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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图像时代，人该何去何从？弗卢塞尔的技术图像理论从装置和人的角度进行了客观说明，文章通过对其装置内涵、特性以及在此情境下人的主体地位、姿势等特质进行梳理，在二者的博弈中探寻要点。

弗卢塞尔在《摄影哲学的思考》一书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论述基于一个假设，即自开端以来，人类文化当中可以看到两个基本转折。这两个基本转折一个指的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线性书写的发明”；另一个是人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可称之为“技术性的影像的发明”。基于此，弗卢塞尔的技术图像理论尝试着解答一个疑惑，即“文化——因此也是存在本身的概念——的结构正经历着根本的改变”，但弗卢塞尔并未在其著作中着重去阐明这一疑惑，而是围绕技术图像的内涵、发生作用的机理、与人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别论述，看似散乱无序，实则意蕴丰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究其技术图像理论中的装置与人的关系，描绘出其技术图像理论的基本认知轮廓，也为当下人工智能等技术所遇到的困境提供理论参考。

技术图像的装置研究

首先，从装置含义着手，对弗卢塞尔所说的“装置”进行意义辨析，弄清其内涵与外延。其次，考察装置的物质本体。装置的物质本体有一个历史的嬗变过程，弗卢塞尔在《姿势》中曾谈到摄像机、投影、录像磁带等不同的装置，因此本部分试图阐明不同的物质本体有何独特性。再次，考察装置背后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装置是符号与代码编写的程序，以求突破文化制约，而且装置本身是一个“黑箱”，其生产和输出意义的过程是抽象的、不可见的，同时装置的要素“按键”也表明装置背后展示的权力的赋予与监控。最后，考察装置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弗卢塞尔以小见大，从微观装置折射宏观社会装置的背后的隐喻。

装置的含义

弗卢塞尔认为，装置指的是“为某件事做好了准备”，而从装置的本体论意义上考察，他将装置也视为文化的一部分。与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单调论述不同，弗卢塞尔认为，“当一般意义上的工具成为机器，它们同人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被工具包围着，后来机器被人包围着。之前工具是可变的，人是恒定的；后来人成为可变的，机器成为恒定的。之前工具充当了人的一个功能，后来人成为机器的一个功能。”

而装置是信息社会的概念，其对应的范畴是“信息”。装置操纵者并不从事劳动，而是“生产、处理和存储信号”，他们所生产的对象是书籍、画作、音乐等，这些产品并不像鞋子等工具或机器的产物被用于消耗性消费，而是充当信息的承载者，被用来阅读、观看。这种本质性的不同决定了人与装置的关系也不同于人与工具或机器的关系。弗卢塞尔认为，装置操纵者既不同于“被工具包围的手工劳动者”，也不同于“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他置身在装置中，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功能，人在其中既非常量也非变量，而是人和装置融为一体，他将这种关系中的人称为装置的“功能执行者”，认为人与装置共同形成了“装置/操作者的复合体”。

装置的物质性

德布雷指出，媒介的进化是生成逻辑，也是固有趋势；媒介的革新不是“突变”，而是必然结果。然而，每一次的媒介革命总是不易为人察觉，且不会自我宣告，却总在这场革命之后让人幡然醒悟。一方面，“每个新一代的技术都是尾巴主义者，新生代并非拒绝进化，而是本能地向祖先靠拢。”弗卢塞尔关于装置的物质本体的讨论，也是遵循着一种必然趋势的观念，并且呈现出了历史性的变迁。在他的《Gesture》一书中，他集中讨论了照相机、投影仪、录像等装置本体，装置的物质本体都有一个“按键”，操作者通过这个按键来进行一个“决断性”的动作。

弗卢塞尔将这种装置程序穷尽自身的潜能视为技术独有的禀赋（福勒总结其为“吞食自身的相机”）。在与装置（相机）的竞合关系中，唯其不断催使自身向着“穷尽”消耗自身，方能触发作为秩序之干扰（Störung der Ordnung）的新信息（价值）的产生，并最终超脱既有传播秩序之外。正因相机程序的“中介”，所以人们无需也无法作出任何判断，而只需不断以行动的方式作出选择并保持那些尚未被注意到的潜在领地的敞开性。

