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现实行为、历史底蕴和政策主张在国内外民众心里所形成的总体性评价和综合性印象。一国对外的国家形象至关重要，构建积极的国家形象，有助于提升该国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中国在沿线国的经济活动有明显增长，这些经济活动能否改善当地民众对我国的看法和态度，提升中国在当地的国家形象，对于中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全球善治具有积极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对沿线国的投资和出口显著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应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切实提高沿线国民众的社会民生福祉，使东道国民众直观感受到益处；二、针对国情不同的国家，也应有差异化的投资策略；三、调整中国产品的出口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科技水平，使得产品转型向“高新尖”，从而更好地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关键词：“一带一路”；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国家形象

第1章  引言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这一倡议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为中国与相关国家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内攻城拔寨持续扩张，以及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持续污名化，导致部分国家、地区对“一带一路”存在错误认知，甚至持有敌视态度，对中国良好国际形象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带来了不良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对外经济活动有效构建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对于出口和投资的传统研究主要关注在这些对外经济活动的具体模式及其经济收益，较少关注对外经济活动对国家形象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投资及出口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

2.1  对外经济活动影响国家形象的理论分析

2.1.1  技术溢出效应

Arrow（1962）最早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他指出，技术溢出效应是在贸易或其他的经济行为中，先进技术拥有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其技术，促进东道国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升级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产生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小。

Romer（1986）提出的知识溢出模型强调了知识的特殊性，认为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任何生厂商所产生的知识都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这一模型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将内生的知识技术的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强调了知识的生产和溢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后Lucas（1988）指出：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会对其周围的人产生有利的影响，从而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尽管本人并不会因此获益。

对于中国而言，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可能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本国企业吸收东道国先进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起到促进作用，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中国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跨国投资和出口，自身的技术和知识溢出可能会帮助东道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当地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增强国际竞争力。由此，可从侧面反映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对中国投资和出口形象认知存在差异的原因。

2.1.2  投资动机理论

投资动机是指投资活动主体进行投资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可分为六大导向：1、资源导向型投资动机。2、市场导向型投资动机。3、效率导向型投资动机。4、分散风险型投资动机。5、技术导向型投资动机。6、环境污染转移型投资动机。投资动机的不同，会导致各东道国对于投资国的印象大不相同。一般而言，资源导向型、技术导向型、环境污染导向型投资都会明显使当地的生态带来破坏或者先进技术的泄露，这些负面影响可能会使东道国对投资国的评价趋于负面。然而，跨国投资并不总是带来负面影响，一些投资可能会带来技术创新、就业机会和市场发展，从而赢得东道国的赞誉。因此，投资国在进行跨国投资时应该充分考虑当地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方式，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有助于赢得东道国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2.1.3  政府干预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8）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的经济职能理论。斯蒂格利茨主张政府应主要关注资源配置职能，通过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职能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某些国家和地区存在政府干预企业的现象，一些国家专门为本国企业提供“搬家费”，以协助它们转移产业链，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中美经贸摩擦以及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也应采取相应措施来增强在华企业对外展开经济活动的信心，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声誉，并从而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

第3章  研究分析

3.1 投资、出口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分析

3.1.1  投资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为东道国积累更多资金，改善经济建设水平和社会福利条件，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并有效减轻了当地政府的财政压力，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DSoyres et al.，2020）。有证据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提高了沿线国家的技术水平，也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祝继高等，2021）。因此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正面的影响。

3.1.2  对沿线国家出口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加速，国家地区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良好的国家形象已成为开展各种经贸活动的重要基础。当出口国向进口国展现了积极正面的形象，两国关系改善的正面感知会投射到出口产品上（薛新红和王忠诚，2016）。卢盛峰、董如玉和叶初升（2021）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当地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和改善了沿线城市的政策环境，最终促进了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出口。

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出口也会反过来影响本国国家形象，对于沿线国家而言，若出口到该地区的产品能有效改善该国社会福利水平、促进当地科学技术进步、缩小制造业的技术差距、节省科技研发时间，使当地民众切实获益，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当地的国家形象。

中国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产品出口通常以“物美价廉”为主要特点，可能对本土产品构成竞争威胁，引起当地企业的危机意识，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当地消费者而言，低廉而优质的产品降低生活成本并提升生活水平。因此，对高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有利于提升当地民众的福利水平。

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优质产品的进口可能使本国已经落后的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由于产业结构不完善，这些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学习升级和改造本国产品。当地消费者也可能难以承担产品的高价，低收入国家的产品出口可能短期内不一定能提升当地的优质经济水平，但从长远来看会产生一定的帮助。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正面的影响。

