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逐渐频繁，钢琴由西方传入中国。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与革命性，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探索其中的红色元素脉络，能够更好、更深入地挖掘其思政教育意义。

关键词：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红色元素、思政教育

一、由西方传入中国的钢琴艺术

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展过程中，现代钢琴于19世纪上半叶由西方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多数口岸被迫强行开放通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商人与传教士来到了中国，随着他们的到来现代钢琴也伴随他们进入了中国。紧接着， 上海、广州、宁波等地相继出现了销售钢琴、提琴、风琴等西洋乐器的琴行。然而促使钢琴在中国被得到推广和应用的，并不是这些商人的贸易活动，而是开设教堂和创办新学堂。

当时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具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阴谋手段的宗教宣传活动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活动非常频繁。在澳门、上海、广州、天津等地都开设了教堂，教会每周日都举行礼拜活动，利用传教士在教堂用钢琴来伴唱“圣诗”， 吸引了很多中国人，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音乐天地，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钢琴艺术体验与享受。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教会在当地开办了教会学校，其中有些教会学校还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让学生课外选学（例如上海中西女中等），这就给不少有意学习钢琴的中国学生营造了学习钢琴的环境，提供了学习钢琴的机会。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钢琴基础教学，其实大多是由外国传教士来执教的，例如著名钢琴家李献敏的第一个钢琴老师就是美籍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他们多数是业余音乐爱好者，只会弹些圣诗和简单的小曲，缺乏正确、系统的弹奏方法训练，也有少数传教士会弹些拜厄的练习曲和初级钢琴曲（如儿童钢琴曲和小奏鸣曲），他们就从国外带来这些教材教中国学生弹奏。

而学堂乐歌的兴起，便使钢琴更加广泛地被中国人接受，也为后来的钢琴专业教学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自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夭折之后，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力量迅速发展，趁势而起，旗帜鲜明的倡导、主张学习欧美科学文化，要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愿望日益强烈，因而出现了介绍欧美科学文化的各种刊物、创办新学堂、组织成立各种文化社团等一派新气象。尤其是在新学堂里，普遍开设了“乐歌课”。作为新学堂音乐教学中重要工具的西洋乐器钢琴、风琴等，也随之由学堂而普及开。这个时期的主要音乐教育家代表有沈心工、李叔同、高寿田、冯亚雄等人。他们都是留学回国任教的音乐老师，带回了各种音乐教科书，有《拜厄》、《车尔尼初级钢琴练习曲集》、《哈农练指法》、《小奏鸣曲集》等教材，这些都成为了以后中国钢琴初级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主要教材。同时，他们还编著了中国早期的乐理、视唱、和声及各种乐器的教科书。西洋乐器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钢琴更是从众多西洋乐器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在中国社会有更加明显的影响力。

1904年，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契在上海举行了钢琴独奏音乐会，之后担任了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指挥，这支乐队被公誉为“远东第一”的交响乐队。帕契除了演奏与指挥，还从事教学工作，曾经跟他学习钢琴的有中国老一辈钢琴家俞便民、张隽伟和后来的年轻钢琴家周广仁、朱工一、巫漪丽、傅聪。帕契的教学很严厉，强调手指的独立性和对坚实的指尖的训练，这在当时的中国钢琴界引起强烈反响，获得普遍认同，被坚定地采用，严格的手指技术成为大部分中国钢琴家演奏过程中鲜明的重要特点。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世界著名钢琴家经常来中国旅行演出，他们带来了欧洲音乐特别是钢琴艺术的精华，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西方音乐、钢琴艺术的快速传播，更引起和增强了国人对钢琴艺术的兴趣，并在上海等重要城市形成了钢琴艺术爱好者圈，营造了钢琴艺术欣赏和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红色元素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连。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初期，赵元任创作发表于1915年《科学杂志》第一期的《和平进行曲》是中国第一首自己创作发表的钢琴曲。这一时期还有赵元任的《偶成》和《小朋友进行曲》，李荣寿的《锯大缸》，这类钢琴曲共有的特点：构思简单、曲式短小、专业技巧相当于儿童钢琴初级教材程度，而且都能在钢琴和风琴上弹奏的小品。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冲击下，代表封建统治的雅乐由于严重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已逐渐衰亡，而这时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武装的知识分子创作出来的钢琴音乐，从一开始就与来自民间、源于生活的民族民间音乐紧密结合，为后来中国钢琴曲的创作，指出了以民族民间音乐为根基的正确方向。这些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钢琴小曲，对中国钢琴曲的创作和演奏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1919-1937年逐步创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特别是上海国立音专的钢琴教育，为大力培养钢琴音乐专业优秀人才、发展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推动了人们探寻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在此影响下，中国近代新音乐得到较快发展，一批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相继诞生。萧友梅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的三个音乐教育机构被迫停办后，排除万难，再次得到刚上任的南京政府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 1927年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专，聘请查哈罗夫担任音专钢琴科主任教授，培养了大批优秀钢琴家：丁善德、李翠贞等等，中国老一辈钢琴家们都尊他为中国第一代钢琴家的宗师。随后，全国很多城市的专业音乐教育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大专院校先后开设了音乐专业系科，钢琴课程也得到高度重视。在1934年，中国钢琴界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当时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车列浦宁个人出资举办了“中国风格钢琴曲创作征奖比赛”活动，影响很大。这次比赛也让六首中国钢琴曲脱颖而出：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一等奖；老志诚的《牧童之乐》、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陈田鹤的《序曲》和江定仙的《摇篮曲》均获二等奖；贺绿汀的《摇篮曲》获二等荣誉奖。另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中国钢琴曲中，还有萧友梅的《哀悼引》和《新霓裳羽衣舞》、刘雪庵的《中国组曲》，也影响颇大。

