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是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市场走向供求平衡的有效途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占全国总劳动力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迅猛发展的工业产业形成了对内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拉力，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就此拉开序幕。但随着中国经济由点状、块状发展走向全域发展，以农民为主的劳动力群体也将由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跃迁到全域性的流动。一些农民回到乡村并非因为他们在城市待不下去，而是乡村出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他们追求福祉、追求富裕的理性选择。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业生产方式的显著变化，特别是智能化制造业的崛起，使得个性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可行，尤其是电力、通讯、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的全域覆盖，使得把生产集中在城市的必要性不断降低，为中国从点状发展、块状发展走向全域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国家倡导土地“三权”分置，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等政策的出台，使得适度规模经营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为乡村带来了创新和创业机会。不少人纷纷携带资金和技术到乡村创业，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吸引了大批智力和劳力型人口迁入乡村，共同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和引领者。三是城乡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乡村生态环境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变得越来越显著。四是向往乡村环境和乡村文化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多。

刘银妹在对规模农业发展较好、农业产业中迁入的人口较多具有浓郁传统文化的壮族村落——那村进行深入的参与观察基础上，敏锐地发现在该村落规模化的水果种植业中，每年迁入时间超过三个月者过千人。其中不仅包括“农民工”的“回流”，还包括“上山下乡”寻找机会的城市人口，更包括之前鲜为人关注的乡村间迁移的大量精英农民、青壮年劳动力。从户籍身份看，这些流动人群既有农业人口，也有非农业人口;从职业分工看，他们既有经营者、智力型管理者和技术员，也有体力型劳动者;从迁移的空间看，他们既有村落、乡镇、县市间的迁移，也有跨越省际的迁移;从迁出地看，不仅有村落间迁移者，也有从城市迁往乡村者;从迁移时间长短看，既有长期定居他乡者，也有每年候鸟式往复迁移3-4个月的劳动者。他们的迁移打破了我国维持近三十年的“农民工”迁移模式，用“‘农民工’回流”和“城市人口外流”等词汇都不足以准确描述这支多元、复杂的新型职业农民。

在《乡村新移民：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民流动——以那村为例》一书中，刘银妹尝试在旧有的“城市新移民”概念基础上，提出“乡村新移民”这一概念，来及时总结和探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批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她提出，“乡村新移民”具有以下显著特征：出生地与原户籍都不在本地;因从事与农业产业相关的经营、管理、技术或劳力等相关工作而在迁入地长期或者短期居住，居住时间累计超过六个月;具有合法身份，且具有合法居住地。她进而将其分为经营型、智力型及劳力型乡村新移民三类，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异质人口流动到同质性非常高的村落社会所衍生的社会融入、关系网络、心理适应及社保保障等问题。

“乡村新移民”概念的提出，旨在通过三个步骤来逐步实现城乡社会的重构：首先，这一过程的起点是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形成产业集聚升级及农业产业内部的分工细化，产业自身的调节趋于平衡，在空间意义上促进区域劳动力迁移且趋于平衡过程;其次，乡村新移民通过促进农业产业振兴来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第三，乡村新移民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实现职业的代际流动，垂直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促进产业再发展，彻底实现身份农民向职业化的转化，从而打破三大产业之间劳动力互补与迁移的障碍;最后，乡村新移民作为乡村振兴主体，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及乡村繁荣过程中，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实现社会重构。

刘银妹通过研究发现，“乡村新移民”的出现并非那村独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有适度规模经营的各个村落。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为乡村发展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及农业分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且也可以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培育与引进、吸纳等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作者简介格式：董建辉（1966—），男，江西吉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