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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安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机制及效能研究
摘要:“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以高质量发展为战略布局,生态文明建设以降碳为重点方向,其中,数字经济正是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引擎。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2015-2023年安徽省部分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安徽省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机制和效能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安徽省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未来应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打造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绿色制造全产业体系,加强区域合作,助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造业;绿色转型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现代化绿色转型产业体系。2024年国务院常务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中提出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各方的积极配合,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产业深度融合,新兴化工业积极推动工业化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新进展和成效。
据现有数据统计,我国2023年全年的工业总值增加为39.9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6.2%,GDP比重达到31.7%,中国的GDP占全球比重约为30%左右。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绿色制造加快推进。
同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已经渗透到了消费者、制造商和流通商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并彻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数字经济赋能已经成为构建低碳发展和环境友好产业体系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赋能对安徽省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安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为推动安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发展和地方政府制定保障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2 文献综述
随着制造业环境问题的凸显,众多学者围绕如何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问题做了一系列研究。
(1)绿色转型概念界定。绿色转型最早由OECD提出的“绿色经济”演化而来。Thomas(2024)[1]将绿色转型视为一个企业受能源变革影响而通过绿色行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解学梅(2022)[2]、顾婷婷(2023)[3]认为,绿色转型是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并促进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绿色友好发展模式。
(2)绿色转型驱动和路径分析。陈婕(2024)[4]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可显著驱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张峰(2023)[5] 、朱齐举(2023)[6]认为,应该从技术创新角度阐述对绿色转型的驱动。
(3)数字经济促进绿色转型研究现状。马亮(2024)[7]、杨永生(2024)等认为,我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耦合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空间效应;吴传清(2023)、黄晓慧(2023)认为,某一产业或行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主要利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孙慧梅(2023)认为,数字经济通过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数字绿色化高质量发展。
3 数字经济赋能安徽制造业绿色转型实证分析
3.1 变量测度说明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
关于制造业绿色转型,现有研究并未形成统一的量化指标体系。本文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所需的制造业发展经济、制造业绿色生态和制造业绿色创新三个维度综合考察制造业绿色化程度从而构建指标体系来衡量制造业绿色转型水平并测算企业绿色转型指数。安徽省制造业数字经济制造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对于数字经济安徽省制造业绿色转型水平进行准确评估,采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首先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克服不同指标之间的差异,再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利用公式(1)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其次,确定第j项指标下第i个市的贡献度。其中,表示第j项指标下第i个省占全国该指标的比重。()
最后,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信息熵和权重并计算综合得分。
通过建立安徽省制造业数字经济制造业绿色转型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测算得到全省16个市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由图1安徽省部分地区绿色转型程度以及绿色发展水平测算数据的具体数值如表2可发现,各市之间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并呈现出鲜明的“马太效应”。从均值来看,排名靠前的分别为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等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动力十足;而黄山市、池州市地区的排名最为靠后,数字经济有待进一步发展,其他地区均值水平差异不大。
3.2 模型构建
(1)固定效应模型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安徽省的制造企业积极地接受数字化,加速其绿色转型,可以有效地推动制造企业的“数字减碳”,从而提升其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本项目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我国制造业碳排放与规模、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绿色转型程度;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数字化程度;为包括公司规模、产权性质等在内的企业层面系列控制变量;此外,为了消除行业和年度变化可能带来的干扰,我们特别设置了Industry和Year两个固定效应项,分别对应行业和年份的特定影响。通过这样的设定,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捕捉数字化程度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设定,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时,这意味着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对其绿色转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当该系数为负值时,则说明公司的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会对企业的绿色转型产生阻碍作用。
(2)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制造业的绿色转型,我们选取了资源配置效率、产品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三大探究路径。在确认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之间显著关联的基础上,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构建了三组回归方程。这些方程分别考察了数字经济规模和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如何通过提升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品创新以及优化产业结构这三个渠道,来间接影响制造业的绿色转型进程。这一策略旨在全面揭示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多维路径与机制:
式(6)-(8)为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渠道检验方程。其中,M为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N表示产品创新水平,H表示产业结构优化,T 为时间趋势项为随时间和个体变动的随机误差项。
