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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左氏传》（下称“《左传》”）作为一部记述春秋时期的信史，描述了许多关于神秘文化的内容。占星术作为春秋时期一种盛行的神秘文化，在祭祀、劳动、军事、政治等多个方面发挥着其重要（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以上述诸方面作为发端，紧密结合《左传》史料文本，从观象授时、主观经验、天象循环、宗法承继等多个方面，透视春秋时期的占星观念，并试图探索分析先秦时期占星术的理论构建与文化支撑。

关键词：《春秋左氏传》；占星术；占星观念；理论构建

《春秋左氏传》作为对《春秋》经文在历史层面上最可靠的诠释文本，得到了历史的公认，在唐朝时期就被列为“九经”之一。它对后世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作用。

占星术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形成的占卜行为，在中国有着很早的起源。早在尧帝时期，就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说法。只不过在那时，占星术还没有从天文学中分离开来。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鬼神观念的兴起，人们逐渐将天文观测到的星象与人世间的事情加以附会联系，形成了占星学说。

在春秋时期，占星术迎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涌现出了一批占星家，它们根据自己的占星观念来为国家服务。

本文通过梳理文本中的占星材料，试图还原当时人们的占星观念，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潜文化”。

一、“观象授时”的观念

“观象授时”是占星观念中的主要内容。“观象授时”这一概念是清代毕沅在《夏小正考证》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指人们通过观测天象，来制定历法，后来引申为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测某件事的时机或发展趋势。在《左传》的记载中，有以下几类重要的事务涉及观象授时。

（一）典礼祭祀

《左传》作为一部成书于先秦的经典，有着浓郁先秦早期儒家文化的色彩，其主要体现在尊崇周礼、倡导礼乐制度等方面。祭祀典礼作为礼乐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春秋时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左传·成公十三年》里刘康公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人们将祭祀活动看成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关于祭祀的具体时间，则要依照自然来决定，其中的依据就包括星象。

如《左传·桓公六年》：“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

春秋时，人们在不同的季节举行不同的祭礼，在夏季举行的雩祭就是以东方的苍龙七宿中角、亢两宿的出现作为典礼开始的时间。传文中，鲁桓公在秋天举行了雩祭，这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被史官如实记录了下来。

在夏季时分，角、亢两宿在天空中较为明亮。而且角宿象征龙角，亢有咽喉之义，即龙喉（《尔雅·释鸟》：“亢，鸟咙”，注：“咙谓喉咙，亢即咽”），而且古人有“龙，水物也”的观念，有可能当时人们根据苍龙七宿之“龙首”出现的时节，凭借龙的“水物”意象，在炎热干旱的夏季举行求雨的雩祭。这或许也正是“郊雩尝烝”四祭里，只有雩祭和星象联系紧密的内在原因。

（二）劳动生产

《尚书·尧典》讲到天文的时候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可见，天象与人民的劳动生产的联系是很紧密的。

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这是一条称赞筑城及时的传文。古人土木工程的修筑，为了不与农事相冲突，需要根据天象情况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工。当夏历九月，苍龙七宿在早晨出现于东方时，这时农业生产就应该结束，人们要在此时做好土木工程的准备工作。到了夏历十月，大火星（心宿二）出现，就应该准备开工了。在夏历十月的黄昏，营室（室宿）出现在正南方，就要开始夯土筑墙了。而冬至之后，则不再施工。这种说法在后世的《开元占经》中得到了印证。《开元占经·北方七宿占二》引《河图圣洽符》：“营室主土，天子庙”，又引甘氏语：“营室动，有土功事。”那么，室宿出现在南方与施工动土筑城，二者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在谶纬学说尚未兴起的春秋时代，其联系未必就如《河图圣洽符》所言的“营室主土，天子庙”那么具有玄学色彩。春秋时期，修筑城池的首要条件就是时间不能与农事相冲突，室宿出现在南方恐怕只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天象而已，它象征着农事的彻底结束与夏历十月的到来。人们通过对室宿的观察，从而规划劳动进程。而至于“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和“日至而毕”的说法，也体现了星象对于先秦时期人们在生产活动时间安排方面的一种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直接与“礼制”挂钩。一旦违背了星象（或者说是自然）的调节，在不适当的时间进行生产活动，则会被称作“非礼”。

