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团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部门”，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新型民间社团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新型民间社团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历程和特征反映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本文选取20世纪的最初10年，亦即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的中国新型民间社团为中心考察，探究其在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20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早期现代化

一、引言

新型民间社会团体是指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依靠契约规则维持，遵从自愿和民主的原则建立的具有现代性质的民间社团。[1]新型民间社团始于新型民间工商团体，清末十年期间商会的诞生，首开中国初具现代特征的民间工商社团之先河。[2]新型民间社团包括商会、商团、消防团体、教育相关团体、学术团体、风俗改良团体、地方自治团体等。从宏观层面看，20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20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

（一）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

20世纪的最初10年，亦即清朝垮台前的最后10年，清朝统治的衰落为新型民间社团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动荡不安，这个时期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革命运动已然成为晚清时期的主题，社会各阶层纷纷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潮流之中，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的环境中汲取力量开始悄然产生并获得了快速发展。而这10年也正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中国民间社团得以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自1904，商会这一新兴商业组织很快在全国各地相继设立，而且迅速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和普及度的新型商人社团。[2]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型商人组织——商团，也在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应运而生。商团由商人禀请成立，大多也得到清朝中央有关各部及地方官员的支持。商团是一种兼具健体强身和半武装组织双重性质的团体，由商办体操会或体育会演变而来。除商团之外，清末的商人还曾建立各类具有较大独立性的新型社团，它们涵盖了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卫生消防以及改良风俗等多个重要领域。此类社团均有两名以上人士自愿建立，具有完整的章程，依规则行事，遵循契约精神，独立自主的运行本社团社务。这些新型社团的涌现，进一步拓宽了非官方独立社会活动的疆域，使其触及并影响了社会的多个核心领域。

（二）新型民间社团产生的原因

清末新政为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政策支持。清朝政府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优化商办私营企业的营商环境，避免直接干预市场、制定颁布商法和各种经济法规提高商人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将部分管理权下放到民间等。这些措施使得新型民间社团尤其是经济社团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产生，也就是独立经济活动领域的形成，打破了传统社会对民间社团的限制，为民间社团的合法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官商协同为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空间和资源整合支持。官僚阶层和商人阶层虽然在利益和地位上存在差异，但在推动中国近代化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官商一致认为创设商会等新型民间社团，发展工商和振兴实业是救亡图存之道。“许多新型民间社团的创立，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2]因此，他们共同推动了商会等新型民间社团的诞生。

新兴商人阶层地位跃升为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空间和经济支持。商会、同业公会等社团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商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各地的地方自治团体，新式消防社团，文化教育、学术研究、风俗改良团体，乃至农会等各类新型民间社团中商人都活跃其中。新型商人阶级思想活跃、经济实力雄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在各种新型社团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

三、20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与早期现代化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包含广泛认可的工业化与民主化，虞和平则在其著作《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详尽阐释了融入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追求民族独立的民族化的必要性。基于此，笔者将着眼于20世纪初新型民间社团的发展，探究其在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新型民间社团的发展、兴盛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

虞和平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提出”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早在清末新政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就已有所发展，并有全面铺开的态势。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源于“开眼看世界”后西方因素的渗透影响。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掀起了现代化浪潮，人类传统社会结构被打破，新型政治形态涌现，生活方式也经历了颠覆性的变革。由此带来的工业化的产生以及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促进了中国自身的工业化。

20世纪初清朝末年，清朝统治阶层清醒的认识到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3]清末新政后，进一步提出振兴工商政策，积极倡导民间资本投入实业领域，兴办实业。并开始将一批原先由官办和官督商办但效益不佳的企业，如张之洞所创立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于1908年进行了合并与重组，转型为民间资本主导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此外，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船坞也在1905年与总局分离，转变为独立的江南造船厂，由民间资本经营。张之洞创建的纺织企业也全面实现了民营化。即便是经营效益显著的轮船招商局，也在1909年成功突破重重障碍，完成了向民营商办企业的转型。

