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高校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当前，“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主体性缺失问题，在活动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活动价值认识不清，活动动机世俗化、功利化等。教育结果上主要表现为主体意识觉醒不足，活动参与呈被动化、自教自律意识淡薄，缺乏责任担当精神、自主创造能力欠缺，难以创造主体价值、主体人格发展失衡，自我发展不全面等。

【关键词】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主体性

近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印发《关于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实效 深化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实践育人是高校立德树人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深化育人成效的的关键环节。意见具体指明要确保每名大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次“三下乡”或“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要加强实践活动内涵建设、完善实践活动机制体系，以社会实践活动引领青年、凝聚青年、锻炼青年，吸引青年投身服务社会大局。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下简称“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上好与现实相结合的“大思政课”，更是广大青年学生走进社会、走进基层了解国社民情的重要途径。大学生作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主体，培育和发挥好其主体性，是挖掘社会实践活动深度，完善育人机制的关键一招。

一、“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主体的确认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凡是从事物质或者精神创造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个人或者群体都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1]由中央宣传部组织推行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塑造人、发展人、完善人的社会性教育活动，是一项有着重要政治使命和价值归宿的高校教育工作，是一种极具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培育新人方式。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志愿者的身份深入乡村基层，开展助农扶农活动、宣传传播先进文化理论，科普基础健康卫生知识，组织调研观察活动等，是“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招募目标群体和实际实施人员，是“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不容置疑的主体。因此，“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的主体性就是大学生自觉认同实践活动价值和目标追求，在活动过程中进行独立判断和自主选择，自主调节个人学习和活动行为，并在实践活动中丰富和发展社会道德规范、完善自身道德品质、促进自我发展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二、“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主体性缺失的具体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把觉醒和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培养和发挥人的主体性，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同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理应把培育、发挥大学生在“三下乡”活动中的主体性视为活动本身的价值意蕴。当前，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主体性的培育与发展面临很大困境。

（一）从过程视角来看，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性缺失可以划分为“不参与”或“无效参与”。“不参与”只要是指大学生主体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意义认识不清，缺乏参加活动的积极主动性。“参与无效”主要是指大学生囿于主体能力有限，参与管理效果不佳。

1.过程性缺失中的“不参与”——实践活动价值认识不清。正确认识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是正确有效发挥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基础与前提，也就是说，大学生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的发挥必然建基于对社会实践活动全面准备的认知，建基于对实践目的与实践价值的自觉认同。中宣部组织开展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涉及面广，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既能为乡村基层带去先进文化，又能引导大学生接受先进文化的哺育，既能助力乡村建设帮助提升农民致富水平，又能为大学生了解国情社情开启一扇窗口，对于大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极具价值。然而，部分大学生错误地认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只有社会价值、没有个人价值，看不到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帮助大学生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弥补自身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克服政治思想观念上不稳定性，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片面的认为唯有学习钻研学科专业知识才是自身立足之本，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只是浪费时间，对于自己的个人成长和知识积累毫无价值，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抱有偏见和排斥态度。这样的认知偏差与价值偏见，筑起了一道无形的信息阻隔墙，学生会自动屏蔽、忽略“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信息，进而加剧大学生关于实践活动的认识盲区与信息误区，如此往复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对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意义与实践价值定位不清，错误地认为这一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极为有限，对于实践地和实践对象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不存在有益影响与积极作用，于是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视为劳动兴趣班或是一种娱乐消遣、放风旅游，甚至认为开展活动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行为，是“没必要”的。总体而言，这部分大学生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需求上表现出强烈的被动性，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表现出一种漠然、轻视的态度。

