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才能共享绿色未来。但是，随着近几年“垃圾围城”“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新闻的不断爆出，我国的环境治理愈发受到挑战，“环境就是民生”已然遭受威胁。社区作为环境治理的基层堡垒，既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又是环境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村改居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表现为“亦城亦乡”，虽有城市之名，却仍保留乡土习俗，在治理中存在诸多挑战。尤其在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呈现出分布散、种类多、成分杂、处理难等特征，“政府干，百姓看”的现象屡有发生，自上而下的工作推动模式早已过时，如何激发社区的内源性动力，有效解决像环境治理这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让每一位“村改居”居民做爱护环境的“哨兵”，在日常生活中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接续者，进而在根源处解决环境污染，这一问题十分关键。

居民作为垃圾分类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其环保意识、分类意愿与行为直接影响垃圾分类的成效，关系到建设美丽中国的成败。李乾等人明确指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不足、分类知识缺乏极大地阻碍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推进。作为垃圾分类的第一步，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一旦缺乏，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垃圾分类的行动力不足，“垃圾围城”的困境由此产生。南锐等人则基于北京垃圾分类的实践，总结经验，通过构建“意识—能力—保障”的归因模型来论证公共参与在垃圾分类有效性中发挥的作用，并指出公共参与是破解治理难题的重中之重。杜焱强等人用“集体不作为”几个字高度概括农民在环境治理的参与现状，他认为在缺乏身份认同时，农民极易出现“搭便车”行为，他们用消极的态度、逃避的行为充当“弱者的武器”，进而表达自己内心的漠视。由此可见，要想实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激发居民的内生动力，从源头抓起，引导居民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实现“要我分类”到“我要分类”的转变。

鉴于此，本文基于内源发展的视角，聚焦“村改居”社区这一独特的存在，通过实地调查，以X市G社区垃圾分类的实践为例，从能力内生、公共参与、身份认同三个维度探索社会工作推动垃圾分类的介入空间。内源发展以人们的“所需、所想、所求、所思和所信”为依归，提倡发展应该是一种自觉、自决以及自己行动的过程，其在本质上通过动员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的同时，又强调一种在地文化特质的发展观。故而，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垃圾分类将有以下含义：第一，能力内生，重视居民群体的能力建设，将分类意识、分类技能等作为主要着力点，进行“转化赋权”；第二，公众参与，最大程度激发居民群体的参与积极性，从根源处避免“集体不作为”现象，实现由被动式参与向主动式参与的转变，进而稳固垃圾治理内源式发展的群众基础；第三，身份认同，发展是人民的发展，发展离不开人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民，亟需凝聚农村垃圾治理的精神动力。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与内源式发展视角下的垃圾治理有天然的适切性，绿色社会工作与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联结为其拓展了本土化的实践空间，而“村改居”社区则提供了相应的实践场域。本文期望在三者契合点的基础上，为类似的环境治理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方案。

当前村改居社区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自2019年我国垃圾分类在上海施行以来，全国各地在垃圾治理的整体框架下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治理模式。在整个过程中，学术界将更多的关注点投放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地区，针对现状等提出相应的模式。而村改居这一“亦城亦乡”的存在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改居”社区数量猛增，其垃圾治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实现。为了充分了解当前X市村改居垃圾治理现状及实际实施效果，笔者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调查了X市“村改居”社区的垃圾分类情况，发现很多“村改居”社区虽有垃圾分类之名，却无垃圾分类之实，垃圾分类收效甚微，内源性动力严重不足。因此，文章将以X市G社区垃圾分类的推进过程为例，分析问题，探索解决路径。

问题分析

1.居民混合投放垃圾

居民混合投放垃圾，无法做到干湿分离，无法进行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的严格分类，实际投放情况与投放标准大相径庭，分类有效性无法得到满足。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经常能看到垃圾袋中集结了各类垃圾，不加分类地丢弃到垃圾桶中，甚至很多居民在投放垃圾的过程中更是采取“就近原则”，可总结为“两不一整体”即“不看垃圾桶分类”“不看投放垃圾指示牌”“一整个垃圾袋”。在居民的眼里，更多地将“垃圾分类”的概念与“垃圾投放”这一行为混淆，很大程度上认为扔垃圾就是在垃圾分类。

2.垃圾无法投放至指定投放点

垃圾无法投放至指定投放点，主要涉及两种情况：一将垃圾丢弃在电梯口、消防通道处；二将垃圾投放到箱体之外。第一种情况主要表现为居民为了自身方便，趁着乘坐电梯的空隙将垃圾“遗忘”在电梯口，或趁无人注意时将垃圾丢弃到消防通道处；第二种情况主要表现为，能力远不及认知，很多居民自垃圾分类实施以来，在认知上已经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奈何分类能力上有所欠缺，只好将垃圾投放于箱体之外，“少投少错”“不投不错”已经成为惯性思维，垃圾桶周围的区域自然成了“垃圾治理”的重灾区。

