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资源是最为关键的载体资源。在我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都强调文化对社会的助推作用，而教育作为文化衍生和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文化的传承更离不开教育。当前，分散化、原子化的村民难以形成凝聚合力，主体力量的缺失牵制乡村振兴的内生动能。通过国防教育培养村民集体意识，不仅为传统的乡村文化注入源头活水，而且不断增强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更大程度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效能的提升。本文试图沿用政策过程分析框架，从决策赋能、执行赋能、评估赋能三大部分探讨国防教育赋能与文化振兴两者间的实践逻辑关系。

关键词：国防教育；赋能机制；乡村文化；文化振兴；政策过程

一、缘起与问题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基础与智慧源泉，是新时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到2020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1]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没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没有乡村文化的振兴，更实现不了真正意义的乡村振兴。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务必传承和弘扬农耕文明，型塑乡村文化，提振乡村风貌，打造乡风文明。在这个战略性的工程中，“乡风文明”作为基础保障，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成效的重要突破口。[2]因此，从文化维度着力构建新体制、新机制，形成互为关联、相互制约、彼此支持的有机整体，是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3]

从资源的角度来看，文化资源是最为关键的载体资源。在我国传统社会，一直以来都强调文化对社会的助推作用，而教育作为文化衍生和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文化的传承更离不开教育。[4]教育乃立国之本，国防教育则是强国之基。为做好“十四五”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局起步工作，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党和国家部署要求，强化国防意识，汇聚强国兴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为新时代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也明确指出，农村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国防教育纳入社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结合征兵工作、拥军优属以及重大节日、纪念日活动，对居民、村民进行国防教育。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其价值取向是多元文化的嵌入融合发展，其有效路径是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西方文化的精华嵌入乡风文明之中，培育多元化的乡村文化传承创造主体。通过激活农民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与自主性，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功能，实现乡村文化繁荣兴盛，提升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5]因此，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加强基层国防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共识，以集体共识为引领，指导个体实践，从而形成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使国防教育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新动能”，科学系统地塑造基层国防教育赋能于乡村文化振兴的体制机制，使基层群众的国防素质由实然状态转变为应然状态，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围绕“国防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相对分散。通过分析发现，随着对乡村中所蕴含的文化资源的开发，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了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及原因研究。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背景下面临着各种困境，因而乡村文化振兴道路漫长、任务艰巨（吕宾，2019）。从直接原因分析是由乡村产业空心化造成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则是内在原因（华桂宏，2019）。除此之外，乡村开放方式的不合理也是使乡村文化无法受到保护的具体原因之一（杜鹏，2021）。二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对策研究。第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李元勋，2018）。第二，增加乡村公共文化供给，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注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供给的接受程度（徐勇，2015）。第三，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培育农村文化的自生机制和文化自觉（胡恒钊，2018）。第四，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赵梦宸，2019）。三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及意义研究。乡村文化振兴是基于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乡村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农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陈寒非，2018）。基层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基层国防教育的质量，必须从基层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通过梳理可将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大类：一是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的培育，普遍认为在乡村地区乡村政治整合实践中必须注重国家意识教育的全员参与、全程融入和全面协同（李斌，2011）。二是基层国防教育的教学方法和实施途径，强化基层国防教育必须提高全民的思想认识，建立健全法规制度，规范国防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方法，构建国防教育的新格局（谭义恒，2020）。三是基层国防教育体制及其影响因素。国外对国防教育的研究比较重视，其目的是提高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人们的国家意识，影响基层国防教育的因素表现为：对国防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农村教师资源配置不合理、骨干优秀教师不断流失、没有专门的国防教师队伍等（李科，2014）。对于基层国防教育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系研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做到两者的紧密结合（邹小军，2014）。从内部要素来看，这是农村文化建设以及广大农民自身发展的重要保证。

归纳分析相关研究可以辩证看待二者关系。一方面基层国防教育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国防教育在营造全民积极投身国防和社会建设氛围中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刘明福等，2014）。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为基层国防教育提供资源条件，通过改进教育制度供给模式、跨部门合作和发挥突破点效应等方面引导青年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一股核心力量（戚兴华等，2019）。同时，以教育实践推动文化建设，特别是从文化认同教育入手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实施的内在要求（程良宏等，2020）。基层国防教育提升、优化和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广阔的空间向度。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需要强调通过知识给予、文化滋养、伦理规约和治理路径的逻辑整合，促进乡村人才培养，实现乡村振兴（朱德全等，2021）。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所谓政策过程理论，就是指政策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某个或多个维度对政策的逻辑过程或过程中的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形成的一组本质上相互联系的概念或命题，以及一个逻辑结构严整的框架体系。[6]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一，但通常认为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确定问题；制定方案；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与调整；政策终结。[7]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维度，其实践逻辑也应当遵循政策过程。从现实情况来看，已有的乡村文化振兴的相关政策安排，内容设置、教师队伍建设的内容都属于政策过程的部分内容。因此，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结合政策过程来实践乡村文化振兴。本文试图沿用政策过程分析框架来探讨解释国防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逻辑。从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三大模块探讨乡村文化振兴与国防教育赋能、文化振兴与乡村社会发展效能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旨在回应本文的问题导向，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效能需要文化振兴作为内生动力来源，基层国防教育如何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基础。

