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究“枫桥经验”发展演进路径，以合肥基层社区为例考察基层治理问题与挑战，积极破解当前合肥基层治理面临的制约因素。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巨大优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实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长治久安。

关键词：演进路径，基层治理，路径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演进路径

“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浙江诸暨，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智慧、东方经验。60多年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国家治理手段逐步由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治理内涵不断深化。

（一）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中，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是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当时公安部负责人汇报枫桥社教经验后，高兴地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他亲笔批示，好好总结这个经验，“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从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

（二）社会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持续发展。全国各地以德治涵养文明建设，以法治夯实社会治理根基，以自治激发社会活力，探索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平安社会建设的重要法宝。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中国之治的一张名片。跨越半个多世纪，作为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士长”的社会治理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到今天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拓展到了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合肥基层治理情况与制约因素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合肥基层治理基本情况

1、基层治理不断创新发展。近年来，合肥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持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作为全国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城市，合肥市坚持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全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2023年成功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2、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挑战。一是基层治理中矛盾纠纷数量在总体上呈现增多趋势，矛盾纠纷涉及面广，联动性强。这是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逐步取代农村成为经济社会的重心。长期以来，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的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在贫富差距扩大、传统道德约束力下降、法律有待健全、违法成本低的条件下，新旧问题交织，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威胁社会安定。二是基层治理出现问题的类型日益多样化。随着社会结构、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基层治理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民生问题，还有安全领域的问题。这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从物质生活需求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深刻转变，让人们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政府服务和治理期待更高。然而，基层治理能力还存在一定差距。三是矛盾风险发现、防范、处置难度增大。这是深度融合的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挑战。信息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诸如金融风险、网络犯罪、网络意识形态、群体性事件突发等风险，成为影响基层社会稳定的高危因素。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合肥基层治理制约因素

1、治理客体因素：对于“治什么”存在认识误区。一是基层对于治理内涵有片面认识。基层治理的涵盖面，包括矛盾调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等领域，涉及民生、发展、风险防范等动态过程。基层治理实践中对矛盾调处有足够重视，却容易忽视安全风险防范等治理问题。二是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的作用各有缺位，影响“三治”融合效能发挥。自治方面，基层治理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法治方面，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意识的培养仍是短板，群众遇事不找法，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德治方面，移风易俗和文明创建活动开展不够深入，社风民风需要进一步改善，社会的道德水平需要全面提高。

2、治理机制因素：对于“怎么治”存在制度缺位。基层治理平台、机制运行不畅。社会治理机制尚不完善，现代治理机制尚未建立。从调研情况来看，无论是网格员信息收集，还是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以及诉调之间的对接，主要是以线下方式为主。矛盾纠纷调处机制的主要功能还是停留在网格员信息人工填报、办理进度实时监测等，局限于单向度的行政管理，无法通过数据分析做出预测预警决策，智能化程度较低。同时，司法、行政系统的调解平台有的尚未实现互联互通，缺乏信息共享和有效衔接，源头治理整体效能发挥受到限制。

3、治理主体因素：对于“由谁治”存在协同错位。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尚未真正形成，治理主体的协同度、治理主体参与度尚待强化。一是党的全面领导在基层治理中组织力不足。在目前基层治理体系中，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还有待加强。少数基层党支部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在城市新领域新行业新群体党的组织和工作还不能全覆盖，工作中还存在空白点。二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基层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职责。随着越来越多的管理服务事务下放到基层，社区治理的服务能力不足。三是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动力不足。基层社会矛盾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问题关联性、复杂性增强。单单依靠政府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基层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发育还不充分，基层群众的责任感和参与的主动性不足，不能充分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合肥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路径

（一）治理理念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实现治理新理念

1、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全域治理理念。强化“大平安”治理理念。加快构建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格局，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建设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形成全域治理体系。破解治理的新问题，应该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探索创造性方案，从单一部门、领域、层级和地区治理转向全域治理。全域治理就是从系统全局看待问题，在更高层级的统筹下，全面深化多领域、多部门、多层级改革，更大范围重组资源要素，有效提高系统性、综合性、可持续的治理能力，逐步形成全域社会治理体系。

2、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理念。从自治为基、德法相辅到三治融合机制的建立，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基层治理良性循环系统的一把"金钥匙”。

