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以诸暨大唐袜艺小镇和山下湖珍珠小镇为案例，从根植性理论框架下对影响中国特色小镇发展的主要方面和有关因素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经过详细分析和验证，本研究发现诸暨大唐袜艺小镇和山下湖珍珠小镇是以集市为基础利用资源环境、文化、科技以及国家政策推动特色小镇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并由此提出特色小镇的发展需依靠软实力推动经济硬实力。

关键词：认知根植性，地理根植性，制度根植性，组织根植性，大唐袜艺小镇，山下湖珍珠小镇

1.引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的特色小镇建设开始起步，但当时的发展模式多以依托历史积累的当地独有的经营经验与本土物资相结合，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产业特色。在这几十年的探索发展中，特色小镇的建设之路十分艰难。由于上世纪对特色小镇建设理念的理解不到位，造成了类似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缺乏、环境污染严重、历史风貌消亡、传统技艺失传等诸多问题。建设性繁荣之后，实际需求严重不足、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遭受破坏、人才持续流失、企业倒闭、出现了“万镇一面”的问题。对此，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各项解决方案，针对污水提出五水共治，整顿不合规的低小散企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

2016年8月，我国关于特色小镇的地方政策密集出台，特色小镇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其中根植性理念被广泛且有效地运用于各地的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本文将以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珍珠小镇与诸暨袜艺小镇为例，以根植性为理论基础来分析当下的运行发展模式。

2.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国内外关于特色小镇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实例出发，具体分析特色小镇的经营模式与发展现状，围绕地理环境、特色产业与文化内涵三个基本要素进行探讨，从具象的事物中抽象出基本的发展规律。国内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郑海霞（2022）等着重分析了特色小镇建设与历史文化融合对策的相关问题，以及其发展策略的合理性与不足，在肯定当地将特色产业与文化相融合的前提下起初其对于文化内涵挖掘深度、广度不足的缺陷[1]。李丽群（2022）围绕着三要素对其研究对象的现状与未来进行透视，提出更先进的发展观点[2]。俞滨，陈设（2022）剖析现存特色小镇的模式建构与治理机制，并对发展蓝图做出预想[3]。二是从理论出发，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理论着手，分析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对于相关理论的运用，深入剖析现存案例，抽象出该理论运用于实践背后的运转模型，力求为未来特色小镇更好的发展归纳经验。国内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从五个维度对中摩贸易往来过程中文化差异与二者交融中所提炼的现实经验的分析（梁咏莉，2022），为中国特色小镇的特色产业出口提供了理论研究[4]。国外学者朱金斯（ZUKIN S，DIMAGGO P.，1990）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入手分析了小镇的历史职能，并回顾了小镇的发展历程，归纳了当今特色小镇的发展经验[5]。

根植性由匈牙奴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POLANYI K.，1944）从经济社会学角度提出[6]，后由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M.，1985.）引申至社会学，其含义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7]。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机构在地理上接近，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有很强且难以复制的本地联系。因此，根植性又分为认知根植性、组织根植、社会根植性、制度根植性和地理根植性[5]。国内对根植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中，集中探讨特色小镇的形成发展史以及后续可持续发展路径进行研究。叶婷婷（2020）从根植性视域下对文旅特色小镇的发展机理进行探讨研究[8]，杨柳和白荣（2019）对于休闲特色小镇文化特色形成路径探析[9]；对于特色小镇的转型升级：费欢（2018）从根植性视角下对于我国特色小镇的转变与发展进行探究[10]，黄静晗和路宁（2018）对于国内特色小镇进展与展望进行研究综述[11]。

然而，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并未对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进行紧密的结合，地理环境、特色产业与文化内涵依然作为较为分散的三个要素单独对经济的发展进行着作用，三者共同整合而成的社会关系并未被视为完整统一的结构与小镇的经济发展一起探讨。此外，目前对于小镇文化底蕴的挖掘主要停留在较为具体的文化元素上，尚未触及系统的、具有归纳性的中国文化内核，未赋予特色小镇有深度的文化生命力，且目前对于根植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用于与区域经济与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根植性理论，使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中，剖析中国特色小镇的建设。