3.垃圾分类单打独斗现象成为常态

“政府干、百姓看”已经成为常态，垃圾分类在居民眼中是“可有可无”的一项工程，在整个推进过程中，集体不作为屡见不鲜。“搞无用功”“与我无关”“我是外来人员”等是居民群体对垃圾分类的整体看法，社区干部无力之余，也只能“单打独斗”，垃圾治理效能极低。

原因分析

1.居民未形成分类意识

“村改居”社区居民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日常生活中更多随性而为，原先“一户一院”的居住方式，使其在垃圾处理上有很大的随意性，长此以往，垃圾不分类的习惯早已深入人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院落式”的居住方式转为“上楼式”，但是居民的生活习惯并未随着空间转变进行及时调整，具体表现为部分居民仍保留着乡土习俗，在“垃圾分类”提出后，居民对此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原先生活习惯的保留加上抽象化的理解，两者碰撞之下，使居民在垃圾投放时经常以一种束手无策的状态呈现。

同时，在我国尚未提倡“垃圾分类”之前，垃圾的混合处理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作为“新兴事物”的“垃圾分类”，居民们对其了解十分浅薄，普遍缺乏垃圾分类知识，无法科学合理地按照规定完成好垃圾分类工作。“少分少错，不分不错”的思维成为常态，长此以往，垃圾分类流于形式。

2.集体不作为的错误思想影响

“垃圾分类”不仅是政绩，更是民需。但是“村改居”社区居民更愿意将“垃圾分类”视为居委会或政府为了“搞政绩”“求升迁”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剧。这与社区干部试图以一纸公文带动整个社区的环境治理分不开。在居民尚未认识到“垃圾分类”的本质含义时，相关部门并未及时注意到“歧义”所在，结果便是居民在不明所以的状态下被迫裹挟其中，无奈之余也只能内心愤懑，因此，很多居民将垃圾分类定义为“劳民伤财、耗时耗力”，不仅不愿当环境治理的“哨兵”，在漠视的前提下更是将消极怠工、配合度低、抵触情绪强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就导致垃圾分类“主力军”存在严重“缺位”，垃圾分类的集体不作为使得垃圾分类工作任重道远。

3.身份认同较弱，缺乏内在驱动力

G社区自撤村并居后，“半熟人社会”的特点愈发明显，在原先本村村民的基础上，因临近大型批发市场、建筑工地，又有周围拆迁村庄的村民进行租住，人员比较复杂。杨忍等人的研究证明，一系列的空间和政策变化对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将会带来不小冲击，乡村地域的转型甚至会造成居民地方认同消失的问题，此观点在G社区有所体现。外来人口的聚集，逐步冲击着原先较为牢固的社会资本，熟人关系逐渐分崩离析，原有的身份认同也逐渐动摇，居民较为清晰地区分“社区的事”和“我的事”，缺乏内生动力，对于垃圾分类的工作明显缺乏热情。

村改居社区垃圾分类的解决路径

一直以来，社会工作强调“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实践过程中也不断追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境界，既解决当前困扰服务对象的问题，又注重服务对象自身能力建设，使内生性资源充分涌流，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当前垃圾分类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是利他主义，将工作视为服务的过程，注重服务的本质，并非行使手中的权力，而垃圾分类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利他的价值导向，保护环境与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健康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个人、国家、社会乃至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基于此，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建立起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实现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破题之道。

能力内生，增强垃圾治理的可持续能力

外源发展模式之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仅存在短期效应，要想从根源处解决问题还需要依赖内源发展模式。治本的关键在于积极推动外生动力向内生动力的转换，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前“村改居”社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居民群体更多基于奖惩机制、应付上级检查而被迫选择分类这一行为，这并不能达到“治本清源”的效果。若想实现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在此基础上，坚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激发环境治理体系的内生动力。

从居民层面来说，强调能力“赋权”，既要转变意识，又要提升能力，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回应居民在垃圾分类过程中的困惑。首先，可采取个案工作的方法，进行重点人群“赋权”，及时识别垃圾分类工作中的“钉子户”，了解其成见背后的原因，进而充分发挥政策倡导者、教育者的角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解释垃圾分类的内涵和意义，动员其积极参与，化“抵触”为“被动”再到“主动”。