装置背后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

弗卢塞尔认为，摄影装置中存在两种相互交织的程序：其一，促使装置自动生产影像；其二，容许摄影者去把玩（游戏）。第一种程序指的是数据和代码对装置进行的编程，这种编程是建立在线性文本的基础上的；另一种指的是操作装置的人可以通过触摸和控制装置上的按键来实现意义的“抓取”，在弗卢塞尔看来这是一种“控制论”。

权力从物件的拥有者转移给了编程者和操作者。符号的游戏也变成了一场权力的游戏。这是权力从物件向符号的转变（即控制软件比控制硬件更有权力），编程者将符号通过线性排列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他们可以改变排列的方式，从而实现内部结构的改变和完善，最终达到向世界投射意义的目的。摄影的哲学基础，既包含机械装置所涉及的技巧、规则和话语方式，也包含着程序运作所面临的情境。摄影师就像是一只站在丛林中的猫头鹰，待夜幕降临，随时准备出击。

装置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虽然在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影响还主要停留在抽象的思想层面，而且它们长于破坏，短于建设，对后现代社会该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缺少具体的设计和构想。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第三次浪潮的观点，再次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扩大到社会、经济、产业诸领域，并用社会学和未来学做工具，对后现代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渲染和描绘，为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再次带来了一场思想的革命。

根据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预测，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分析技术图像理论中的装置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说，装置代表了工业联合体，代表了社会——经济装置，因此我们需要考量的问题不是谁拥有装置，而是谁在耗尽它的程序。从职业来说，专业的装置编程者和操作者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从社会轴心来说，装置的理论知识将扮演重要角色，掌握软件比掌握硬件更有价值；从技术政策来说，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代表，重视技术评价；从主导来说，弗卢塞尔认为未来将是一个“全球大脑”型的对话式的远程通信社会。

伺服者（人）的研究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过程的内容包括了人的行动和观念，以及现实物的特性，但其中物的特性比人的行动和观念对技术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技术过程中的人是必要的，但并不具有决定性。奥特加揭露了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从原始人类到工匠再到工程师的实现过程，同时他认为，在技术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意志和人的行为。而在讨论技术图像理论中的“伺服者（人）”的时候，弗卢塞尔认为，人可以通过装置实现“自我控制”，并通过和装置的斗争，反思技术图像的困境与解决之道。

在充分介绍了“装置”这一具体对象后，笔者更进一步地发现，装置的不断发展与变迁，对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文章从作为伺服者的人入手，先考察伺服者的内涵和特点，然后分析人的主体性。弗卢塞尔认为，装置社会下的人可以和柏拉图洞穴理论中的囚徒进行比较，装置社会的人更加相信他们所看到的，因此基于此前的现象学分析后，本部分试图从具体现象延伸到哲学思考。

“自由”与“自我”

弗卢塞尔认为“信息生产是一个组装已有信息的游戏”，这种游戏所蕴含的创造性精神正是自由本身，是一种超脱自我而投入即将诞生的信息与偶然性的体验，“自由”与“自我”在这里看来似乎体现了哲学方法论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自由的问题，即有意识地获取信息的能力问题，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当程序的计算产生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新老信息的对比，从而进行自由的提问。这在弗卢塞尔看来是一种创造性的游戏，未来人们通过这个游戏而自我发现、自我充实，“我”这个抽象概念也将通过创造性游戏而被第一次实现。

通过游戏“自由”而塑造“自我”，这似乎是我们能从弗卢塞尔的技术图像理论中总结出的人实现价值的方式。弗卢塞尔将操作装置看作是一种“游戏”，可以使人得到主观精神的满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弗卢塞尔认为，“自由”意味着那并不是割裂了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而是从这些与他们合作过程的联系当中形成一个网络。流亡者（Emigres）变得自由了，并不是在他们否认自己失却的祖国之时，而是当他们对它让步的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弗卢塞尔的流亡思想特征，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就是在流亡中重构，因此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由”，同时我们可以解读出来一种更深层次的内涵，即作为主体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的突破。

