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平台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新型社会基础设施，并进一步成为各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工具。

本文所提到的基础设施型平台援助作为新型外交策略是指，数字发展先行国家利用这些已经成为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推进公共外交的新方式，帮助后发国家建立自有平台并快速实现数字化，从而促进数字平台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

文章以“微信”这一典型基础设施型平台为例，通过对基础设施型平台的特点与非洲地区此类现有的平台现状和需求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为何选择援助基础设施型平台来作为外交策略，并分析其作为一种新型外交策略未来在中非地区实行的可行性，目的旨在为中非两国友好合作提供进一步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基础设施型平台；微信；外交策略；中非

绪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数字平台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恢复的重要引擎。作为全球数字平台经济第一大国，美国数字平台经济在2020年占GDP比重的65%，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中国数字平台经济规模占GDP的38.6%，保持了9.7%的高增长率。

与此同时，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正在严重打击非洲国家，大多数国家正面临25年来的首次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截至2020年底，54个国家中的41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出现下降。相比之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袭击非洲大陆时，也只有11个国家陷入衰退。

数字化转型是非洲应对危机的有力工具，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将拉动经济增长0.5%-0.62%。非洲国家也逐渐意识到发展数字平台经济的重要性。2015年，非洲联盟将数字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并推出《2063议程》；2018年，世界银行发起《非洲数字经济倡议》呼吁各国政府、数字技术提供商和国际投资者加强与非洲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到2030年推动非洲数字平台经济全面覆盖；2020年5月，非盟发布了《非洲数字转型战略》，提出了非洲数字转型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旨在促进非洲数字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非经贸合作基础坚实，为数字平台经济领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自中非建交以来，在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经贸往来、对外援助等方面均取得实质进展。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平台经济体，中国在数字平台经济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且已经给予非洲诸多国家各个层面上的扶持，例如华为公司与乌干达高校合作共建的ICT学院，将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引入大学课堂。

非洲数字化转型需求强烈，中国数字平台经济发展经验可供非洲国家借鉴，中非之间基于数字平台的外交方式理论上应具有可行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平台合作都能作为国家之间进行外交的方式，笔者认为，只有具有社会基础设施特点的基础设施型平台才具备条件。

基础设施型平台的概念与特点

一．基础设施与基础设施型平台

我们对基础设施并不陌生，如铁路、供水系统。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过程复杂、成本高昂，其建立常要依靠各国政府或公私合作的机构在资金、法律以及政治上的支持。

当平台持续发展壮大，延伸至基础设施层面之后，学者们开始尝试结合基础设施研究来理解平台并解释相关现象。比如van Dijck等人则认为谷歌、脸书等可被视为基础设施型平台（infrastructural platforms），在社会各种行业衍生出子平台，也支撑着其他的功能性平台（sectoral platforms）。简而言之，基础设施型平台可以理解为一种能够通过数字技术为人们提供多种服务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型平台可以连接多个方面的社会资源，例如个人信息、物流、交通、金融等，基础设施型平台通常包括多种应用程序和服务，如移动支付、社交网络、在线购物等。

从这一视角来看，微信就不断在向数字基础设施转变。作为一款通讯应用，微信不断集成了电子钱包、语音通讯、社交媒体等功能，这些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提供数字化服务，从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基础。例如，微信二维码的出现取代了过去传统的纸质名片，成为陌生人之间了解对方的全新手段。微信正重塑着当下的社会互动方式，建构起一个全新而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并以此使得传统的社会交往数字化。

二．基础设施型平台的特点

1.网络外部性强

“网络外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Arthur Cecil Pigou提出，可以分为"cross-side"network effects（跨侧网络效应）和 "same-side" network effects（同侧网络效应），跨侧网络效应是指一个市场上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参与产生的影响。在平台中，一侧的用户增加会导致另一侧的用户数量增加，例如Uber和阿里巴巴，客户端的增加会直接影响商户的进入。同侧网络效应则是指一个市场上的一方对自己的数量增长产生的影响，随着平台上的参与者数量的增加，也会增加数据的积累和分析，从而提高整个平台的效率和价值，例如Facebook和微信等社交媒体。

