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在穆齐尔的小说中指象征秩序赋予主体的规定性特征。严格遵从象征秩序成为“有个性的人”会致使主体性消失，进而可能导致思想与生命的消逝，最终陷入被穆齐尔称之为“愚蠢”的时代性精神困境。为了避免主体性的消失，必须抵抗象征秩序的规约，因此主体需要通过成为“可能性的人”来抵制“个性”对主体的辖制。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被米兰·昆德拉誉为“中欧四杰”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以下简称《没》）是穆齐尔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小说书写了主人公乌尔里希花费一年时间去探寻如何摆脱精神困境从而实现精神自治的过程，该书虽然是未竟之作，却已经全面性地展现了现代个体的精神困境与存在危机。纵观全书，穆齐尔认为主体过于依从“个性”对主体的规定是产生精神困境的核心原因。

“个性”的核心内涵

德语“个性”（Eigenschaften），在英语或法语中都没有严格一致的对应词。事实上，穆齐尔对小说德语标题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的英文翻译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和法文译法L’Homme sans caractères并不满意。因此，穆齐尔曾提出一个试译的法语标题：L’Homme disponible（无处安身的人），disponible一词兼有没有工作、不受约束、空闲的含义，该词精确地描述了乌尔里希在拒绝成为“有个性的人”之后的生活状态。然而，读者需要先理解“个性”的具体内涵以及乌尔里希为何会拒绝被“个性”约束，才能回答为何乌尔里希会处于无处安身的状态。

在本书中，“个性”并不是指主体区别于他者的个体独特性。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写道，个性是“表明一个人的由世情和生活经历塑造成的那部分的特性”。因此，个性实际上指的是当主体在象征网络中占据某一位置后，主体在该位置所具有的规定性特征。这一概念首先受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要素说”（the theory of elements）的影响而产生。要素说，又称为“要素一元论”，认为要素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基本单位，其本身是“中性的”，并且一切要素都是等价的。物理经验、心理经验以及自我要素经过不同形式的组合后形成的。由于现实和意识都由共同的要素组成，因此自我与世界，感觉与物体的对立就消失了，世界与人都由“非人”的要素组成，要素组成的方式决定了物体呈现的样貌，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也就没有了本质的不同。

承接马赫的思想，穆齐尔认为个性是构成人的基本元素，具体而言，就是个体的年龄、样貌、性格、身份、地位等。人“为它们（个性）规定并由它们所组成，即使人们与它们并不协调一致。”一旦人选择被个性的组合规定，个性之间结合的方式就决定了人的生存模式，并将人的自我刨除在这一模式之外。在乌尔里希过去的尝试中，他成为见习军官时展现出了体魄强健、英勇无畏与崇尚强权等个性特征。然而，当乌尔里希成为数学家后，他的个性则应当包括思维敏捷、逻辑缜密等元素。这些元素如“体魄强健”和“思维敏捷”并不是特定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人的特征，因此被穆齐尔称之为“没有人的个性”。

拉康的话语可以更好地解释穆齐尔“个性论”的本质。他认为世界是由能指网络构成的，主体通过能指链条进入这个网络。能指链是一系列通过自由联想相互联系的能指序列，它同时包含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在历时性维度上，能指链是线性的、换喻的，其中包含了乌尔里希的欲望对象，如社会权利和科学理性。而在共时性维度上，能指链是环形的、隐喻的，涉及特定欲望对象对主体具有的相应特性，如崇尚强权或逻辑缜密。因此，“个性”的本质是主体在能指链条中所占据的位置所带来的规定性特征。通过对个性的观察，乌尔里希发现主体实际上是被划杠的主体。

现代世界已经产生了无数没有人的个性，这是一个没有经历者的世界。在理想情况下，个人的私人经历几乎不存在，个人责任的重要性和意义被化解为一个公式体系的表示可能存在的重要意义。主体的生存模式与思维方式在其选择进入象征界的瞬间已经被象征秩序预先确定，在普遍化的生存“公式体系”面前，主体不具有发挥个人能动性的空间。个性先于自我规定了人本身，因此“个性”具有他在性，将他者的法则内置于主体自身会导致主体的悬置。如果主体遵守“没有人的个性”，成为“有个性的人”，就意味着主体性的消亡。乌尔里希为了追求主体性，就必须拒绝认同“个性”，因此他对“所有的个性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而当主体选择接纳“个性”，将他者刻入自身，就会导致乌尔里希所称的一种神秘的时代性精神困境。

“有个性的人”的精神困境

当个体选择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将有可能陷入穆齐尔称为“愚蠢”的精神困境。在《没》的第十六章中，穆齐尔探讨了他对愚蠢的观点，并在1937年的奥地利工艺联盟报告中发表了《论愚蠢》。穆齐尔认为，愚蠢不仅是智力的缺乏，而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老实淳朴的愚蠢，另一种是有点悖论的、甚至可以看作某种智力标志的愚蠢。”他更关注后一种愚蠢，称之为“聪明的愚蠢”，并认为它对生命本身是危险的。这种愚蠢源于个体对“个性”和象征秩序的过度追求，而被完全框定于象征秩序中的个体则变得完全客观化，彻底客观的行为将导致个体生命和思想的消逝。