2.过程性缺失中的“不参与”——活动动机世俗化、功利化。主体性的发展源于个体需要的刺激，假如受限于存粹的个体目标和个体需要，主体性的发展是不全面的，甚至可能会出现自主性向自我性倾斜的问题，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既有益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又服务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部分大学生对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认识与评价仅着眼于个人得失，在他们的有限认知里，学校组织开展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即是变相的“刷课积分”，是评优评先的“筹码”，是就业创业的“加分项”，他们对于这一活动的需求仅限于拿到实践学分奖励和社会实践证书。在这样的错误认知与片面需求刺激下，大学生参加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动机呈现功利化、世俗化倾向，进而导致大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时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大学生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甚少主动思考或是主动参与活动的策划与内容安排等，认为只要全程参与实践活动，完成指导老师分配的实践任务拿到学分即可，并不追求个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参与度与贡献值，没有正确认识到社会实践的收获与自身投入息息相关，也没有通过活动提升自主解决问题、沟通合作力的愿望。部分学生在“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前期宣讲招募和考核阶段投注以极大的参与热情和关注度，当入选了实践团拿到参加实践活动的入场券之后，一旦真正进入实践活动的实施环节就开始“佛系躺平”，敷衍了事，不求有所作为，唯求“顺利上岸”拿到实践证明和实践学分。甚至假如没有得到相应奖励则拒绝参加活动，认为没有“实际好处”的社会实践是“吃力不讨好”，是“不划算”的，主体内部动力出现偏差，自主性让位于自我性，参与实践活动的动机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和投机性。

3.过程性缺失中的“无效参与”——主体能力不足，参与指向不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了前期的准备策划、中期的监督控制、后期的评价总结环节，涉及调研主题准备、实践地点选取，实践队伍组建和总结宣传报道等内容，内容庞杂，程序繁多，假如大学生主体能力不足，前期准备不够，往往陷入空有选择欲望，却又盲目趋同，参与管理热情高涨，却又收效甚微的困境。

（1）选择欲望强烈，但又盲目趋同。作为占有和消化实践教育内容主体的大学生，其主体性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就是根据自身特点和成长需求，对于实践团的组建方向、调研工具的选取、实践进程的安排进行个性化选择。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每年都会有特定主题，根据功能定位主要可以划分为理论普及宣讲团、党史学习教育团、乡村振兴促进团、发展成就观察团、民族团结实践团等五种不同类型，不管是活动类型，活动地点，活动方式等都给予了大学生充足的选择空间。大学生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大都试图做出自己的个性选择，提出自己的方案，然而囿于活动实际情况不掌握或是个人能力结构与个性使然，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存在很大的依赖性，习惯于将自身思考和行动的权利让渡于集体或他人，由他人作出最终选择，选择“随大流”，人云亦云，难以始终坚持个人独立观点。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思辨能力，大学生面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问题、道德冲突等突发情况时，不能拨开笼罩与问题表面的云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能是“雾里看花”，凭借个人直观体验作出决定，致使个人主体性难以真正发挥。

（2）参与积极性高，管理能力低下。主体素质是主体为有效地实现自己所担负的主体性功能所应具备的一系列素质能力的总和，是主体实现自己所担负的主体功能的内在依据与现实基础。“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有限性管理方式、开放性活动环境和多样化实践内容，一方面赋予了广大青年学生宽广的选择空间和管理自主权，另一方面也对学生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广大青年学生普遍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投注以高度热情与激情，但因自身理论基础不扎实或知识结构不完善，社会调研方法掌握不牢，实践地点和服务对象的不熟知，沟通交流能力和应变能力欠缺等，对于实践方案的策划与准备、活动内容的有效提炼、活动行程的合理安排，实践队伍的管理服务、活动经验的总结宣传等都难以给出有益建议，做出建设性行动。空有一腔建设热情，却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出现了大学生主体“在场”，主体性“缺席”的怪象。

（二）从教育结果角度看，“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的主体性缺失表现在自我提升意识淡漠，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没有对教师教导的知识和实践习得经验积极进行提炼内化，未能切实将实践成果作用于主体个人成长完善，和实践地的发展建设，实践活动成果难以固化、深化。

1.主体意识觉醒不足，活动参与被动化。“主体意识是指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对于本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 是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观念表现。”[2]自主性是主体性的最基本表现，是人作为主体自由支配自己的特性。大学生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自主性缺失具体表现为情感上的依赖性与思维惰性，思想态度的消极性和行为活动的依附性。

