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演变，我国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困境，外贸转型升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旨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摆脱长期嵌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对我国企业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事实上，我国在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国内价值链日趋成熟，逐步形成了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交互融合的“双循环”发展模式。因此，在双重价值链框架下研究我国出口转型升级是增强我国供应链产业链韧性的核心，也是我国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双重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出口转型升级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前，我国积极融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步发展成为制造业的“国际枢纽”，全球分工地位不断提升。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逐步由外延式扩张逐步走向内向式收缩，我国价值链正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1] ，面临收缩性风险。事实上，我国在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同时，国内价值链日趋成熟，逐步形成了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交互融合的“双循环”发展模式[1] 。因此，在双重价值链框架下研究我国出口转型升级是增强我国供应链产业链韧性的核心，也是我国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支撑。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一）双重价值链嵌入的相关研究

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来看，依据分工主体的不同，诞生了国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双重价值链等概念，大量学者从双重价值链嵌入的测算方法和经济效应开展相关研究。

（1）双重价值链嵌入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价值链嵌入即各个国家（或地区）融入价值链生产环节，进而实现本国（或地区）价值增值，而价值链嵌入模式主要分为嵌入程度与嵌入位置两个方面[2] 。Hummels等（2001）首先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即采用一国出口中包含的中间投入品占比来衡量国家的分工参与度[3] 。Daudin等（2011）将垂直专业化指数进一步细化，改进为本国的出口被其他国家作为中间投入品生产出最终产品后，又通过本国进口流回的附加值比重[4] 。Johnson和Noguera（2012）则用一国出口中未回流的本国附加值比重衡量国际分工水平，且该数值与国际分工程度呈反比[5] 。然而，以上测算方法均假设中间投入品比例固定不变，其在加工贸易中存在较大误差。Dean等（2011）和Koopman等（2012）放松了中间投入品固定比例假设，并通过对比发现固定比例假设会高估我国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比重[6 -7] 。Upward（2013）以及Kee和Tang（2016）则从微观视角对企业国内附加值占比进行测算，将企业在中间投入品选择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考虑在内[8] 。赵桐等（2018）构建区域增加值模型，分析了制造业在双重价值链的位置[9] 。黎峰（2020）借助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不同程度[10] 。

（2）双重价值链嵌入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国际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即企业主要参与国际分工与跨国活动。Gereffi（2005）指出，国际价值链的核心思想是国际分工，并探讨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机制，即全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如何组织与协调[11] 。Wang等（2017a）通过分解部门产出，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涉及到增加值跨境流动，根据增加值跨境次数的不同将全球价值链分为增加值跨境一次和增加值跨境两次及以上[12] 。而Hummels等（200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垂直专业化指数，而该指数测算的前提为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且出口生产的产品[3] 。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实践和大量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获得分工红利[13 -17]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我国长期被俘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18- 19] ，特别是中高技术行业或者生产性服务业存在低端锁定和被挤出的风险[20-23]。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借鉴全球价值链的测算框架聚焦国内价值链的空间重构[24-25]。中国区域内生产，销售等环节纵向形成国内价值链（NVC）[26] 。

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集中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供应链，着重于国内生产和市场。NVC的产品或服务供应主要是为满足本国消费者需求而设计的。不同学者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划分有所不同，一些学者将没有发生跨境行为的生产专业化分工过程视为国内价值链分工，黎峰（2016）借助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各地区的国内价值链分工[24] ，苏丹妮等（2019）研究了国内价值链对经济的影响[25] ，潘文卿和李跟强（2018）发现，在参与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中，国内价值链高于国际价值链[2] ；还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只有本国企业发生的生产专业化分工，才视为国内价值链分工。邵朝对和苏丹妮（2023）研究发现面对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国内价值链的存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经济效益。虽然后者相对而言更准确，但其操作难度大；前者相对操作简单，应用广泛。

（二）企业出口转型升级的测度及影响研究

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从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和低质量产品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和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向发展的过程。现有文献大多是对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测度指标与影响因素开展研究。

（1）企业出口转型升级测度指标的相关研究

目前，用来衡量出口转型升级的指标通常包括出口国内增加值，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企业加成率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出口国内增加值成为目前衡量真实贸易利得和分工地位的主要工具。Hummels等（2001）关注到垂直专业化的测度，借助行业进口中间投入与行业产值的比值，初步测算了行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率（即垂直专业化）与国内增加值率（1-垂直专业化）[3] 。但其假设“所以出口产品满足直接进口”，忽略了中间品分工的事实。后续有学者从前相关联和后向关联的角度进行补充。由于前向关联测算的DVAR仅适用于国家层面，因此，大多学者是借助Koopman等（2014）或王直等（2015）的测算框架测算出口DVAR。之后学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微观DVAR测算框架，进一步识别了间接贸易和贸易代理商的影响。