基础设施型平台往往具有极强的网络外部性，以微信为例，微信的用户数量和用户活跃度在中国日益增长，随着微信的用户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功能通过小程序、二维码等手段集成进微信这个通讯应用中，平台上的功能和服务不断丰富，反过来这又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在微信平台上进行各种交流和活动，从而促进了微信平台的发展和扩张。此外，微信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例如对移动支付的普及、社交媒体的使用习惯的改变、甚至是对政治文化的塑造。这些方面的变化也进一步推动了微信平台的发展，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外部性。

2.开放性强

基础设施型平台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即它们不仅提供服务和资源给其建设者和维护者，而且也向所有用户开放。这种开放性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础设施型平台是公共资源，它们提供的服务和资源是为所有用户所共享和利用的。例如，像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它们的用户可以通过分享信息、发布文章、建立社交关系等方式来实现互相连接和信息交流。

其次，基础设施型平台提供的服务和资源具有开放性和标准化，这使得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变得更加容易。例如，微信支付这样的电子支付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支付方式，让不同商家和用户之间可以快速、方便地进行交易。

最后，基础设施型平台通常具有开放的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这使得开发者可以创建应用程序和服务，来扩展基础设施型平台的功能和服务。例如，微信提供的API，让开发者可以在其平台上开发出各种应用程序和服务，如社交游戏、电子商务等。

3.易于形成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一个资源（如生产设备、技术、品牌等）共同生产多种产品或提供多项服务，从而实现成本节约和效益提高的一种经济现象。范围经济是相对于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而言的，规模经济指的是企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逐渐降低单位成本的现象。

在基础设施型平台中，范围经济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平台的核心是一个集成了多个服务的生态系统，这些服务相互依存，形成了规模效应和网络外部性，使得平台上的每项服务都可以通过整合和优化实现更高的效率和质量。此外，平台还可以通过扩大用户群体、增加服务种类等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价值和竞争力，从而形成范围经济。Sarker， S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型平台的范围经济效应较强，即随着平台规模的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加。

微信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平台生态系统，包括公众号、小程序、支付功能等。这些不同的功能和服务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生态系统。用户可以在微信上完成多种操作和交互，如社交互动、购物支付、信息获取等。通过整合不同的功能，微信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交叉营销，进一步提高了平台的经济效益，实现了向范围经济的扩张。

基于上述特点，基础设施型平台是打造信息时代国家新型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

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型平台的现状与需求

综合全球数字平台的发现来看，非洲地区的情况并不乐观，2021年，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发布的数据中显示，在100大全球平台企业中，美国苹果、微软、亚马逊、Facebook等41家平台企业占全世界企业价值的67%，亚洲腾讯（Tencent）、阿里巴巴（Alibaba）、三星电子、Coupang、Kakao、NAVER等45家企业占29%，而非洲的Prosus等2家公司占2%的企业价值。并且截至2020年，在非洲提供服务的15个人气移动平台中，没有一个是非洲国籍的本地平台。

不过作为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的非洲大陆，非洲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非洲在互联网用户量、宽带连接覆盖、移动服务普及等领域均保持增长趋势。互联网用户方面，自 2000年至2021年间，非洲的互联网用户量增长了近130倍，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达到5.9亿，占非洲人口总数的43%。

移动服务方面，由于网费与手机价格的下降，越来越多的非洲民众开始使用移动手机。非洲拥有全球范围内增速最快的手机市场，非洲拥有手机的人口占比从2013年的15.1%上升至2018年的40.8%，增长幅度170%。根据GSMA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4.77 亿人订阅了移动服务，占人口的45%。到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用户渗透率将达到50%，新增用户将超过1.3亿。数字用户的增长为非洲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非洲的基础设施型平台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本土平台Esoko就是一个提供农业市场信息的社会基础设施提供型平台，该平台可以为农民和市场参与者提供实时的价格信息、市场动态和供应链管理工具。使用Esoko农民可以通过短信、应用程序或互联网访问实时的市场信息，了解农产品的价格、销售渠道和市场需求。同时，市场参与者也可以使用Esoko来发布市场信息、寻找供应商、管理供应链和进行交易。然而，Esoko虽然在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服务，但仍然面临互联网接入限制、用户采纳和数字素养挑战、农民能力和教育水平限制、农村金融体系问题以及商业可行性的考验。