在民间方面，形成了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官商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以绅商阶层为主体创办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活动迅速兴起，同时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进而有效推动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据统计1902年—1913年间，“天津新设的工厂就有49家，其中华资工厂28家，资本总额373万元，外资工厂21家，资本总额101.8万元。”[4]“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有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开设的。[5]由此可以看出，清末工业化在规模、范围、水平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生长，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新型民间社团尤其是商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工业化作为其主要诉求，在20世纪初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显然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新型民间社团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都对社会实行十分严格和严密的管控，不允许民间成立具有真正独立性的团体或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很难孕育出脱离国家直接控制而具有相对独立自治特征的新型民间社团。然而，在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在20世纪初，清政府改变了已往对民间社会团体明确禁止的态度，积极支持和鼓励民间社团的建立。1909年初清朝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要求凡城镇各设议事会、董事会，乡设议事会，负责办理自治事宜。[2]这表明在清朝末年，随着政府逐步放权，原本由国家严密管控的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实业、市政以及公共营业等多个领域的管理权得到了显著的下移，转移至民间管理。同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地方自治的功能，这一转变不仅为民间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的社会活动空间，更为民主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同时由于清朝时期的民间社团在规章和组织制度上效仿了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相关社团模式，并且清政府对这些新兴社团的具体运作并未实施过多的行政干预或设立严格的限制措施，使得这些社团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自由发展，因而本世纪初建立的一部分新型民间社团，在其产生之初就非常明显地具备了现代民间社团的诸多特征。此外，这些社团的运作严格遵循具有契约性质的规章制度，而非依赖于少数个体的主观意愿，也绝非对所有政府指令都唯命是从。

新式社团的广泛兴起为民主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性支撑。同时，“各种新式社团的诞生是近代资产阶级力量成长壮大的一个新的界标，并为影响当时政局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由于清末兴起的新式社团组织内部大部分已经突破了血缘、乡缘等亲戚关系社团的限制，所以，对于民众现代意识的产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6]在它们的努力下，清朝末年的社会风气逐渐开化，民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这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新型民间社团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端

在阐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虞和平指出，“所谓中国早期现代化，就是中国自1840年至1949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一般涵义讲，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涵义。但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社会状况下展开的，因此它的核心涵义还应增加一个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7]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认同、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它是民族凝聚力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对于塑造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大肆侵略，国内民众反抗斗争不断，清政府内忧外患，中央政府权力日渐式微，面对外敌的凌辱和国内的混乱，政府官员与商界领袖意识到，必须汇聚民族力量，才能有效抵御外侮。他们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新型民间社团，以团结社会各界，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社团不仅为商人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协作的平台，更成为凝聚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情怀的重要阵地。新型民间社团的创立，尤其是商会的成立，正是官商双方在追求国家强盛、民族自救的共同目标下，进行良性互动和合作的产物。例如上海商人之所以发起成立体育会和商团，是因为认识到“国民躯体羸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遂发起组织体育会，“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干城之选。”[8]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并强化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随着西方侵略的进一步深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的经济侵略。至1905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成为20世纪第一个反洋货运动的高潮。商会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中首当其冲。7月22日，在上海七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行动后，七十多个行业纷纷响应。南京、苏州、扬州、等一百六十多个城市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激发了民众的集体意识和团结精神，推动了民族整体的自我改革和进步。

四、结语

20世纪初期新型民间社团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伴生物，它们在支持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因此，从总体性质的功能上讲它们属于现代社团。当然，由于这些社团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早期孕育而生，或多或少地受到官府的制约，但是这并不足以阻碍它们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朱英.论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J].理论月刊，2005（4）：5-9.

[2]朱英.20世纪中国民间社团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4）：68-74.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5]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6]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J].历史研究，1990（05）：39-51.

[8]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86.

作者简介：李亚秋（1997—），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