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羽，演绎了千年不变的精魂，演绎了荡气回肠的凝重。其性格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勇武、忠义。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其浓厚的悲剧色彩给后人留下深深的敬重和惋惜，令后人在深深崇敬的同时无不为其悲剧结局而深深叹息。他勇武超群、人品出众、义薄云天。他高傲自负，缺乏战略眼光，导致孙曹联合使自己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是蜀汉政权的巨大损失。关羽这一有着明显性格缺点的失败英雄，作者在悲剧的结局中使他的人格进一步升华。

关键词：关羽;忠;义;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是一本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古典名著。该书将许多人物，描写得淋漓尽致，无不各极其态。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髯公”关羽，他的忠、义、勇、气，很令我钦佩。关羽，字云长，河北解良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人称“美髯公”。书中描写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手提青龙偃月刀，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可谓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关羽文武双全：他读过很多书，知春秋，明大义;他武功盖世，斩大将颜良、文丑，三战吕布等等。

罗贯中笔下塑造的关羽是一位悲剧英雄形象，他所处的诸侯纷争，三国争霸的乱世社会环境，以及自身骄傲自矜、目中无人、缺乏战略眼光等性格弱点共同酿就了其败走麦城的悲惨结局。但正因为其浓厚的悲剧色彩才给后人留下深深的敬重和惋惜，令后人在深深崇敬的同时无不为其悲剧结局而深深叹息。

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知道关羽是个读书识礼，武艺超群，有胆有识的人。关羽的勇和吕布、张飞之流的勇不同，关羽的勇在于勇中有智，智中有义。孔子云：“君子有勇无义为乱”。（《论语·阳货》）就是说君子有勇不可无义，只一味的匹夫之勇难称得上真正的君子。关羽是真正的君子，是罗贯中笔下的兼高超武艺和义重如山与一体的义勇形象，其一生戎马生涯，为我们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如：“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刮骨疗毒”“单刀赴会”“水淹七军”……

关羽的刚毅，常为世人称道。就连蜀汉的对立面孙权、曹操，以及他们手下的部将也是公认的。周瑜说他是“熊虎之将”，陆逊说他是“当世雄杰”，正是如此，刘备才放心让关羽留守荆州，独当一面。关羽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胆识过人、不畏艰难痛苦的英雄。

“忠”与“义”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的两个方面，“忠”原指为人诚恳厚道、尽心尽力，本义指忠诚，尽心竭力，后有忠于他人、忠于君主及国家等多种含义“义”主要指比较平等的朋友关系，兄弟关系，从真挚的情感出发，丝毫不带有利诱和强制的性质。

关羽的忠，惊天地，泣鬼神。“身在曹营心在汉”流芳千古。曹操为了收买其心，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虽如此，仍未能收得关羽之心。后有人以诗叹曰：“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降曹。”

关羽的义，惊天动地。“华容道，捉放曹”众所周知。关羽为了报答曹操礼待之恩和放行之情，不惜违背军令状，以身家性命当代价，在华容道捉又放曹操。当初若不是这样，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晋朝了。

罗贯中笔下的关羽另一个性格特点是骄傲自负，目中无人，这是造成其败走麦城，惨遭杀害的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无论对友，还是对敌都是如此。刘备攻取益州，汉中称王后，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当刘备派费诗将封关羽的敕令送至樊城前线时，关羽竟看不起黄忠，大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烈！”不肯接受印绥。高傲自负自然容易麻痹轻敌，孙权大将吕蒙正是利用关羽的这一性格弱点设下圈套。夺取了荆州。关羽见此势，只得带领残兵败卒向西退守麦城，后在麦城突围后，依然一意孤行，不听谋士的劝谏，走小路最终被生擒，惨遭杀害，落得个凄凉的下场。

由此可见，由于关羽高傲自负，缺乏战略眼光，不能良好执行诸葛亮嘱咐的联吴抗曹的政策，导致孙曹联合使自己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同时，由于他高傲自大，不能很好地团结部将共同抗敌，致使吕蒙的离间之计得逞，自己也妄送了性命。

综上所述，对于关羽这一有着明显性格缺点的失败英雄，作者毫不掩饰地描述了他对蜀汉集团灭亡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了他武艺超群，勇武忠义，忠肝义胆的正面形象，反而在悲剧的结局中使英雄人物的人格进一步升华，从而让亿万读者为之潸然泪下，产生无比同情和崇敬之情。关羽是当时时代下的悲剧英雄，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他的死之所以震撼我们的心灵，是因为在他的悲剧结局中，被否定的只是他性格的片面性，而他的义贯古今，英雄豪杰之气，永远会在历史英雄人物画廊之中熠熠发光。

参考文献：

[1]罗贯中.《三国演义》.巴蜀书社，1998

[2]《<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

[3]《三国演义学刊》.1986（2）

[4]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5]毛宗岗.《三国志读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6]周思源.《周思源品赏三国人物》.中华书局，2006.8

[7]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

[8]陈寿.《三国志·关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