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双元创新做了大量丰富的研究，但是对于这些研究的总结归纳程度略有欠缺，尤其是对于双元创新的前因关注不够。因此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分类、归纳，将双元创新的前因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以弥补现有的研究缝隙。借鉴前人研究，本文将双元创新的前因分为组织外部情境驱动、组织内部情境驱动、人因驱动三个层面，并且分别进行了梳理。通过总结本文发现现有研究一是数字赋能与双元创新结合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少，二是现有文献尚未深入地研究数字赋能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内在作用逻辑、总结多种可能的赋能路径和揭示内在的赋能机制，导致不利于理解数字赋能企业双元创新的中间机制。

关键词：双元创新；前因；述评

1双元创新研究概述

国内外的学者对双元创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Duncan（1976）首次将双元性概念引入管理学研究中[1]，提出“双元组织”的概念。在此基础上，Benner&Tushman（2003）[2]根据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探索式创新是依靠当前知识或者脱离既有知识来进行新产品设计或开发新市场，从而形成新的知识基础；利用式创新则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提升组织的既有技能、过程和结构。自此，双元创新的概念较为清晰，也将技术创新研究从成果导向的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扩展延伸到过程或行为导向的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上。在我国，焦豪（2011）率先探究了如何通过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来构建双元组织[3]，以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竞争优势，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企业动态能力对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对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竞争优势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上有1万+的下载量，对后面国内双元创新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双元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一直是一个较为热点的主题，非常值得挖掘。

2双元创新的前因研究

关于双元创新的前因研究也一直备受重视，刘志迎&周晴晴（2023）[4]通过文献的归纳总结，将双元创新的前因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组织外部情境驱动、组织内部情境驱动、人因驱动。董保宝等（2022）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5]，从组织层面、团队层面、管理者层面分别探讨了双元创新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前者的分类方法进行归纳。

2.1组织外部情境驱动

这一视角主要从开放式创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几个方面来探究企业外部环境以及内外部交互如何影响双元创新。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合作等方式有目的的获取、整合、利用内外部知识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一种创新范式。刘志迎等（2021）[6]指出内向开放式创新会使企业接触创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并获取创新相关的知识资源，因此会促进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外向开放式创新可能会产生信息泄露风险，还可能存在机会主义，因此会抑制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并通过实证验证了这一观点。在关系网络方面，杨金玉&陈世强（2020）[7]发现合作研发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大于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相反，企业合作研发网络结构洞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大于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Zhang等（2020）[8]从联盟网络多样性的角度发现产业多样性促进双元创新、地域多样性阻碍双元创新、功能多样性与双元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而知识网络也对双元创新有重要影响，王钰等（2023）[9]提出并验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效应，而对利用式创新具有负效应。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的学者认为不同的创新活动需要不同的知识和资源，当企业拥有更多的认知资本、结构资本等社会资本时，相较于其他企业更有优势，有利于企业开展双元创新（Cao et al.， 2021）[10]。当然，外部驱动因素远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李永奎等（2023）[11]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凌鸿程等（2023）[12]提出社会信任显著促进了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综上，外部因素纷繁复杂，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已有的研究探索了非常多的外部因素，未来开放式创新与双元创新的关系依然值得关注。

2.2组织内部情境驱动

组织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组织学习、组织资源与能力、盈利压力等。在组织结构方面，He & Wongpk（2004）[13]说明有机、松散耦合的组织结构支持探索式创新的形成，机械、程序化的组织结构支持利用式创新的开发。奚雷等（2023）[14]说明资源柔性何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均能够促进双元创新；与协调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相比，资源柔性人力资源管理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在组织文化方面，Hill & Birkinshaw（2014）[15]说明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需要不同的文化情境，故双元创新的成功实施需要企业构筑多样性的组织文化。吕鸿江&赵兴华（2023）[16]指出当组织倡导集体/个人主义文化时，中层管理者与上下级之间的咨询/朋友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层管理者的利用/探索式创新。在组织学习方面，Ryu等（2022）[17]指出探索式知识和利用式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新。王东辉等（2023）[18]基于资源基础观，从高管优势整合、资源利用、组织学习3个角度，对中国情境下双元创新的60个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元分析，发现在中国情景下，高管优势整合、资源利用和组织学习均能够显著提升组织双元创新，且其促进作用强度依次增强。在组织资源与能力方面，MF（2022）[19]指出智力资本通过动态能力促进双元创新。Seepapa等（2022）[20]提出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认为互惠投资可以促进双元创新，而互补资源则不能带来这种好处。Liao（2023）[21]验证了大数据分析能力与双元创新正相关。杨博旭等（2021）[22]发现技术多元化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而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许治等（2022）[23]验证了大数据能力有利于促进组织双元创新；组织学习在大数据能力和组织双元创新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的作用。李晓翔（2023）[24]则考察了无形资源空间对中小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指出中小企业不同维度无形资源边界的创新作用存在差异，其中资源权力、效率边界的拓展分别有助于探索式、开发式创新，而资源能力边界的拓展同时对二者有利。在盈利压力方面，Konjg等人（2021）[25]等指出在盈利压力下，为了兼顾短期收益和未来发展，企业会权衡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综上所述，内部因素也可以细分成多个角度，且在每个角度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未来多个内部因素对于双元创新的组合影响或许值得探索。