1937-1949年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广大爱国音乐工作者积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文艺大宣传运动中，革命斗争性的中国声乐作品的创作硕果累累，这些都是鼓舞人民斗志、促进中国历史进步发展的不朽之作。而另一方面，受到当时战争的影响，中国钢琴艺术在创作、演奏与教育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地重创，直到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才慢慢复苏。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曲的创作，数量不多，但水平很高。有陆华柏的《浔阳古调》和《农作舞变奏曲》，瞿维的《花鼓》，桑桐的无调性现代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丁善德的《春之旅组曲》、《E大调奏鸣曲》、《三首序曲》、《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等等。

1949-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十七年，是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钢琴艺术事业非常关注并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先后创办了上海和北京两大国营钢琴制造厂，接着又增建了营口和广州钢琴厂，钢琴产量年年增长。为了更好地发展钢琴艺术事业，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首先以教育作为钢琴艺术事业发展的基础，政府重点办好上海和北京两所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他们师资力量雄厚，且由中国自己专家认真审定、精选教材，更新教法，培养出了大批青年钢琴家，在艺术实践方面成绩突出。除了这两所音乐院校，国家还发展了新的地方性钢琴教育基地，新建了六所地方性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还有开设了钢琴专业音乐系的四所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以及开设有钢琴专业音乐系的十所师范院校：分别是湖南、四川、安徽、福建、山东、吉林、内蒙古七省和南京、北京、哈尔滨三市的师范院校。钢琴教育基地的遍地开花，钢琴教材、教法的优选更新，为提高我国的钢琴艺术整体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国家非常注重国际间的钢琴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邀请国外著名钢琴家来国内演奏和讲学，同时也安排国内钢琴家出访交流演出、参加国际钢琴大赛。钢琴演奏作为一门表演艺术，需要在不断地相互观摩、交流中得以学习和提高，绝不能闭门造车，因此开展钢琴艺术国际间的交流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时期，中国青年钢琴家们开始进入国际乐坛。1951年至1964年间，中国派出32人次参加了18次国际钢琴演奏比赛，其中傅聪、殷承宗、顾圣婴等13位青年钢琴家在比赛中获奖，这是新中国钢琴演奏艺术飞速发展，成果丰硕并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繁荣期。在新中国建国开头17年，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正式出版的、适合演出使用的钢琴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共235个以上。此外，还不断有钢琴新作品发表，质量都非常高。桑桐的《内蒙民歌主题小曲七首》、蒋祖馨的《庙会组曲》、孙以强的《谷粒飞舞》、储望华的《解放区的天》和《翻身的日子》、吴祖强与杜鸣心的《鱼美人选曲6首》等等都是极为优秀的作品。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使整个文化领域成为了这场灾难的重灾区，遭受了重创。文艺团体解散，学校被勒令停课，教授、专家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 惨遭政治诬陷与人生迫害， 他们被关进“牛棚”，知识被贬低，业务遭荒疏。一些著名钢琴家被迫害，钢琴被当成废品处理或查封充公，钢琴文化被残酷无情地约束、扼杀，钢琴界损失惨重。“文革”中期，中央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对当时的情况感到非常痛心，他不甘心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日日夜夜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独特的方式--把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上，弹奏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另外殷承宗还将京剧曲调和钢琴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进行演奏创作，写成了几首京剧唱腔的钢琴小曲。紧接着是他尝试的钢琴演奏与歌唱家合作的“钢琴伴唱京剧”的形式被当局认可，《红灯记》一度红遍全中国。1969年12月，殷承宗、石叔诚、储望华等人集体完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改编，由殷承宗担任独奏，这首钢琴协奏曲在音响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中国的钢琴艺术事业，殷承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革”后期的“复课”教学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中国钢琴艺术人才的培养和钢琴音乐作品创作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但由于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出现与流行，让人耳目一新。因此，文革后期，这种“钢琴改编曲”的形式也成为了这一独特历史时期中国钢琴曲创作的唯一形式，当时受到大众的普遍肯定和喜爱，一些高水平的钢琴改编曲也孕育而生。较为著名的有：（1）根据传统民族器乐曲改编而成的钢琴曲：《二泉映月》（ 储望华）、《夕阳箫鼓》（黎英海）、《十面埋伏》（殷承宗）、《平湖秋月》（陈培勋）、《梅花三弄》和《百鸟朝凤》（王建中）等曲；（2）以民歌或创作歌曲的旋律为素材改编的钢琴曲：《红星闪闪放光彩》和《南海小哨兵》（储望华）、《陕北民歌钢琴独奏曲四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浏阳河》（王建中）、《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和《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周广仁）、《北风吹》（殷承宗）、《松花江上》（崔世光）等。另外，还有杜鸣心改编的舞剧音乐《红色娘子军》钢琴组曲等等。这些优秀的钢琴改编曲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钢琴曲创作已达到一个新水平。