3.根植性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建设路径

本文从认知根植性、地理根植性、制度根植和组织根植性四个角度出发，以诸暨大唐袜艺小镇、山下湖珍珠小镇为例，分析从集市到特色小镇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

3.1 基于认知根植性的分析

集群中的认知是指有效的、有价值的和结构性的意识形态。认知根植于本地人们的经验之中，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性的地方文化（包括传统、民族风俗、行为习惯等）、信仰价值系统和道德世界观；孕育了人和企业的行为意识、经营观念特别是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地方文化中蕴涵的挑战阻力和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集体性的合作与创新关系[12]。

二十世纪初期的大唐袜业，以小型袜业加工厂为主，呈现出低质量、小工厂、散分布的三个主要特征。且工厂利用燃煤小锅炉给袜子定型，导致环境质量较差。随着2004年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2014年的刑事案件，大唐人的思想和理念开始发生转变。大唐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许多出口企业重视品牌，大规模建立内销渠道；市委启动整治行动，关停3203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低小散企业。2015年，大唐镇党委、政府提出“重构袜业、重塑大唐”的思路，诸暨大唐袜艺小镇紧扣“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契机，着力打造全球唯一的以袜子为图腾的特色小镇，并力争成为全球最先进的袜业制造中心、全球最顶尖的袜业文化中心、全球唯一的袜业旅游目的地。

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大唐袜业小镇从加工小镇向袜艺小镇转变，不再局限于加工袜子，而是推进产品研发、企业创新，如永新集团开发的发热锦纶丝、浙江东方缘针织有限公司开发的防静脉曲张袜等新型袜的发明。

准确的需求定位，特色品牌的宣传是认知根植性在诸暨大唐袜艺特色小镇的具体体现。而山下湖珍珠小镇的发展历程也是对认知根治性理论的一个重要诠释。

山下湖镇在发展珍珠经济的同时，挖掘对于这一自然资源背后精神价值的挖掘。当地从业者致力于发扬该行业背后的人文价值，紧密把握珍珠与信仰价值体系之间的关联，将珍珠真正转化为目的地形象，向文化内涵挖掘方向演进。在近五十年的探索中，山下湖人发觉珍珠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文化，充分挖掘珍珠背后富含美学价值的深刻内涵。不仅如此，山下湖人还将珍珠市场与当地的自然风光统筹结合，深度开发了地区旅游业。多年来，山下湖人抓取珍珠文化，以资源重塑品牌的理念，使珍珠商业口碑深入人心，小镇旅游业体悟深留人心。

大唐镇里蒋村则通过绿植点缀、细节装饰，美丽庭院扮靓乡村美化生活；冠山村将具有老街风情的3D墙绘和古朴村居融为一体；将当地特色传统伟华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探索乡村旅游集群开发新模式。整治乡村环境，提升环境质量，提升居民生活幸福度，坚持以人为本的小镇治理理念。认知理念上的转变推动实现了特色小镇独有的发展道路。

3.2充分发挥地理特色的发展路径

集群的主要特征是地理集中。一般而言，企业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是资源供应是否便利，资源的稀缺性使企业向生产资料丰富的地区集聚。企业都比较容易在一个靠近市场、运输成本较为低廉的地方聚集，地理根植性表现在地理区位上。地理根植性表现在本地的资源禀赋上，包括土地、矿产和森林资源、旅游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与地理有联系的社会资本、人文资源、技术和信息条件等。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地、原料地和市场地往往不会同在一处，企业要考虑三者距离最短、运费最低的区位，符合这些条件的集群无疑拥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12]。

诸暨大唐袜艺小镇，地处诸暨新老城区交接处，依托沪昆高铁、浙赣铁路和诸暨三环线的有利位置，交通运输较为廉价便利。大唐镇历经30多年高速发展，逐渐发展出涵盖绢纺、毛纺、印染、包装、物流等完整产业链，形成了独具市场竞争力的袜业集群。大唐袜艺小镇按区域规划为三大区域。“智造硅谷”是袜艺小镇的智能制造功能区，通过智慧工厂提升袜业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时尚市集”主要分袜业智库、滨水休闲文化长廊、艺术村落等板块。“众创空间”包括电商园、大学生创业园、中国针织原料市场、物流园区等内容。