（1）主体地位不明确，情感依赖行为被动。任何被动应付、无所作为、消极怠工的精神和行为状态，都是丧失主体主动性的表现，都会严重影响主体作用的发挥，因为“纯粹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3]。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入选方式上，部分同学能够正确认识这一活动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能够积极报名，并主动宣传、带动身边的同学报名参加活动。但也有相当部分大学生的自我需求不明确，对活动宣传、报名选拔不感兴趣，甚至是因为自身学生干部的身份被动入选参加活动。在实践活动实施过程中，消极被动地适应实践活动管理要求，言行举止上出现“水土不服”。比如不能很好的适应团队管理要求，不能严格按照实践标准开展活动，尚未树立起以主体的姿态参与到“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自觉，在团队进行活动方案的计划和实践任务的布置工作中，没有形成个人自主观点和想法，纯粹被动地接受指导教师传递的活动内容与任务安排。在遇到原有的知识与新接受的知识之间存在矛盾时，缺乏自主探索寻求答案的主动意识，不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想法设法寻求答案，尝试独立自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以一种消极的姿态或是逃避的心理依赖于团队成员、带队老师帮助解决难题。无法对自己的学习实践活动进行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和调节，不是靠自身推动形成一种“自己运动”的状态，而是依赖于外力的刺激与推动，外力推一推动一动，外力停止，复归于静止。

（2）主体角色定位模糊，缺乏主人翁责任感。“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生产性地运用这种能力以增进他的力量，信仰及幸福，他与自身异化的危险就越小”[4]。准确知晓自身需求是主体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前提，即是主体要对自己的角色定位、角色追求与能力水平有清晰认识，这一系列正确的自我认知与评价，能够帮助主体明晰自己在实践活动中所要达成的目标与效果，从而对于实践活动的参与程度与投入水平进行更加合理的判断和选择。由于大学生对于自身在整个“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所具备的主体性作用、所担负的具体使命，以及实践活动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与长远意义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导致大学生未能把自己看作实践活动的主体，在活动中内生动力不足，没有明确的活动追求和实践目标，欠缺独立思考问题、分析研判的自觉，很少主动与教师、团队成员、实践服务对象交流互动，有意无意地放逐自我和自我边缘化。没有形成自主发展，主动作为的理念，不会有目的地主动捕获和吸收利于自身综合素养提高的信息与资源，不能主动把实践内容和活动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积累，无法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去主动同化外界的实践教育影响，并通过过滤、吸收、融入，生成新的认知结构，用以自主地调节自己的思想行为活动，培养自身能力与塑造人格。 没有树立起追求更高的实践活动目标，实现更优的活动价值的强烈愿望，没有努力调整身心处于最佳状态，主动收集有益信息和可利用资源，带动他人合力攻克难题，寻求顺利达成实践目的和活动愿景的主动作为。

2.自教自律意识淡薄，缺乏责任担当精神。“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要别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人具有主体性的首要特征”[5]“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由于未能正视自身的主体地位，正确认知自身的职责与权利义务，尚未形成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责任意识，往往会逃避或是推诿难度系数高、完成难度大的活动任务，只想捡着容易完成且收益明显的工作任务，承担不起实践活动赋予自身的责任与任务。此外，参加实践活动的每一个大学生都是与带队老师、团队成员共同生活、一齐行动的，属于一种“共在”状态，这种“共在”决定了每一个个体都必然与其他个体产生各种各样的交往联系，假如个体缺乏责任意识，无法平衡个人权利、个人义务、自身价值、社会价值四者的关系，就会导致大学生个体在团队合作或与他人的相处中，专注于个人得失不问他人需求，或是一味强调个人价值，不问集体荣誉与活动社会价值，无法顺畅地与团队成员、实践管理部门和服务对象进行沟通与协调合作。在遇到他人需要帮助或实践活动的推进需要作出个人让步时，主体选择无动于衷或拒绝配合，影响队伍团结和实践项目的推进，也使得个体丧失了在与他人协作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反思、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机会。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推进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引导大学生正确的认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能动的改造世界，并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求大学生主体树立起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我改造理念。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部分大学生囿于传统教育模式影响，错误的认为组织实践活动和管理实践团队是带队教师、指导老师的职责，自己只是一个参与者，只需接受教师下达的指令、服从团队管理制度即可，没有主动思考如何有效管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认识和发现自我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并将之转换为效能。没有意识到学生不仅有接受教育的权力同时享有要求与评价教育的权力，不仅要接受知识，更应该学会索取知识。没有形成自我反思、自我检视的成长理念，没有学会对自己原有的学习、实践行为重新进行审视、评价、诊断，将顺应实践活动要求和适合群众需求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进行合理归因，分析主客观因素。没有形成一种在反思中找到差距的“自醒”机制，做不到在明确自身发展定位的基础上检视自身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也不会自觉地将增强活动体验与增强其在自我情感、意志上的把控相融合，没有寻求通过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以带动更多的队员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寻求个体和群体自教自律的管理方向和成长模式。