除了土木活动与星象有关，古人的藏冰活动也受到天象的影响。古人需要在合适的时节藏冰，以待夏季炎热之时或丧葬祭祀之时可以使用。

如《左传·昭公四年》季武子的家臣申丰对季武子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

在《尔雅·释天》里，有这样的说法：“北陆，虚也.......西陆，昴也。”也就是说，当地球公转到虚宿之时（正值夏历十二月），此时应该藏冰，而昴宿在早上出现的时候（正值夏正四月），此时便可以取冰使用了。可以看出，用观星的方法来安排劳动，是一种固定的，有秩序的而且容易掌握的调节生产的模式。

（三）军情战机

关于占星在军事领域中的运用，无论是《左传》还是后世的史书或兵书，都有很多的记载。在《左传》中，最典型的军用占星事例，当推《左传·僖公五年》的伐虢之战。

其云：“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这里卜偃通过占星的方式，为晋献公准确预言了晋国与虢国交战的结果以及发生的具体时间。卜偃通过观测与推算，认为九月、十月交替之时的丙子日这一天早上，日月相会于尾宿，且月先犯天策星，柳宿明亮居于正南方，结合童谣所说，正是击败虢国的时机。而之后，果然“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卜偃的这段“童谣”作为预言，成功地预测了晋国军队的胜利结果，但对于他在胜利日期（即“丙子旦”）上的判断，相比预言，更像是一种占星择吉术。预言带有一种推测性，它预测的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如晋国取胜，虢国战败。而择吉术则偏向一种吉凶层面的建议，因为作战时机的选择是具有主观性的，卜偃所述的星象，正好都是对作战有利的吉兆，所以晋献公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选择“丙子旦”这个绝佳的作战时机。这也恰恰符合“观象授时”的理念，即卜偃将天文语言翻译成具体时间来告知君主，让其占据天时之利。

而真正的军事占星预言是《左传· 昭公三十二年》记载的史墨所说的话——

其云：“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史墨在吴越第一次交战之时，就已经预言到了吴越战事的最终结局。果然，三十八年之后，鲁哀公二十二年，勾践灭吴。在这里，史墨凭借的是岁星占。岁星占作为“五星占”之一，历来颇受阴阳家的重视，尤其是在兵阴阳领域，人们总结出了许多关于“岁星占”应用于军政领域的经验。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中出土的文献《五星占》记载：“岁星所久处者有卿（庆）”。《开元占经》引《荆州占》亦有进一步的表述：“岁星居次顺常，其国不可以加兵。可以伐无道之国，伐之必克。”这两则材料佐证了史墨的预测。史墨正是根据岁星当年行至星纪，而星纪正是越国的分野（即岁星居越），而判定越国处于受岁星临照的状态，不可攻打。因此，攻打它的吴国将要受到凶险。

（四）灾异祸乱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懂得通过观测天象并结合具体理论来推算人世间的灾异祸福。

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秏，不饥何为？’”

梓慎是鲁国的大夫，他推算岁星当时理论上应该在星纪，但是实际上岁星已经过星纪到玄枵了，因此天时不正。《史记·天官书》云：“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可证，岁星是宋国、郑国二地的星宿。玄枵对应北方玄武七宿中的女、虚、危三宿，虚宿和危宿有蛇象，而岁星失常，居于星宿之下，因此有“蛇乘龙”之说。因此宋国和郑国今年将有饥荒。

另一个经典的案例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梓慎见彗星扫除大火星而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有大火。且不论梓慎所言是否合理，他至少能通过观测天象来预言人事，并且给出了灾异发生的确切时间，这就符合“观象授时”的占星理念。关于上述两则史料，后文还将进一步追论。

二、天事恒象与主观附会结合的观念

（一）“天事恒象”的理论基础与主观的添加

“天事恒象”一语，出自《左传·昭公十七年》：“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国语·周语上》内史过亦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晋侯诬王，人亦将诬之。”可见，“天事恒象”的观念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之间是受到认可的。