人的主体地位——反人本主义

近代以来，人超越于他物的主体性得以确立，其内容包括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自主决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性以及基于自身目的利用自然。然而，人工智能已经从以下方面挑战了人的主体性：冲击了人格尊严的基础，削弱了自主决定，降低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弗卢塞尔的技术图像理论中，他也表现出了对于人的主体地位所面临的危机的思考，但在他看来，作为装置的客体与作为伺服者的人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首先，弗卢塞尔通过人的姿势随着技术装置的不断进步而发生改变，来说明技术对于人的具身性的挑战或者操纵。随着技术装置的发展程度提升，对人的姿势也进行了简化，比如，摄影者可能并不需要手持设备，就能够通过远程操纵实现技术图像的意义输入，例如无人机、延迟拍摄等，而这种技术的进步则体现了一种人的身体的缺席。因为存在着在场与缺席的机制，也因为存在着个体嵌入和抽离的过程，所以技术图像理论中的伺服者既非缺席，又非在场，部分而不是全部、临时而不是永久投入到意义生产中。

其次，技术装置所蕴含的意义对人的思维和思考方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技术装置的意义输入与输出都是不被人所知的，因此其背后的权力黑箱通过操纵技术装置的程序，赋予技术图像输出的内容以意义，然后通过技术图像来影响现实中的人的思维，并指导人的行为，通过潜移默化的传播方式，引导人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这是技术图像对人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

从弗卢塞尔的技术图像理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技术决定论。虽然他没有很直接地说技术侵蚀人的主体地位，甚至看似在客观地陈述技术对人的主体性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人随之变化的各方面，人的在场或者缺席等看似是由人自身自主决定的，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加持下做出的抉择。

姿势与装置耦合——感官功能的延伸放大

弗卢塞尔的《姿势》一书，刻画了不同姿势背后的内涵，他在这本书中通过对摄影姿势的探讨，试图阐明摄影姿势的主观与客观问题，并指出“照片不是‘客观’的描述”。在《姿势》一书中，弗卢塞尔关于摄影“姿势”的论述建立在摄影与绘画的比较之上，他更强调其媒介特征以及摄影实践中的原初经验。在“摄影的姿势”章节中，弗卢塞尔描述了摄影师在被拍者周围来回走动，反复调整距离、角度、光线，并让模特儿改变姿势。在弗卢塞尔的论述过程中，我们从摄影师的位置转到被拍者的位置，再到场景中观察者的位置，并注意到每种意识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将图像背后的观念拆解为一个个发生中和蓄力中的动作，正是这些动作促使操作者建立了观察世界的新理念和手段。通过这一观察，我们可以确定，摄影师的决定（其位置、他与对象的互动、他与行动的重要关系）都是自由的决定，并表达了他存在于世的方式。他与拍摄“对象”的互动关系，正是摄影师有别于画家之处，这正是弗卢塞尔在传统影像（绘画与素描）与科技影像（摄影、电影、数字采样与合成）之间发现的区别。或可说，在他的媒介著述《姿势》（Gestures）中，弗卢塞尔画下他的主题，并将之拍下。

技术图像理论中的装置与人

弗卢塞尔认为，装置社会下的人和柏拉图洞穴理论中的囚徒进行比较，装置社会的人更加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人的姿势与装置进行某种功能上的磨合，从而生产出具有意义的影像——也是弗卢塞尔所说的“信息”。如果信息是由先在的信息合成的，那么一定也存在反方向的过程，即信息的分解、替换与伪造。弗卢塞尔又将信息分化为“自然信息”与“人工信息”，“人工信息”指的是可以快速合成的信息，因此技术图像在这里属于一种“人工信息”。同时弗卢塞尔将这种操纵信息的过程称为“游戏”，人们游戏信息的目的是生产信息，社会又带着生产信息的目的投入游戏。新的共识下，装置会广泛服务于人的意图，也意味着人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持续生产新的信息，探索新的可能；但同时，随着游戏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程序的运作越来越自如，人的思维会变得惫懒，从而失去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