一切行为规范能够从他律转向自律。主要在于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清晰认知自身职责权利，并自觉承担责任、主动履行义务。由于大学生对于自身主体地位的责任与义务认识模糊，未能有效承担相应的角色职责与义务，导致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激励的主体性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整个实践活动的管理与约束不是大学生主体发自内心主动实现的，而是通过外在强制的力量被动实现的。

3.自主创造能力欠缺，难以创造主体价值。创造性是人所特有的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它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主体根据客体的规律、条件创造出新事物来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是主体对外在事物的超越。二是主体在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使“旧我”转变为“新我”，这是主体对自身的超越。主体对自身的超越可以理解为主体在有意向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经验的获得和观念的拓宽等。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部分大学生未能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没有明确的活动目标，对于自身功能的发挥缺乏正确意识和定位，无法有效激发自身潜能。其次，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创新能力。当代大学生囿于传统教育模式和培养理念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欠缺挑战精神和主动探索意识，求异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不足，习惯按照原有经验模式处理接触到的新事物与新知识，未能够根据教师的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的现实反馈，将在实践活动中学习到的新知识通过自己的思考加工，创造出更具有个体特色与气质的精神产品，实现自身只是观念的丰富与更迭。再次，大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直接影响活动质量的同时也影响到自身成长完善。在实践活动未能及时观察发现实践活动设计的不合理之处， 无法有效反馈遇到的困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做不到在带队老师的指导下，融会贯通运用自身掌握的理论知识创造性地解决实践过程遇到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思辨能力和独立精神，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素质，未能真正发挥自身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设计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的作用，导致实践结果表面化，主体自身建设时效低。

客观世界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都是一样的，因主体实际需求、能力素养和实践方式的不同，导致不同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程度和收获成效各异。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就是主体能动地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开始前，大学生很少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前主动思考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个人价值，未能自觉通过网络查询、电话咨询、实地走访等途径收集实践地区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信息，没有主动分析实践环境与条件，研判制定活动方案，提前规划实践路线与行程安排，这不仅严重削弱自身活动的参与感与获得感，亦会影响实践活动的顺利推进和成果产出。创造性工作不同于一般的重复性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必须进行十分艰辛的脑力运动，部分学生情感脆弱，承受能力弱，受挫能力和受挫能力不高，缺乏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和坚韧不拔意志、越挫越勇的斗争精神，在面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复杂工作和难题时，往往“望难却步”，转头循旧历，按常规开展活动，导致实践活动很难有创造性产出和创新性突破，实践项目与产出成果重复率高、同质化。且有的学校将活动压缩至三天，刨去往返行程，实际活动时间少之又少，这样的“三下乡”更像是走过场，过流程，进一步加剧实践活动的质量不佳、效益不高，实践成果转换率与社会评价普遍较低，活动教育效果“昙花一现”

4.主体人格发展失衡，自我发展不全面。“主体人格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和行为特征的综合”[6]，缺乏主体人格的导向与激励作用必然导致个体的主体性发挥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的主体人格失衡主要体现在实践过程中的自我中心主义，消极情感态度、主体交往受挫等。

“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其主体性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与社会发生联系，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个体意识不仅具有为我性还应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如果“一味地张扬主体性的为我特性，不能在个人发展与社会之间保持适度地平衡，其结果必然是主体性的丧失”[7]，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具体到“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不尊重实践地的具体情况，没有依据实践服务对象学历、语言、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一味的依据主体主观需求和个人喜好设计活动方案和调研方式，就有可能致使活动进程受阻甚至被迫中止，实验结果不理想或是导致破坏性结果的出现。动机-需要理论表明主体性的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个体需要的有效激发，假如个体长期处于单纯的个体目标和需要的激发，主体性的发展就会受到局限，发展方向就会出现偏差，往往会导致自主性向自我性倾斜的困境。比如大学生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仅着眼于自身活动体验和个人成长目标，往往导致个体产生自己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可以不依赖于他人或集体而实现自身的利益，收获自我成长的价值的思想倾向，言行举止上只考虑个人得失，不在乎团队发展需要，不注重集体荣誉感，甚至排斥、拒绝团体合作。

