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外部环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国家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内消费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其运行机制和实现目标的路径就在于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以及加强创新能力，提高消费供给。

关键词：常态化疫情防控;消费升级;新发展格局

2020年，我国经济运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比上年增长2.3%。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存在，经济恢复的动能明显不足。新冠疫情对我国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即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路径选择亟待转换，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需要更加依赖于消费，特别是国内消费。

1.常态化疫情下，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

1.1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大调整与重构

当前，在收入不平等和美国工业衰落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发展面临着倒退的危险，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将持续影响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过去多年来因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的产业转移将加速，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整体规模萎缩、本土化等特征，全球供应链迁移和重构也将提速，我国面临的产业链外流压力进一步加大，全球化遭遇逆流，对我国经济增长将造成较大影响。

1.2有效投资需要不足，经济转型面临压力

衡量投资效率的关键是投资带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长。如果投资仅仅是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短期内增长，但不具备可持续性，这样的投资就不是有效投资。当前我国面临的情况是投资率越来越高，但对GDP贡献率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都在放缓，边际效用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

同时投资总额也在减少，据统计，2020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新设立企业38570家，比上年下降5.7%。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含通过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4294家，下降23.2%;对华直接投资金额574亿元，下降0.3%，折83亿美元，下降1.8%。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7598亿元，比上年下降0.4%，折1102亿美元，下降0.4%。

1.3对外贸易不平衡，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国际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贸易下行压力加大。一是外贸进出口增速回落。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0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1万亿美元，进口9309.5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6.6%、6.2%和7.1%，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9%。其中进口142231亿元，下降0.7%。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45643亿元，比上年下降15.7%。二是外贸进出口更加不平衡。由于全球对抗疫物资的需求快速增长，全年出口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医疗器械、药品合计增长了31%，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9个百分点。但在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等其他领域下降幅度明显，整体外贸进出口更加的不平衡。三是物流不畅，贸易成本上升。疫情使全国都开始“封闭”，对海运、空运等国际物流畅通带来较大影响。国际运输迟滞，物流成本和贸易成本大幅增加，外贸企业费用支出增加，据统计，中美货物贸易中，集装箱的运输价格从疫情爆发出的1000多美元上涨到目前的1万美元左右，导致很多外贸企业订单越多，亏损越严重。

2.常态化疫情下，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制约因素

目前在常态化疫情下，影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因素既有消费需求方面的问题也有供给方面的问题。其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居民收入、储蓄习惯以及社会保障。

2.1收入增长缓慢，国内消费动力不足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最大制约因素。在满足基本消费的基础上，消费增长的多少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是落后于GDP增速的，在疫情爆发以后，由于防疫控制，大量的企业和工厂临时关闭，导致工人失业，收入锐减。据统计，202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4%，实际上未登记的人可能更多。而在居民支出中，住房是目前我国居民最大的支出项，住房支出过高对我国居民消费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同时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较大，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6，在大国中，属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而贫富差距的拉大决定了我国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是欠缺的。另外，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方面，著名经济学家费里德曼的研究表明，理性消费者的消费策略是根据持久收入水平决定的。

2.2文化传统习惯于储蓄而非消费

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居民沿袭了节俭的生活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开支量入为出，习惯性的储蓄情结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在古典经济学收入模型中储蓄和消费是互补函数，储蓄的增加将必然对消费需求产生挤出效应。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居民总储蓄率居于前列。

2.3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水平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

在我国，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能力不足，在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等问题上，家庭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家庭储蓄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全面推行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但仅仅是解决了覆盖面的问题，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问题主要还是靠家庭自己解决，所以预防性储蓄成为居民应对突发情况的一种重要手段。、