自治是基石。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要进一步推动广泛、真实、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真正保障人民群众有效表达意愿、持续参与城乡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柿树岗乡推行“村事民定”工作法，倡导“有事大家商量着办”，确保群众对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成效显著。截至2021年9月底，全乡共开展协商议事320多场次，形成《协商纪要》246份， 其中落实协商结果202件，落实率达82%。

法治是保障。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最大创新发展，就是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纳入法治轨道。这几年，诸暨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诸暨建起了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中心，群众有了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就能得到调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要进一步实现践行民主与践行法治的统一。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培养法律意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

德治是支撑。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要进一步注重通过民主实践提高人民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进一步体现其道德濡化功能。充分发挥德治的教化作用，让更多矛盾纠纷在萌发阶段、诉讼之外得到妥善化解，从而降低和减少社会治理成本，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3、坚持风险防范“源头治理”理念。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

做好预警预测。基层政府应主动聚焦在基层治理中的频发问题和重点领域，科学制定矛盾风险管理预案，建立健全矛盾风险研判、决策评估、协同防控等机制，形成集信息共享、综合研判、部门联动、跟踪督办、应急处置于一体的工作体系，着眼于可能发生的风险领域开展预见性治理、专项治理。

加强源头治理。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防范转型。发动和依靠群众，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治理机制创新：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化法治化

1、创新“一站式”解纷机制。目前，肥西县已建立1个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14个乡镇（园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281个村（社区）调委会，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市要进一步加强市、县两级“一站式”非诉讼纠纷解决中心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司法行政、信访、民政、人社、卫健、法院等相关部门进驻中心集中办公，着力打造资源共享、整合运行、上下联动、专业调处的工作格局。着眼“发展”问题，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等实体平台，为法人、自然人提供高效服务，力争做到“最多跑一次”；着眼“安全”问题，建立综治中心等实体平台，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网格化管理等功能，力争做到“最多跑一地”。要结合各层级不同情况，明确综治中心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功能，完善工作运行机制。

2、创新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是“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目标。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断畅通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搭建村（居）民议事平台，集群众智慧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肥西县新街社区创新打造“老张说事”多元化矛盾调处品牌，集中排解群众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案件。“老张说事”矛盾调解机制自创立以来有效化解群众各类矛盾纠纷300余件。新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创新“三治融合”治理新实践，把基层协商民主与开展村民单元自治、村民组长队伍建设、“一约四会”等联动推进，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3、创新数智融合治理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须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与数字技术应用紧密结合。包河区方兴社区探索“三精融合”智慧社区建设工作法。以智慧社区建设为抓手，整合辖区资源，对人、事、地、物、情等实行精准定位、精准管理，一张图网尽社区管理各类信息。通过线上数据流转，推动线下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社区围绕社区一张图的基础数据，整合各类资源以及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收录其中，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定位、事件上报情况、服务功能信息等。网格员向平台报送各类矛盾纠纷和隐患，平台根据信息级别和事态进行研判分流。2017年以来，社区共排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00多起，累计上报问题信息8万余件。

（三）治理主体创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治理合力

1、坚持党建引领。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反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着重发挥党委的组织领导、统筹谋划和党委政法委的协调推动、督办落实作用，健全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2、突出政府负责。紧紧围绕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社会矛盾风险、社会治安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风险隐患，建立完善指挥高效、反应灵敏、行动有力的市域应急管理体系。全面升级“城市大脑”，完善城市治理“一张图”，实现城市运行“一屏统览”、城市治理“一网统管”，探索实施基层治理“一张网”工程。方兴社区打造“线上不打烊”的“十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依托巡查、楼栋、入户走访、商户、河长共五类4150个二维码，搭载社区服务“微平台”。深度利用社区大数据，与各类企业合作建设创新项目，打通公共服务与社会化服务之间的数据通道。

3、强化社会协同。发展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加大平安志愿者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注册成立平安志愿者组织，组织群防群治力量持续开展专项行动，凝结社会力量共创基层平安。要更好发挥基层服务类、公益类、互助类、专业调处类等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新模式。在相应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下，实现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和良性互动，共同创造基层治理新局面。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2024年重点科研课题，编号HFDXKT202419

作者：张军，中共肥西县委党校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