成熟的心理素质和气质性格等也是人成为主体的基本诉求和条件，它是主体在认识领域中的自我丰富，自我发展与自我提升，主要表现为为对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热爱 ，对真、善、美等美好品质的向往。在当前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部分大学生未能正确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未能将个人目标与理想追求融汇于实践教育目标的达成以及实践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中，不能正确辩证看待团队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没有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自己潜能，寻求更高效率、更加出色完成任务目标，创造更高的实践价值的现实追求，尚未形成开动脑筋运用智慧将创造性解决问题，创造更高的集体荣誉的良好品质，没有具备面对困境时的乐观主义和积极态度，缺乏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情感意志。

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在今天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在社会内部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 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必然要与他人产生联系进行交往。（这部分是不是应该用自我意识过度来解释会更好）假如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过度，必然导致与人的正常交往受挫，自身的社会化进程阻滞。因此在培育大学生主体性的关键问题上，健康、充分的主体间交往是必要的。不平等看待彼此，不顾及他人需求，不尊重他人利益，一味的“自说自话”寻求自我满足，势必会导致主体间的交往受挫，大学生的主体性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此外，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信息手段，是主体间交往的主要方式。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大学生能否正确组织语言与团队成员沟通交流实践过程的经验感悟、能否准确与带队教师交流反映实践过程遇到的新问题与新情况、能否高效畅地与实践服务对象沟通交流都是大学生能否正常开展主体交往，拥有和谐人际关系的关键。

三、大学生主体性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学生主体角色认知模糊，主体成就动机不足。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内因起决定作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主体性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生自身主体意识尚未真正觉醒，还未形成以主体身份组织参与活动，发挥主体性以改造实践对象的意识与行动自觉，没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激情与热情。此外，“整个社会所留存的传统文化制约，血缘、地缘、学缘、官本位意识等仍然影响着大学生们在人格上尚未脱离人‘对人的依赖’这种价值取向”[8]，加剧了大学生主体对于主体地位的不珍视。

（二）高校教育管理理念偏差，主体性培育重视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的动力是基于主体需要与外部刺激的统一”[9]大学生有限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尚不足以支撑其完全独立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而各大高校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未能正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多是采用包办式教育方式，未能在实践过程为大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创设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带队指导教师没有树立起扮演辅助者的自觉，未能在实践活动中有意识的引导、激发学生自我投入、自我发展和自我教育。

（三）社会认识与评价不科学，主体性发展动力不足。角色偏常理论认为“良好的社会对待、社会评价与角色期望，会产生积极的自我概念，产生积极的行为动机和实际行为；消极的社会对待、社会评价和角色期望，会直接导致消极的自我概念，降低自我期望的水平和行为动机的强度，并最终导致消极的行为与行为后果”[10]。社会为“三下乡”实践活动提供广阔平台，是实践活动的具体作用对象和实际承担者，也是实践活动最直接的评价反馈者，其评价反馈直接影响学生主体的情感体验。当前社会对于实践活动的评价，更多强调当前利益和当地价值，而理论宣传、观察调研等类型实践活动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又并非短时间内可量化而估的。这样不科学的评价方式往往得出实践活动是“花架子、内容虚、实效少”的负面评价，会极大挫败学生发挥主体性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0-31．

[2] 张顺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大学生主体性作用[J].思想教育研究，2008，No.153（03）：48-5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3.

[4] [美]弗洛姆著.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08.

[5]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8.．

[6] 何飞龙.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缺失探析[J].求索，2003（04）：96-98.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03.04.034.

[7] 牛慧娟.大学生主体性发展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42.

[8] 孙亚忠.创新教育视域中主体性人格培育的理论逻辑及路径探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0（05）：147-152.

[9]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88

[10]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38-39.

课题项目资助：1.2022年广西医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抗疫精神融入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效路径探析”（2022A08）；2.2022年广西医科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红色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路径研究——以广西地区为例”（2022SZA04）3.2023年广西医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究”（2023B37）4.2024年广西医科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关于‘朋辈榜样’教育催化不同阶段学风建设的探究”（2024SZB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