（2）企业出口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早期的转型升级研究围绕国家和行业层面展开，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发展的方向。随着价值链研究的不断深入，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主要研究企业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企业出口转型升级主要考察企业贸易方式的转变，即加工贸易转变为一般贸易。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得企业贸易成本和融资成本增加，企业被迫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进行出口活动 ；当企业能够承担较高的生产成本时更倾向于选择一般贸易 ；

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之一是产品升级，而产品质量提升是产品升级的核心。因此，越来越多学者使用产品质量衡量企业转型升级。万淑贞等（2021）深入考察了跨境并购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跨境并购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

（三）双重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研究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影响着一国的经济，而企业大规模的集聚推动着国家经济的进步。现有文献研究双重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转型升级的影响主要侧重于国外中间品进口与国内产业集聚，因此，本文主要从外循环中间品进口与内循环产业集聚的作用视角展开研究。

（1）基于国外中间品进口的作用视角

关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学者持有不同意见。Bas和Strauss-Kahn（2015）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所带来的中间投入品进口较大程度地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了企业出口转型升级 。而Felice等（2015）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产生依赖效应，削弱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抑制企业GVC升级 。

随着中间品内嵌技术的提升，也存在部分研究从中间品进口质量的视角展开研究，并主要聚焦中间品投入质量的测算 、对企业生产率以及对研发行为的影响 。例如，诸竹君等（2018）提出静态条件下的进口中间品质量抑制了企业出口转型升级 。

参考文献：

[1] 吕越，邓利静.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企业“产品锁定”破局——基于产品多样性视角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8）：83-98.

[2] 盛斌，苏丹妮，邵朝对.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替代还是互补[J].世界经济，2020，（4）：3-27.

[3] 潘文卿，李跟强.中国区域的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区域互动与增值收益[J].经济研究，2018，53（3）：171-186.

[4] Hummels D L， Ishii J， and Yi K M.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1）：75-96.

[5] Daudin G， Rifflart C， and Schweisguth D. 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44（4）：1403-1437.

[6] Johnson R C，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86（2）：224-236.

[7] Dean J M， Fung K C， and Wang Z. Measuring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The Case of Chin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19（4）：609-625.

[8] Koopman R B， Wang Z， and Wei S J. Estimating Domestic Content in Exports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2，99（1）：178-189.

[9] Upward R， Wang Z， and Zheng J. 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The Domestic Content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Chinese Export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3，41（2）：527-543.

[10] 赵桐，宋之杰.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双重价值链分工——基于区域总产出增加值完全分解模型[J].国际贸易问题，2018，（11）：74-89.

[11] 黎峰.双重价值链嵌入下的中国省级区域角色——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J].中国工业经济，2020，（1）：136-154.

[12] Zhi Wang， Shang-Jin Wei， Xinding Yu， and Kunfu Zhu. 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 [R]. NBER Working Paper，NO.23261，2017.

[13] Gereffi G， Humphrey J， and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5，12（1），78-104.

[14] Baldwin J， Yan B.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Firms， Economic Analysis[J]. Statistics Canada Economic Analysis Research Paper Series，2014，No.90.

[15] Bas M， Strauss-Kahn V. Input-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 Prices and Quality Upgrading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5，95（2）：250-262.

[16] Fritsch U， Holger G. Outsourcing， Importing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for Emerging Economie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5，23（4）：687-714.

[17] 郑江淮，郑玉.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20，（5）：61-79.

[18] 杨蕙馨，张红霞.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J].统计研究，2020，37（10）：66-78.

[19] 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7，（5）：39-47.

[20] 吕越，邓利静.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企业“产品锁定”破局——基于产品多样性视角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8）：83-98.

[21] 王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4，31（5）：17-23.

[22] 黄光灿，王珏，马莉莉.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基于全产业链构建[J].广东社会科学，2019，（1）：54-64.

[23] 黄蕙萍，缪子菊，袁野，李殊琦.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及其中国参与度[J].管理世界，2020，36（9）：82-97.

[24] 宋怡茹，喻春娇，白旻.中国高技术产业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J].科学学研究，2021，39（9）：1564-1573+1603.

[25] 黎峰.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基于改进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J].中国工业经济，2016，（3）：52-67.

[26] 苏丹妮，盛斌，邵朝对.国内价值链、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2019，42（10）：143-168.

项目编号：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双重价值链驱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竞合效应及协同研究”（KYCX22_3250）;

赵永蒙 硕士

郝良峰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