三、国防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机制及其运行过程

（一）政策决策赋能——科学的政策制定

在政策决策环节，主要是如何通过运用现代技术提高问题导向，更有针对性的结合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实际困境，解决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建立基于多元主体的统筹各部门空间决策平台，平台可以在国防教育实践中为针对乡村文化振兴问题的决策研究以及部分法规的制定提供信息支撑。乡村社会组织是乡村集体利益的表达渠道，现代技术能否顺利落地实施的关键组织载体。为此，在政策制定阶段，决策者应充分考虑如何提高乡村多元组织的衔接性，使技术更匹配乡村社会场域。

（二）政策执行赋能——有效的政策执行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实际上是对政策内容的落实和完善，使政策决策过程中涉及到的内容合法性和有效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增强政策执行力的基础。乡村文化振兴更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战略，涉及到政府各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政策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败，可以说执行力就是生命力的体现。因此，现代技术赋能政策执行的生命周期，按照决策制定和安排部署，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增强其可行性，进一步深化细节内容，细化问题对策，因地制宜执行政策。

（三）政策评估赋能——规范的政策评估

评估赋能主要指在整个政策周期的评估过程中要落实好监督调整，同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和工具，将政策评估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实现对评估客体的有效反馈。要紧密契合乡村文化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现实状况，实时定期做好追踪监测，准确掌握进展情况，有针对性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根据上级最新要求，对指标体系的评判标准动态管理，建立更加合理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提升乡村振兴有效性提供基础。

四、结论与讨论

国防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要更好地保存和延续乡村本土文化，实现文化符号的传承。[8]不能一味追求硬件建设，而应借鉴城市建设的经验，在架构起硬件基础上提升内容和服务的质量和水平。[9]国家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初衷还是借助科技惠及社会和百姓，让老百姓能真正的得到实惠，让老百姓能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前涌现出很多从未有过的高科技方式方法，深切认识到现代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支撑力，只有充分借助了现代信息技术，国防教育与乡村振兴将更加灵敏、便捷、高效。

在国防教育赋能的过程中，乡村文化振兴要善于凝聚多方力量，广泛吸收乡村精英、新乡贤、能人等，形成多元主体结构体系，建立相互监督、促进、交流互助平台，共享资源、共谋发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工具广泛汇聚数据资源，延伸分析的宽度和效度，建立一个覆盖面广、时效性强的数据体系。乡村组织要发展内在能力，既要通过产业振兴提升经济发展能力，又要利用软硬件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更要注重提升村民自身的知识能力水平，发挥工具的自主性价值。最后，国防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还要契合乡村的社会空间和场域，创造适宜的条件和环境推进技术下乡，因为“能”是空间行动能力，空间制约着行动能力，行动能力却在不断扩展空间的大小。[10]因此，乡村社会或乡民都不能成为乡村技术生长的“根”，只有两者之间的乡村组织才能通过规则与集体行动，为乡村技术生长的有效性提供基础。[11]为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量技术维度以支撑国防教育更好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落地。

参考文献：

[1]孔祥智.乡村振兴的实质及发展趋势[J].中国财政，2020（08）：9-12.

[2]吴理财，魏久朋，徐琴.经济、组织与文化：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17（04）：470-478.

[3]何文盛，杜晓林，任鹏丽.新世纪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进特征与价值取向——基于甘肃省的政策文本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06）：42-50.

[4]潘俊霖.红色文化为乡村振兴打造精神家园[J].人民论坛，2018（26）：132-133.

[5]唐兴军.文化嵌入：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J].求实，2019.

[6]何华兵，万玲.发展中的政策过程理论——我国政策过程理论发展回顾与展望[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06）：71-73.

[7]李东泉，陆建华，苟开刚等.从政策过程视角论新时期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系的构成[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02）：1-5+124.

[8]沈费伟，袁欢.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20（10）：80-88.

[9]柯善北.以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赋能[J].中华建设，2020（04）：1.

[10]李业昆，姜樊.互联时代如何给组织赋能[J].经济研究参考，2018（47）：93-96.

[11]刘祖云，王丹.“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技术支持[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4）：8-16+15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湖南基层国防教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机制与支撑政策研究”（编号：ND2149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欣（1990-），女，汉族，湖南株洲，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防教育、基层治理。

程抗（1990-），男，汉族，山东济宁，讲师，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