而山下湖小镇的成功也是与当地自然，社会环境完美结合的典范。山下湖小镇在早年吸取杭州西湖的水利设施，将自然环境的优势与本地商业、旅游业的发展紧密结合。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诸暨山下湖已经与珍珠合二为一，人们发掘出珍珠背后的产业理念与人文价值，形成产业地域品牌。

3.3 以制度为主导力量的建设路径

集群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的制度由法律规定形成，非正式制度则由社会习俗、默认的交易规则和集体行为惯例等构成。正式制度的优势在于它具有强制性，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补，二者存在皆为降低运行成本。集群制度根植于本地化不同层次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结构、金融、政治和经济特征的组合。本地长期发展而来有一定“路径依赖”的集群在联合R&D、联合营销、产学联合、企业孵化、培训协议、知识产权保护等作用下，使得集群经济体系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制度根植还可以通过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服务及知识来增强集群竞争优势，良好的制度也可减少集群经济中的不确定性[12]。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显著特征[13]。诸暨大唐袜艺小镇是政府主导和市场、企业引领带动相结合生产经营模式，市场、企业在生产、销售的过程中经过实践所探寻出的一条高效、正确、适合的道路。这样的方式所产生出来的运作方式完全因地制宜，由当地经济、生产的条件所促成的。诸暨大唐袜艺小镇和山下湖珍珠小镇的建设也遵循着这一治理原则。

大唐袜艺小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以路边简易市场为主，以现金交易的方式为主，以“票证”的方式为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唐轻纺市场开业，到2002年大唐轻纺袜业城建立，支付方式转变为小金额现金当面结清、金额较大使用银行卡、存折支付。二十一世纪，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飞速发展，支付方式也发生了变革。二维码以及相关技术的出现，条码付业务的兴起，开启了线下扫码付的时代。电商平台的兴起，也加速的支付方式的更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线上购物逐渐取代实体商店购物，成为现今社会主要的购物方式。诸暨大唐袜艺小镇与山下湖珍珠小镇推进“互联网+”电商平台，将袜子、珍珠、珍珠制品等搬上虚拟商店，利用电商平台诸如淘宝、阿里巴巴、抖音等销售平台进行内销、外销。电商平台多以线上交易为主，故交易方式多以线上支付为主。由于新兴科技的兴起，国家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管理，导致了许多税务及其他问题。2014年大唐镇大力开展“三合一”企业关停、燃煤锅炉淘汰、流动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无证照经营行为和规范个体税收征管秩序等六大专项整治，已解决产业结构、税务等问题。山下湖新长乐村在镇政府支持下，已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完成道路硬化、路边绿化、河塘整治、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自2016，支付清算协会明确指出支付机构开展条码业务需要遵循的安全标准，支付宝正式推出收款二维码之后，袜艺小镇与珍珠小镇的交易方式从线下转变为线上二维码支付，电商平台也在国家法律法规的监督管理下进行交易。

3.4具有鲜明组织性的特色小镇

组织根植于产业整体的层面，而不偏向企业或个人，它是指本地集群的组织性质、形式和结构。从集群的部门来看，区域内生产部门、销售部门以及服务部门之间存在大量的部门劳动分工；从生产过程来看，产品的生产工序被高度分解，集群内的专业化分工和合作机制使得所有工序型企业（供应商、生产商和购买者）沿着产业价值链上下游或水平方向排列并互相依赖，加上大学、R&D和技术中心、商业服务机构、管理机构联结，组成本地化的复杂价值链网络[12]。

二十一世纪初期，诸暨大唐袜业开展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是大唐袜业进行全球化战略迈出的第一步。利用袜业博览会，使得生产商的经销商的距离缩短，获得了更多的外商投资、全球贸易和生产的机会。期间，一些规模大的企业申请获取自营进出口权，增加对外销售的机会，促进生产进步。出口业务的扩展使得袜业群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不断革新，实现了集群化与智能化。2022年上半年，大唐升级打造了2.0版大唐袜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大唐将迎来袜业产业的全新升级[15]。未来诸暨大唐袜艺小镇的区域分工将会更加明确，产业体系更加完善.诸暨大唐袜艺小镇由此形成了复杂的本地生产网络，生产线上的每一环节关关卡牢，形成独有的难以复刻的生产网络。