1976年，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也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不仅恢复各地原有的音乐院校及艺术院校、师范院校音乐系的钢琴专业教育外，还增加了不少新的钢琴专业教育机构，开创钢琴教育新局面，盛况空前。同时，中西方钢琴艺术教育交流也逐渐增多，形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大好局面。在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下，中国钢琴工业也很快得到复苏，短短几年，钢琴以每年4万台的销售量在中国迅速普及开。随着钢琴的普及，“学琴热”也迅猛发展起来，业余钢琴教育大力发展，举办业余钢琴考级及各种钢琴比赛，开办各类钢琴业余学校和钢琴培训中心。中国钢琴专业教学法理论研究也在这时期崛起，正式发表、出版了很多相关论文以及专著，其中廖乃雄的论文《试谈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和应诗真的专著《钢琴教学法》，就颇具代表性及影响力。随着艺术教育改革的深入，为了提高学生的钢琴演奏艺术水平，对钢琴主科教学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在重新修订的钢琴主课教学大纲和计划中，对各年级的必学曲目及技术考查内容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对中国乐曲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有了明确规定。除此之外，还新增一些课程、对原来的考核方式方法进行改革等等，使中国钢琴专业教学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三、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中蕴含的思政教育意义

一直以来，中国的钢琴艺术家们都在为弘扬中国民族钢琴音乐而努力，让逐渐成熟、繁盛的中国钢琴音乐不断地、更好地渗透中国教育行业，为钢琴文化的传承抛砖引玉，奠定牢固的基础。从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每一次的变化发展都极具民族性、革命性，与当时社会政治变革是分不开的，沿着这红色足迹的探索，更能有效地挖掘出其中的思政教育意义，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当下高校教育在对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必须要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荣辱观，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2018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明确地提出了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要求，同时加大和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力度。

要实现“立德树人”，不能单单依靠思想政治课堂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更多的应该是考虑在各专业课程中融入有价值、有教育意义的题材元素，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教育，扩大思政教育范围及影响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钢琴专业课来说，探索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中的红色元素、让红色音乐文化走进课堂就既显得尤为重要又顺理成章。红色音乐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产生的，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宝贵财富。学生在钢琴专业课上通过学习研究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中的红色元素，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革命先辈前赴后继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和美好的现实生活，激励学生奋发向上。通过演奏、欣赏钢琴音乐作品所蕴含的高雅美，结合作品中的红色文化元素，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陶冶情操并完善人格，将钢琴音乐对人的精神启迪作用发挥到极致，增强了课程思政理念在日常钢琴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中的创新性、高效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使钢琴教学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性教学活动，它让学生能够更深入地体会作曲家所表达的内心世界，以喜闻乐见的红色钢琴音乐情感为纽带，潜移默化地将思政教育融入日常钢琴专业课程教学中，赋予了钢琴教学更加深刻的教育意义与哲理性。

参考文献：

[1]高捷.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价值取向研究[J]. 黄河之声， 2013（2）.

[2]卞萌.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M].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

2023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钢琴 “红色音乐文化传承”课程建设与实践》，项目编号：2023JGB266

钱智凌  南宁师范大学钢琴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