在小说中，穆齐尔为主人公乌尔里希设置了两位同年龄的同性对照人物——瓦尔特和阿恩海姆，他们都是“有个性的人”的代表。两者在青年时期与乌尔里希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方式非常相似，“这两人不仅先于其他人想到那些最重要的认识，而且同时想到，只要一个人说出新鲜的话题，另一个人就会做出同样惊人的发现。”他们都认为自己有责任批评现存的社会和文化。他们的青年时期正处世纪之交，19世纪末的欧洲上空飘荡着“黄金时代”的精神幻象，人们“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反对旧事物，相信某种新的事物即将降临。年轻时期的瓦尔特与乌尔里希都陷入了这种“革新”的精神高潮，他们具有“可能感”（sense of possibility），这类“新人”相信旧有的现实将被某种暂时处于可能性世界的新现实代替。

但是进入三十余岁的壮年时期后，两者出现了思想的分歧，乌尔里希选择继续做革新派，瓦尔特则走向了革新派的反面，这是因为瓦尔特与乌尔里希的差异在于，前者能借“可能感”批判或抵制“现实”，却不能“领悟现实”，“领悟现实”意味着拥有一种“可能的现实感”（sense of possible reality），即意识到现实存在空洞性。曾经的改革主义者瓦尔特能感知到“旧秩序可被新秩序颠覆”是一种幻象，但却不能深入本质，认识到现实与象征秩序本身就是幻象。同时，青年时期的“可能感”使得瓦尔特陷入了与乌尔里希一样的选择困境，一旦他决定开始行动，他头脑中的计划“分裂了，变成两个或更多的计划，他们简直要争风吃醋起来了。”无法选择导致进而瓦尔特无法行动，最终使他陷入精神瘫痪的状态。总而言之，“可能感”导致瓦尔特无法行动，未能“领悟现实”致使他将精神瘫痪归因于“他被迫生活在其中的欧洲已经无可挽救地蜕化变质了”，又将时代的弊病归咎于新秩序不如旧秩序完满，因此他认为新秩序不但不能颠覆旧秩序，而且会被旧秩序吸纳。

既然新秩序最终会都会被旧秩序吸纳，瓦尔特索性选择抵制现存的象征秩序，进入旧有的秩序寻求安慰。因此，他喜爱弹奏瓦格纳的歌剧，“他的脊髓受到这首音乐的麻醉而麻痹了，他的命运得到了宽恕”，瓦格纳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瓦尔特灵魂企图在旧日的民族精神中寻求解除精神瘫痪的解药，但是他反而强化了旧有象征秩序对主体的限制，导致主体走向“聪明的愚蠢”。瓦尔特所陷入的精神困境是时代的缩影，在精神瘫痪中他不再具有生命的其他可能性。

穆齐尔曾在访谈中强调他在小说中给乌尔里希设置了一个相反的人物：一个很有地位的、上层社会类型的男人，两者之间存在多种对立性特征，他就是阿恩海姆。乌尔里希认为“生活必须适应精神”，而阿恩海姆则主张“精神适应生活”；乌尔里希试图“废黜现实”，而阿恩海姆则采取“废黜理念至上”的行动；阿恩海姆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上层社会人士，拥有多重身份和职业，包括大作家和跨国商人，而乌尔里希则只是暂时担任父亲要求的“平行行动”的秘书。

阿恩海姆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因过度追求象征秩序而陷入了时代精神困境。与乌尔里希不同，阿恩海姆将自己分为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他将内在的人固定在颤动的火焰后面，注视着外在的人。这两个人分别代表了实在性的自我和想象性的自我。阿恩海姆将实在性的自我与他者的想象性凝视结合在一起，使自己完全客观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和“模范的人”，甚至达到了“非人”的境界。主体通过想象存在某个他者的凝视，使自己成为观看的主体成为可能。自我对自身的观看是一种“凝视”，不同于主体注视他者的“看”。凝视是通过他者的目光（类似于一面镜子）来看待自己。而“想象性的凝视”则是按照他人给予的“理想自我”来看待自己，使自己符合他人的期望。主体通过想象存在某个他者的凝视以使自身作为观看的主体得以可能。对自身的观看是“凝视”（gazing），区别于主体注视他者的“看”，凝视是以他者的目光（他者的目光相当于一面镜子）来看自己，“想象性的凝视”则是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理想自我”来看自己，使自己成为符合他者要求的对象。由于主体认同的想象性他者来自象征界，因此想象性的凝视不局限于想象界，它也在象征界与想象界的交互处发挥作用，所以并不会因主体进入象征界而失效。“对于阿恩海姆来说，从来也不曾有过别的可能性可以维护自己在父亲身边的地位，而是只有他选择的这个可能性，这就是使精神、政治和社会商业服务”，阿恩海姆的“完整的人”本质上是一种想象性建构，他的理想自我的建构基于“维护自己在父亲身边的地位”的目的，形成了心灵与经济学融合的完整型人格，但这一完整性始终是虚幻性的。