诸暨市山下湖镇经过多年来的发展也已然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组织经营运作模式——从当地的水利设施到珍珠的传统养殖加工销售，亦或是现代化的以网络直播为主的新型电商经济模式，都无不展现着山下湖镇对于组织根植性的深刻理解。

如今的山下湖产业高度集中度。以华东国际珠宝城为中心，在半径仅几公里的区域内，有珍珠养殖、加工及批发零售的大小企业、经营户2000多家，珍珠深加工企业300多家，贸易企业近200家，销售超亿元珍珠龙头企业14家，上市企业一家。山下湖已经成为全球珍珠产业经济中的一个地标。在这个传奇的小镇，数代人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与摸索，最终实现了多管齐下的组织经营模式。山下湖生产珍珠，同时也是盛产时尚、制造美丽的地方。当从养殖、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已形成，山下湖人开始思考如何让这个美丽产业孕育于农业，价值泛化于工业，延伸于文化。山下湖形成成功的组织经营模式得益于诸暨市政府支持，市政府重视珍珠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坚持将“科技创新、品牌创建、文化创意”有机融合提升，致力发展美丽经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珍珠珠宝产加销中心”。

4.结语

从认知根植性、制度根植性、组织根植性和地理根植性四个角度出发，分析诸暨大唐袜艺特色小镇和山下湖珍珠小镇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

首先，从认知根植性角度出发，小镇建设需把握区域特色。大唐袜艺小镇和山下湖珍珠小镇整合自身资源，建设区域品牌。其次，特色小镇的建设要充分发挥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等地理因素。再者，从制度根植性角度出发，特色小镇的生产与销售需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渐规范。最后，特色小镇要依据本地集群的性质来进行定位，形成产业组织。诸暨大唐袜艺小镇、山下湖珍珠小镇依据本地家庭作坊为主的特点，依据政策进行整合升级，扩展本地产业网链，打造完善的产业链。

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利用“互联网+”模式将当地特有的的产业模式与新型商业经营模式相结合，充分挖掘其背后蕴含的人文底蕴、时代精神已经价值内涵，从而实现了区域经济与人文的同步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海霞，阚心茹，关亚男，张妤萱，于 楠，王俊琪，2022，抚顺特色小镇建设与历史文化融合，《经营管理》（11）：88-89。

[2].李丽群，2022，新丰温泉特色小镇产业发展模式研究，《合作经济与科技》（7）：36-37。

[3].俞滨，陈设，2022，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特色小镇转型升级动态机制研究——以诸暨袜艺小镇为例特色小镇发展模式研究，《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6）：53-92。

[4].梁咏莉，2022，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视角下摩洛哥营商环境分析，《国际贸易》（8）：43-45。

[5].ZUKIN S，DIMAGGO P.1990.Structure of capit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POLANYI K.194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MA：Beacon Press.

[7].GRANOVETTER M.1958.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

[8].叶婷婷，2020，根植性视域下文旅特色小镇发展机理研究，《珠江论丛》（27）：257-269。

[9].杨柳，白荣，2019，休闲特色小镇文化特色形成路径探析，《智慧城市》：62-64。

[10].费欢，2018，根植性视角下我国特色小镇的转变与发展，《安徽行政学院报》（4）：89-93。

[11].黄静晗，路宁，2018，国内特色小镇研究综述：进展与展望，《当代经济管理》（8）：41-57。

[12].陈继祥编，2005，《产业集群与复杂性》，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3].刘凤义，2020，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

[14].唐彩云，2018，“产业、文化、旅游”视角下大唐袜业展示设计特色探析，《环境艺术》（8）：108-109。

[15].侯嫣，2022，大唐书写袜艺之都新传奇，绍兴网，2022年1月10日检索于http：//www.shaoxing.com.cn/。

作者简介：

黄夏雨（2002.05-），女，汉族，浙江温州人，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语言学。

蒋艺佳（2002.07-），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语言学。

*通讯作者简介：窦艳（1968.06-），女，汉族，山东东平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语义学。

基金项目：2022年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国话语权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与研究--以绍兴市特色小镇外宣为例”（20221328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