其次，对于有共性问题的居民可采用小组工作的形式进行能力提升。例如，对无分类意识的居民群体，开展意识提升的小组活动；对有分类意识但能力欠缺的居民，成立学习小组。也可根据居民群体的不同特征设计不同的小组主题，对于社区内的青少年群体而言，小组活动多以“趣味性”形式开展，加之该群体有较强学习能力，接受新鲜事物速度快，堪称垃圾分类工作的重量级后备军，社会工作者需注意在活动过程中要及时鼓励、积极回应、示范引导，方可形成持续性力量；对于“赋闲”在家的老年群体而言，社会工作可将其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垃圾分类督察小组，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有能力的人，有意识地将其培养为小组领袖，这样既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村改居”社区老人因“失地”带来的孤独感，又可以充分激发老年群体的自我效能。

最后，社会工作者可联合社区开展社区活动，以垃圾分类宣讲、垃圾分类榜样评选等形式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公共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

当前垃圾分类的实践表明，居民经常处于一种“缺位”状态，集体不作为是其共性所在，“政府干，百姓看”的现象屡见不鲜。实现“不愿参与”到“公共参与”的转变，直接关系到垃圾分类工作的成功。面对此情此景，社会工作者可在实际工作推动的过程中适当采用说服居民参加的技巧，促使其负面反应的转换，积极投身于垃圾分类的实践。在遇到居民群体以自己能力不足为由拒绝时，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相应的策略进行说服，比如：强调熟人参与、居民间相互帮助以及成功先例等。强调熟人参与主要是向居民解释已经有熟识的邻居参与了垃圾分类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居民所坚信的“身边统计学”；强调互相帮助是向其表明，大家一起学习、分享垃圾分类知识会促进彼此间的进步；强调成功先例是通过肉眼可见的例子发挥榜样作用，实现以点带面。遇到居民因参与垃圾分类实践人数少而丧失信心时，社会工作者可以用动之以情、鼓励等策略进行回应，力争打造垃圾分类“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

同时，社区干部如何当好“发言人”，在地区发展模式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对于垃圾分类工作也至关重要。“去行政化”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局面的新思路，在垃圾分类推动过程中充满艺术性、技术性、科学性是关乎成效的重要转折点。社会工作的出现，刚好可以弥补行政化政府“失灵”现象，社会工作本就擅长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尊重、接纳、倾听、同理是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同时也是基层服务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垃圾分类政策的“下达者”，使政策真正深入民心。

身份认同，凝聚垃圾治理的精神动力

村改居社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不同于城市社区，该社区“亦城亦乡”的特性在刚开始就注定其垃圾分类进程的艰难。因此，垃圾分类模式更应该立足居民群体的真实需求，切勿“一刀切”，主要从以下三点着手。

第一，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全民参与，任何人都不能掉队。当前的垃圾分类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形之中将居民群体置于被动位置，因此社会工作者亟需立足传统资源、社会资本，采用地区发展模式，充当好陪伴者、教育者，助力垃圾分类平台的重构，激发全民参与的热情，例如，可在依托居委会的基础上，成立居民垃圾分类自治组织，使居民群体参与到整个垃圾分类流程中来，提升垃圾分类实效。

第二，一项政策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真正符合民需，如果背离这个初衷，自然会激发居民的抵触感。该社区紧邻大型批发市场和建筑工地，其建筑垃圾和易腐烂垃圾较多，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当下的“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并不适用。因此，社会工作者可对垃圾的具体分类作适当调整。

第三，身份认同是归属感的重要体现，代表着社区的共同价值观念，同时，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是推动社区认同的关键。G社区自撤村并居后，居民群体的社区认同感有所下降，对于社区事务也较为淡漠，“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利己思维占据主导，体现在垃圾分类进程中就是将之归结为“与我无关”，说到底是因为缺乏身份认同。故此，社会工作者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促进居民群体的身份认同，明确告知居民是社区的一分子，更是社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中坚力量，其对于环境治理有相应的权利和责任，进而培养其自主、自立，发展互助的能力。

结语

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抓手，面对“村改居”亦城亦乡的特性时，实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发展，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是处理垃圾分类的关键所在。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与内源发展视角下的环境治理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内源发展视角的框架下从能力内生、公共参与、身份认同三个维度探索社会工作推动垃圾分类的介入空间，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积极探索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正如2022世界社会工作日主题：共建生态社会新世界，不让任何人掉队所言，垃圾分类工作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如何实现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使内在动力充分涌流，这直接关系到垃圾分类的成败。垃圾分类，需打造全民参与的新风尚。社会工作者应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持续积极地探索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人们也应该深刻认识到内源发展理论“以内为主，以外为辅”，这就要求人们充分认识到村改居社区垃圾治理工作在互动耦合的同时需配合政府等外部力量的保障，只有正确理解内外源动力理论对构建村改居垃圾分类长效机制的指导意义，才能真正发挥“1+1＞2”的效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