3.1.3  对沿线国家出口与投资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并且是国际经贸研究的热点之一。理论上，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主要涉及替代和互补两种模型。替代模型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undell （1957） 提出，贸易与投资存在替代关系，即贸易障碍会导致资本流动，反之亦然。Helpman等（2004） 提出，企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会将销售重心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然后转向对外直接投资，这表明了二者之间的替代作用。

Markuson（1983）和Svenson（1984）认为投资和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同时还存在互补关系。Yamawaki（1991）也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Lipsey（1984） 认为企业某个产品的销售和服务设施在海外市场的存在，都会增加那个市场对其所有产品的需求，从而增加其母公司的出口。Brainard （1997） 指出企业海外子公司的销售和国际贸易都会增加市场规模，扩大知识产权优势，从而使二者相互促进。陈琳和朱一帆（2016）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皆有促进作用。

基于以往研究结果，本文合理推断，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相互促进。随着对外投资和出口的增加，中国在东道国的国家影响力将得到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正面提升具有互补作用。

第4章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出口能否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本文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果如下：

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出口确实能显著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对沿线国家投资和出口增加越多，东道国对华形象感知越好。

对投资和出口的交互项做滞后多期的回归发现，交互项在滞后二期后回归结果正向显著，这说明出口和进口对国家形象的提升作用在短时间内不存在交互效应，相互独立，但是存在长期互补效应。二者的交互作用会使得中国对外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促进国家形象的提升。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投资和出口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影响各不相同。对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的投资和出口在短期内带来负面影响，长期上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的出口皆呈正向影响，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呈长期正向影响；而对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和出口则都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带来显著正向效果。对出口产品进行分类回归发现，不同出口产品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除饮料及烟叶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出口都对中国国家形象起正向显著作用。

中美关系紧张以及沿线国家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相关东道国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认知产生了影响。那些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持更为负面的国家形象认知。

4.2  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我们要重视国家形象塑造，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信任，注重对沿线国民真实情感的反馈，切实提高沿线国民的社会民生福祉。使东道国国民能够深入体会中国对外投资带来的效益，并通过投资更有效地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从而为跨国企业的对外发展减少阻力和偏见。

基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出口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以及与美国不良关系对中国国家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有必要在发展“一带一路”的同时，重新框定中美关系、重新构建中美战略叙事，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同时在主流媒体上加大对中国的正面宣传，大力推动中国媒体的发展。

对外投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异质性提醒我们，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数量不是越多越好，投资合作项目的质量至关重要。“一带一路”促进双边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不仅要考虑如何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也要将社会层面的目标考虑在内，实现针对不同国家，应有不同的投资、出口策略。

调整中国产品出口结构，提升科技水平，使产品转型为“高、新、尖”，而不是传统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应当掌握核心技术，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并且增加财政金融支持，放宽外汇管制，释放外汇需求，从而使出口更容易。

参考文献：

[1]K. J. Arrow.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1962，29（3）：131–149.

[2]Paul M.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3]Lucas，Robert E.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e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4]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1998：1-256

[5]De Soyres，F.The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East Asia Pacific countries[J].World Bank Group，2018，1（4）：1-4.

[6]祝继高，王谊，汤谷良.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投资：研究述评与展望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1， 43 （03）： 119-134. DOI：10.16538/j.cnki.fem.20210101.201.

[7]彭澎，李佳熠. OFDI与双边国家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8，（06）：75-88. DOI：10.13269/j.cnki.ier.20181122.006.

[8]Blonigen，Bruce A.”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FDI Determinants”，NBER Working Paper ，2005，33（4）：383–403.

[9]Wei，Shang-Jin.”Local Corruption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0，31（2）：303-46.

[10]薛新红， 王忠诚. 中国O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 挤出还是挤入[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7，2017（1）： 120–130.

[11]卢盛峰， 董如玉， 叶初升.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高质量出口吗——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1，2021（3）： 80–98. DOI：10.3969/j.issn.1006-480X.2021.03.005

[12]Robert A. Mundell.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3）：321-335.

[13]Helpman， Elhanan， Melitz， Marc J. and Yeaple， Stephen R.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94（1）：300-316.

[14]Markuson， James R. and Svensson， Lars E. O. Trade in goods and factor with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5，26（1）： 175-192.

[15]Yamawaki，Hideki.Exports，and Foreign Distributional Activities：Evidence on Japanese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73（2）：294-300.

[16]Robert E. Lipsey and Merle Yahr Weiss.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of Individual Firm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4，66，（2） ：304-308

[17]Brainard，Lael S.，”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Between Multinational Sales and Trad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 87（4）：520-544.

[18]陈琳，朱一帆.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9（05）：117-124+176.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5.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