2.3人因驱动

关于人因驱动的双元创新，主要研究对象是员工和高管团队，且关于后者的研究更多。在员工方面，Mom等（2018）[26]已初步发现员工的积极心理认知，如态度、心理情境和内在动机等，会引发更多的二元创新行为。熊立&占小军（2022）[27]指出能力和动机导向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的交互效应正向提升创新人员的工作沉浸感，进而激励其二元创新行为。在高管团队方面，Fu（2018）[28]发现分布式领导对于双元创新有正向作用，这种关系部分由知识共享中介。方鑫&董静（2022）[29]发现管理层能力显著促进了创业企业实施双元创新战略；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双元创新战略的积极影响；团队异质性强化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双元创新战略的积极影响；管理层权力强化了管理层能力对探索式创新战略的积极影响。吴剑琳等（2022）[30]意图探索领导认知特征对于团队双元创新的影响，发现促进焦点是一种重要的认知特征，高促进焦点的团队领导追求积极的结果，关心成就和抱负，并通过实证说明了团队领导促进焦点对团队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严若森&赵亚莉（2022）[31]发现家族创始人CEO会促进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与家族创始人CEO相比，继任者CEO会抑制家族企业创新，具体来说，继任家族成员CEO会抑制利用式创新，而职业经理人CEO会抑制探索式创新。马美婷等（2023）[32]研究高管团队技术印记与绿色双元创新的关系，发现高管团队拥有技术专业教育印记，更倾向绿色探索式创新；高管团队拥有技术职业经历印记，更倾向绿色利用式创新。从个体的态度、认知、行为等方面研究员工和高管团队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情境和中国文化下的员工与高管的个人特征与西方的显然有所不同，目前中国化的研究并不多，未来可以做比较研究或者情境化研究。

3数字化与双元创新

自2021年数字化转型成为国家战略，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双元创新成为一个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议题。张国胜等（2021）[33]将数字赋能定义为企业将数字技术与组织、生产及管理全方位融合，赋予企业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使企业获得重新组合要素的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发展效率和加速企业增长。Zhang & Long（2021）[34]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双元创新—组织韧性”的理论路径，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说明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进而对企业的组织韧性产生了积极影响。Zhang等人（2022）[35]将大数据能力、双元创新和持续的竞争优势归入一个分析框架，指出与探索性创新战略相比，大数据能力将使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开发性创新战略和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从双元视角来看，双元创新战略的组合维度在大数据能力和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而双元创新策略的平衡维度则不存在。蒋峦等（2022）[3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分别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姜英兵（2022）[37]通过大数据文本挖掘技术获取相关数据，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投入水平，且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更大。董瑶等（2023）[38]发现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可见，关于数字赋能与双元创新的文献出现的比较晚也比较少，未来数字化实践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理论指导。

4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可以看出，关于双元创新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双元创新做了非常多重要的探索，研究双元创新的概念和测量、双元创新的驱动因素和平衡机制、双元创新的结果等等。其中，双元创新的前因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少学者从组织外部情境驱动、组织内部情境驱动、人因驱动等各个维度进行探讨，其中，组织内部情境驱动因素探讨的较为全面和深入。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化转型或数字赋能与双元创新的关系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已有部分文献论证了数字赋能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但是，与我国数字经济的总量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比，目前研究数字赋能与双元创新的论文数量稍显不足，稍滞后于实践的飞速发展。另外，现有文献但更多停留在比较浅显的赋能关系定量检验上，尚未深入地研究数字赋能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内在作用逻辑、总结多种可能的赋能路径和揭示内在的赋能机制，导致不利于理解数字赋能企业双元创新的中间机制。所以，进行数字赋能与双元创新的关系研究，厘清数字赋能企业双元创新的多重路径和内在机制，揭示赋能“黑箱”，对于提升数字赋能效果和促进双元创新实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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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英明 学校：北方工业大学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