在生活购物方面非洲则有OneCart这样的本土平台，它是从南非开始的在线食品配送公司。消费者可以选择商店和产品，专业购物员在指定地点购买商品，然后在2小时内将商品交付给消费者。但是，在一些非洲国家，许多人仍然没有银行账户或金融服务的接入。这导致一部分消费者无法使用在线支付功能，因为他们无法连接到数字支付系统或进行在线支付，因此OneCart平台需要解决金融包容性问题，以便更多人能够参与在线支付和电子商务活动。此外，非洲各国之间的支付体系和货币存在差异，跨境支付可能面临一些限制和挑战。如果OneCart平台想要拓展到多个非洲国家，就需要解决跨境支付的问题，以便消费者能够方便地进行支付和结算。最后，在线支付可能涉及到支付纠纷和退款问题，需要平台提供良好的客户支持和纠纷解决机制，如果OneCart平台的客户支持体系不健全或处理不及时，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而影响其使用在线支付的意愿。

而在社交媒体方面，于2016年推出的TikTok在非洲超过了YouTube和Google的市场份额，目前在北非拥有约2780万用户，虽不是本土平台却已在南非拥有超过750万用户。TikTok的用户数量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为它更容易接触到占非洲人口40％的15岁以下年轻人，因此非洲90％的中小企业将其用作营销基础设施。

综上所示，非洲在基础设施型数字平台的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困境，而这些困境与挑战中大多都是中国平台已经经历过的，中方有经验，非方有需求，如何进行“合作”才能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呢？

基础设施型平台作为中非新型外交策略的可行性分析

非洲发展数字经济有强烈需求，数字平台的发展对提升非洲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带动就业增长、推动非洲国家融入全球市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非合作基础坚实，中国数字平台的发展经验可供非洲国家借鉴，同时中国与非洲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会强化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当前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 发展鸿沟拉大，中非数字平台合作外交将为弥合鸿沟、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然而，中非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为合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大国之间在非洲的竞争加剧。中国不断地对非洲进行无任何附加条件地援助以及中企在非洲强劲的发展势头使得世界大国危机感骤增，让部分大国开始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势力存在危机感，并以中国的做法威胁非洲民主的意识形态为借口，散播中国威胁论的怀疑论调，加大中非合作难度。此外，鉴于中国在通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产业中日益上升的竞争力，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小院高墙”战略，联合日本、加拿大和欧盟不断以国家安全、合规性等名义 对中国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围堵和封锁。典型案例就是封禁TikTok事件。

另一方面，部分非洲国家的政局动荡加大了合作的难度。非洲国家缺乏强大的治理 能力与先进的治理经验，政治局势不够稳定，政局的变动容易引起社会经济的动荡，甚 至最终演变为军事冲突，这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些不稳定因素放大了 人们对非洲风险的认知，提高了资金成本，破坏了宏观经济稳定形势和经济增长进程， 降低了国际投资安全性，尤其是阻碍了那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耐心资本和长期投资，加之自身发展不平等、贫穷、地方经营操纵政治以及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失业和贫困等因素，为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

除此之外，网络安全的监管问题也将限制中非数字平台的搭建。随着数字化进程的 推进，网络安全对于保障跨境合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108个国家进行网络安全暴露指数测算中，非洲高暴露的国家数量最多，占全球所有高暴露国家的 36.67%。由于安全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缺乏监管协调，非洲尤其容 易受到网络安全犯罪的影响。且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限制，非洲大多数中小企业通常无法 在网络安全领域进行投资，而缺乏安全的网络环境又增加了中小企业造成财务损失的可 能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作为以数据驱动、以数字技术赋能的数字经济，需要强有力 的网络安全保障才可充分释放其价值，网络安全对于保障跨境数字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缺乏具有安全保障的网络环境极大限制中非数字平台的搭建，而数字平台的匮乏 也将进一步限制合作深度。

同时，非洲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大了争端解决难度。由于非洲的政局不稳定， 执政党的变更往往会对法律进行变更，这就导致在非洲缺乏稳定完善的法律机制。且一 些非洲国家在立法中缺乏相对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用以解决双方企业在合作中所 出现的纠纷，针对数字经济领域也缺乏专门针对数字经济治理与保障的法律条文，因此产生争议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窘况。缺乏法律保障将打击双方合作积极性。对此，中方应当与非方一同加强数据治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在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等国际组织中的合作，赢得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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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歌（1995年-），女，汉族，吉林长春，韩国汉阳大学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数字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