于大量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留守人群中多为老人、小孩及低学历人群，而这一群体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有限，面对数字技术的使用门槛，可能存在对数字乡村服务参与不足的情况。

四、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提升乡村数字经济能级，筑牢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农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形态，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大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将发展农村数字经济作为重点任务，推进农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当前，应针对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持续提升乡村数字能级。加快乡村数字化转型步伐。我国乡村地域广阔，各地资源禀赋及发展水平各异，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如在黄淮海、东北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势平坦、耕地面积大、适宜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应以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为重点，推进3S技术、物联网集成创新、北斗导航等数字技术在大田精准作业中的运用；对于山区乡村，因交通不便、地块狭小、沟坡较多等不适于大型农机耕作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应以小型农机具研发、农田宜机化改造为重点，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和种植适宜电商销售的农产品，推进“产销融合”；对于城市近郊乡村，支持和引导其通过打造智慧小镇，发展都市智慧农业、景观农业和现代农业园区型农业等方式，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二）培育乡村数字人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人才是最重要的源。打造农村数字人才队伍、培养农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为此，应按照《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到2035年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的目标要求，提升乡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首先，开展乡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2022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为此，针对乡村居民数字化素养偏低的现状，应加快制定乡村居民数字化素养提升行动计划，引导和鼓励研究机构、公益组织、高等院校的志愿者、互联网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到提升农民数字技能工作中来，推动数字服务和数字技能培训向乡村地区延伸，为乡村居民讲授数字技术和相关知识，不断提升村民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其次，强化乡村人才培育。在乡村内部，选派优秀农业科技人员到高等院校、农业科研院所等研修深造，让其更好地熟悉数字乡村发展的先进理念、运作模式和技术操作；支持和鼓励高等院校、高职高专、中等职业学校等，开设与农业相关的物联网、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专业，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懂技术、会经营的本土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在外部，加强与科研院校精准对接，加大人才招引力度，鼓励有识之士带团队、带项目、带资金到乡村创新创业，有效解决乡村普遍存在的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邀请数字经济领域专家、学者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涉农企业、合作社等进行培训，进一步提高相关人员数字经济认知能力与技术水平。最后，强化乡村数字技能培训。在培育和引进乡村专业数字经济人才的同时，还应加大对乡村不同群体进行分类培训，如对乡村龙头企业负责人、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开展数字农业、精准农业、数字乡村建设、现代农业运用等的知识和能力等的培训；对普通农户应主要开展智能手机应用、电商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其信息技术采纳水平。

（三）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强化乡村治理主体能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到，要加强农民数字化素养与技能培训，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提到要不断优化数字教育培训资源，提高农民数字化新农具应用水平，这些政策为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提供了方向引导。

聘请专家以线上线下培训模式开设科普讲座、数字论坛，向农民普及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培育群众数字思维与现代化意识。第二，以村民委员会为单位与科研院校、技术企业合作，成立技术应用培训小组，定期为村民推广技术知识与技能，持续提升农民的专业素养和信息技术水平。第三，发动有威望的村民担任网格员，宣传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精神，评选最美乡村治理人，充分发挥榜样力量，带动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全面提升群众参与感与认同感。

五、总结与展望

乡村数字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始终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乡村数字治理中要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基层政府、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农村居民等治理主体的作用，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乡村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数字治理研究还刚刚起步，乡村数字治理的分析框架、解释框架和实践范式等，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理论阐释。

参考文献：

[1]黄季焜.以数字技术引领农业农村创新发展[J].中国农垦，2021，（05）：7-9.DOI：10.16342/j.cnki.11-1157/s.2021.05.003.

[2]沈费伟，袁欢.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20，（10）：80-88.DOI：10.13246/j.cnki.iae.2020.10.009.

[3]郑磊.数字治理的效度、温度和尺度[J].治理研究，2021，37（02）：5-16+2.DOI：10.15944/j.cnki.33-1010/d.2021.02.001.

[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陈荣卓，戴欢欢.信息化条件下乡村治理联结的再建：结构与路径［J］.社会主义研究，2022（5）：10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