阿恩海姆自述自身与乌尔里希的差别是：“乌尔里希也许是一个不仅会牺牲他的灵魂的利息，而且也会牺牲他的灵魂的全部资本的人”，乌尔里希为了追求自治，会选择脱离象征秩序的规约；而阿恩海姆“如果他对某人倾心相爱，最终也只可以牺牲利息，绝不可以牺牲本金！”阿恩海姆为经济性的完整型人格悬置了自我主体性，放弃了不经济的个人情欲，成为象征秩序的维护者，因此阿恩海姆不单陷入“聪明的愚蠢”这一精神困境，而且走向了机械性的“非人”，他是失去灵魂的人。

“无个性”与“可能性的人”

瓦尔特选择从旧有的象征秩序中寻求慰藉，阿恩海姆则为了获得世俗性的成功而维护现存的象征秩序。成为“有个性的人”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取得优势地位，但同时也因主体性的消逝而陷入了精神性的痛苦。

穆齐尔将人在象征界的状态称为“此状态”，相对地，“另一种状态”（the other condition）就是主体抵达实在界的状态。他在《没》中试图解决的难题就是主体如何调和“此状态”与“另一种状态”。他探索了两类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第一条路是承认日常和“另一种状态”之间的鸿沟不可逆转，并在承认存在不可象征化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制定出使现实经验具有意义的策略。另一种路径是通过使两个领域具有可通约性（commensurable）以克服这种分裂，这意味着主体需要主动创造从“此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契机。

瓦尔特与阿恩海姆是第一条路径的实践者，他们发现日常与“另一种状态”间的鸿沟不可跨越后，选择接受“个性”的规约从而成为日常世界当中的优胜者。主人公乌尔里希与前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体内存在两个乌尔里希：第一个乌尔里希决定像他的朋友一样接受现实，面对人类主体的无根性与空洞性，扮演世俗要求的“伟大角色”；第二个乌尔里希身处暗处，他坚持希望，试图“找到一个咒语、人们也许可以抓住的一个把手、精神的本来的精神、弥合上破碎圆圈的那短缺的一块。”相较而言，乌尔里希的非现实性方面使得他认为主体可以找到路径抵达“另一种状态”，避免陷入“有个性的人”的精神困境。

第二个乌尔里希保持主体性的前提是批判第一个乌尔里希的生活方式，于是主体选择放弃扮演世俗要求的“伟大角色”转而成为“没有个性的人”以对抗象征秩序。于是为了避免被“个性”规定导致主体性的悬置，乌尔里希只有暂时成为“可能性的人”，保持年轻时期的可能感。现实感的要求是“要自由地通过敞开的门，就必须尊重门有坚固框架的事实。”即个体应当信仰秩序并安于秩序对自身的规定位置。而“可能感”则意味着“能够料想得到一切可能会发生的事物，能够不把存在的事物看得比不存在的事物更重要。”

乌尔里希的可能性意识源于他在青春时期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思。由于奥地利历史中战争的胜利总是伴随着统治权力的衰弱，奥地利人自然不会认为奥地利是上帝选中的最理想的国家。乌尔里希进一步认为，“也许上帝也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奥地利只是上帝创造实验的产物之一。因此，国家统治民众的律法秩序只是一种可能性的统治方式，主体不必受限于秩序对自身的规定性位置及相应特征。成为可能性的人要求主体均等地拥有每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等于均等地否定。只有这样，主体才能否定象征秩序对自己的约束。因此，主体可以根据行动的要求选择某一种可能性，但不能将这种可能性作为恒定的准则去遵守。当个体拥有所有可能性时，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相互平等，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因此，“乌尔里希认为，他基本上能够做到每一种美德和每一种卑劣；在一个平衡的社会秩序中，美德和恶习被默认为同等沉重的负担”。这一观念同时折射出了乌尔里希作为“没有个性的人”的行为特点。

首先，乌尔里希反对被某一特定的身份限制。乌尔里希曾进行过三次职业尝试，分别是军官、工程师与数学家，他虽然在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最终都以自我放弃告终，正是因为他不愿意被身份背后代表的个性限定，进而导致主体性被悬置。其次，乌尔里希常常以自反性的态度对待事理，将自身置身事外从而可以批判性地面对周遭的人与事，不必认同某一律法作为恒定真理，通过批判性地对待日常世界来跃入可能性的世界。最后，为了成为“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会实验每一种可能性的生活方式，以此来均等地占有每一种可能性。这意味着他的行为将可能会超出世俗的常规，正如在后文中乌尔里希通过与妹妹对话，使得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消弭，进而摆脱他者对主体的辖制。

结语

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书写了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极具普遍性的精神困境。“个性”本质上指象征秩序赋予主体的规定性特征，穆齐尔将现代人主体性消失的困境归因于对象征秩序的绝对遵从。于是，主体为了避免全然他者化，只能成为“没有个性的人”以对抗象征秩序的规约，寻找进入“另一种状态”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