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去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稳中推进发展的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但同时也是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最大的潜力和后劲。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政策为基本政策，会让城乡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上越来越接近，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小。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社会保障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已成为了中上等收入的一员。据数据显示，在201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4644元，接近10000美元。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这一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不可否认，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与日俱增。有资料显示，在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343.4元和133.6元。在2017年则各自上涨至36396元和13432元，分别为1978年的106倍和100.5倍。可得出1978年的差距为209.8元，而2017年则高达22964元。

这显著的收入差其实给多方面都带来了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就是一项。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很多的农村人口未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调查报告显示，农村人口以接受低水平教育居多，且劳动技能低下。除此之外，农村教育设施相对落后，教职工短缺等，都给乡村的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与先进发达的城市教育形成巨大反差。还有就是社会保障的差异。城镇各项社会保障非常健全，所受待遇优越，如医疗，住房，养老方面，而像无法统计的通讯，交通等等方面的待遇也非常高。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虽在逐步建立，覆盖面也在提升，但是保障的力度相对较小。农民及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往往不得不承担较多的费用。除了以上两项之外，在金融支持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受外在条件限制，农村的金融网点少，金融信贷少，农村银行将吸收的存款输送到城市，这极大抑制了农村金融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水平的低下，对于收入差距只会是越来越大;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不仅会造成巨大不公平，还会加剧城乡差距;经济是基础，缺少金融支持无疑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还有太多由收入差距引发的现状，为了缓解这种现象，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财政对策。

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可根据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变化情况，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范围，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的同时，兼顾县、乡两级财政收入状况。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将地方税种进行分类，合理地划分地方各级财政收入范围，确保乡镇一级由稳定财政收入。且凡属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项对策。根据我国目前农民整体收入低、存在一定规模贫困人口的现实，应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承包变为依靠国家、社会的制度，多渠道、多层次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等保险。国家通过相应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解决土地原来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促进公平与缩小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感。

其次就是教育层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调整教育支出结构，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弱势群体教育的扶持力度，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建立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机制，在经费投入和师资调配上向农村倾斜，努力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在今年，国家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中央财政近日下达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695.9亿元，比上年增加130.6亿元，增长8.3%。补助经费进一步向薄弱环节和贫困地区倾斜，持续支持地方优化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间差距，推进教育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如此，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始终坚持“保基本、补短板、提质量”，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通过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重点支持地方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特岗计划和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总的来说，我国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道路上采取了两大宏观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主要的措施为“减税降费”。而货币政策则灵活适度，保持了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两大政策协调推进，同时和其他政策比如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民生，基础设施等领域，一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改善市场预期。

*黄康为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