3.3 数据说明
选取合适的数据来源和样本范围是保证研究结果准确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徽省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2015-2023年的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官网等发布的信息。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获取了数字化的企业数据,并对企业的性质和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用《安徽省统计年鉴》编制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数。本研究选取了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和安庆市五个城市作为典型代表进行计量检验。合肥市、芜湖市、滁州市、阜阳市和安庆市是安徽省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城市,对上述五个地级市 2015-2023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3.4 结果分析
理论分析指出,“产业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这三方面促进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发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1)-(7)列为制造业中三个渠道变量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 ,下表中Tpat系数、Opat系数均相关且显著,在评估企业创新能力时,我们综合考虑了创新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具体而言,创新数量通过企业提交的专利总数(涵盖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来量化,而创新质量则依据发明专利申请量在企业总专利申请量中的占比来衡量。
数字化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引领企业不断优化生产运营结构与内部组织架构,从而实现更高效的管理与运作。这种结构优化在财务指标上的直接体现便是企业经营成本率的降低以及成本费用率的缩减。Cost系数、Cer系数均相关且显著,这表明制造业结构优化与数字经济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企业的资源利用情况采用冗余资源和产能利用率两个方面衡量。由表3可知,冗余资源呈负相关,说明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高。
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R2都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说明了面板回归模型结论的可靠性。分析控制变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力度和政府规模都能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率却抑制了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3.5 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由面板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稳健性。充分考虑制造业企业数字经济技术转型和绿色工艺创新的时滞性特征,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数据进行回归。表4结果显示,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r = 0.3789)。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仍然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与前文检验结果一致,数字化治理能力的调节效应减弱,说明数字政府的建设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管理的时滞性,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从理论上阐述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事实与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所需的制造业发展经济、制造业绿色生态和制造业绿色创新三个维度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并对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与数字经济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数字化推动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作用。第二,数字化渗透了制造业生产经营的每个阶段,促进企业优化生产经营结构,改善组织架构。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力度和政府规模都能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率却抑制了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要大力推进数字科技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安徽省虽然在数字经济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仍存在企业规模小,研发实力不强等问题。为此,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鼓励和引导数字技术发展,推动安徽省数字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深度优化并重塑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架构,旨在无缝对接数字经济时代。安徽省的制造业面临技术瓶颈,其当前技术水平尚不能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并驾齐驱。鉴于此,未来亟需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从而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石。一是强化政府引领作用,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的“指挥棒”,激发企业研发投资的热情与活力。二是构建高效的技术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技术成果的转化与交易铺设坦途。三是深化人事与科研制度的改革,积极营造吸引并留住高素质人才与顶尖研究机构的良好生态。
第三,我们应聚焦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并设计出一套既灵活又具差异化的外商投资吸引策略。当前,安徽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对于制造业的绿色转型进程呈现出一定的抑制性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资流向多集中于效率较低的产业环节,导致了外资配置领域的不均衡与不合理;二是这些外资并未如预期般带来绿色技术的有效扩散,未能有效扭转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鉴于此,我们在坚定实施环境保护政策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外资筛选的严谨性与产业导向性。这样的策略不仅有助于激发环境效益的正向增长,还能同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TosseT.绿色转型先驱:施耐德电气[J].现代制造,2024,(02):34-35.
[2]解学梅,韩宇航.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2,38(03):76-106.
[3]顾婷婷.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绿色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23.
[4]陈婕,王丽娟.“双碳”战略目标下先进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J/OL].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4 -07-16].
[5]张峰,刘家悦.数字化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出口绿色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J].经济问题探索,2023,(09):131-145.
[6]朱齐举.数字经济对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分析——以加快绿色转型为背景[J].商业经济研究,2023,(20):5-9.
[7]马亮,高峻,李娅宁.数字化赋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J/OL].科技进步与对策,1-11[2024-07-16].
基金项目:宿州学院资助202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数字经济赋能安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机制及效能研究(S202410379198);宿州学院资助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机制及效能研究。
作者简介:杨泽美(2003一),河北保定人,本科;陈红虹(2003一),安徽合肥人,本科;唐蓓蓓(2003_一),安徽亳州人,本科;李晴晴(1993-),安徽亳州人,硕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