2.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需努力，消费供给不能满足需求

因高储蓄和预期收入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消费需求受到制约的同时，近几年消费供给方面也没有起到能够引导消费的积极作用。如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对高档奢侈品、高质量性能产品及高端服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需求，但国内生产和服务并没有给予满足。从而导致部分消费者到国外购买商品和服务，每年赴国外教育、购置房产、高端商品、旅游的数额惊人，仅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全球约48%的奢侈品被国人买走，而八成都是在境外消费。另外，部分消费市场的消费习惯养成也不足。我国目前消费主要集中在实体商品的消费上，而虚拟商品的消费不足，例如影视作品、电子图书、数字歌曲等。对于这些新型经济产品，我国的消费市场还是比较小的。

3.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选择

在成熟的发达国家中，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多依赖于国内消费。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双循环发展战略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更加依赖国内消费市场，必须实现消费升级，真正实现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发展格局。但在消费驱动增长的机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3.1消费升级要注重有效性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相互引导，而经济结构决定着产品总供给结构，影响消费水平;同时消费需求的改变又引导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以消费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加速供需两端的变革实现正向循环激励。所以消费必须强调有效性。从消费供给侧角度看必须增加有效供给，以新的产品和服务引导消费升级，同时从消费需求端要充分研究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心理，做好消费结构调整，满足居民的多样需求。

3.2消费升级要兼顾消费和储蓄的平衡

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应兼顾消费和储蓄的相对平衡，优化消费与储蓄的比例，避免落入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的陷阱。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储蓄是等于投资的，储蓄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储蓄规模决定了金融部门对社会的投资规模，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消费与储蓄侧重有所不同，但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投资与经济的关系来看，过低的储蓄率将伤害经济发展的根基，因为这将增加银行揽储的成本，企业贷款成本也会变高，而借款的高成本将反过来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拖累经济增长。

3.3消费升级要有相应的政策配套和协调

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有时存在一定的政策矛盾需要协调。如户籍制度改革，增加了城市人口，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开放城市户籍，必然将增加住房需求，房价上涨的概率将大增，这反过来又会限制居民的消费能力。如何协调政策矛盾，既能顺利引进城市人口，又不会导致房价偏离政策要求，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政策，这都需要有相应的政策的配套和协调。

具体来看，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落实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现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力：

（1）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从长期看，促进消费需要持续地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乐观的收入预期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而居民绝对收入增长来自于较长时间的保持经济增长以及改变现行的收入分配结构。在国民经济三部门中，居民、企业和政府无论是参与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即居民份额明显下降，企业部门份额明显上升，政府部门份额基本稳定。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来看，政府部门份额大体适中，但内部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各级政府收入与支出划分不合理，政府支出效率和效益不高，政府行政性支出占比过高。对企业部门而言，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整体偏高，中长期适当降低企业占比，对居民占比微升作出相应配合，近期经济减速阶段则以稳定为好。针对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问题，应当优化内部结构，具体措施包括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稳增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者收入，缩小城乡、行业、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降低基尼系数。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消费后劲不足的隐忧

在新发展格局下和社会老龄化的背景下，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增加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释放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首先要进一步统一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其次要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可以考虑从国有资产中直接划拨部分资金充实社保资金。最后就是要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社会福利事业。

（3）以技术创新挖掘高端消费，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愈发明显地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居民消费结构已经由生存型为主逐渐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为主转变，整体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释放消费升级产生的内需市场潜力，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在商品消费领域，应鼓励支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优质产品供给，减少低端无效供给，推动存量供给优化升级。在服务消费领域，教育、文化、旅游、养老、体育等多方面消费需求大幅增加，尤其是直播带货、远程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时，要着力提升中高端服务消费供给水平，推动增量供给创新发展。在教育、医疗、养老等与民生福祉关系密切的领域，需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进一步降低家庭的支出不确定性，让人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参考文献：

[1]汤铎铎，刘学良等.全球经济大变局、中国潜在增长率与后疫情时期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20，55（8）：4-23.

[2]余南平.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J].国际关系研究，2021，（1）：3-21+154.

作者简介：袁德胜（1984—），男，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学。

本文为2020年度全市党校系统重点课题“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研究”（课题编号：LA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