“天事恒象”的意义在于人们将客观的天象赋予了吉凶层面的意义，这种天人相应的联系是占星学的根本原则。正如斯蒂芬·福里斯特在《占星学入门》一书中所指出的：“你在天空中所看到的，就是你在心识中所感觉到的。两种语言，一种实相......这种原始的认知就是占星学的基础”。可见，星象这一符号系统，所代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其天文学意义本身。

然而，天象所昭示的吉凶，需要人们观察、归纳、总结，最后形成一些理论。不同国家的不同士大夫有着不同的理论，对于同一个天象的考察，大家有时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有时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左传》中记载了鲁国大夫梓慎和郑国大夫裨灶的两则星占材料，并有意安排先后叙述，加以对比。

材料一：“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郑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

材料二：“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秏，不饥何为？’......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

材料一中的星象是彗星扫除大火星，梓慎和裨灶的预言几乎一致。而材料二中，“岁淫于玄枵”的星象却使两位星占家在将其均确认为“凶兆”的基础上，做出了相去甚远的判断。梓慎根据玄枵对应的分野来确定宋、赵两国将有饥荒，而裨灶则根据岁星对冲的分野（即“鹑火”“鹑尾”）来预测周、楚两国国君将去世。

材料一所反映出的不同占星家对于同一种天象做出相同的预测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占星术在春秋时期是有一套理论基础存在的，这套理论基础为士大夫阶层的占星实践提供基本的吉凶判断的准绳。但这理论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完善，还需要占星家自己在实际占星操作中发挥具有主观性的判断，这就会导致材料二中两位占星家针对同一天象又会做出不同预测的情况。

（二）占星家对“天事恒象”的附会

占星家在预测事情时，经常会附会些神秘的内容。还以梓慎占宋、郑之饥为例——“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土虚而民秏，不饥何为？’”

梓慎以“岁淫于玄枵”“蛇乘龙”“玄枵，虚中也。枵，秏名也。”等神秘化的解说为理由，阐明今年宋、郑将有灾荒。但他对于今年年初“无冰”的现象并没有加以阐释。而事实上，“无冰”所造成的暖冬，才是造成宋、郑饥荒的真正原因。因为暖冬的出现，加重了田间的虫害，使土壤肥力不足，而且会使农作物在春夏之时生长乏力，所以造成今年中原地区收成不佳，出现饥荒。可见，梓慎应该是预见到了饥荒的现象而将其原因归咎到了岁星运行失常上。其附会之处体现在：一方面，在《春秋》经文里，仅仅提到“二十有八年春，无冰”，并未提及任何与天象有关的内容。这说明在史官的笔下，“无冰”的现象因其反常，而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从占星技能的习得人群来看，在春秋时代，士大夫阶层是主要的群体。因此，对于天象的解释，甚至对于天象是否发生，士大夫阶层都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即占星者完全可以将星象与饥荒两个毫无联系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无冰”，却是众人认可的事实。所以，从这点来看，《春秋》经文对于“无冰”的记载，更凸显了《春秋》史官秉笔直书的特点。

在《左传·昭公十年》里，亦有裨灶的一段预言——“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这是一段非常牵强的预言，裨灶根据女宿出现了一颗客星而预言晋侯将死。用齐国故大夫逢公的死期来推断晋国国君的死期，用既为周成王母亲，也是晋国始封君主唐叔的母亲邑姜来归告灾祸。可是灾祸仅仅发生于晋国，而周王室和齐国安然无恙，这是很明显的附会之处。

可见，占星家往往能够明晰天象，并且体察人情，但是在二者结合的层面上，他们往往用离奇的天象去附会人事。究其原因，还是一种“神道设教”的思想在背后起作用。他们通过宣扬鬼神迷信的观念，从而得到君主、同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从此，天文星象与宫廷政治开始逐渐结合，在数百年后的汉代达到顶峰，并持续影响整个封建王朝时代。

三、占星中运用到的具体理论性的观念

（一）分野理论观念

关于分野的理论，在之前的事例里我们已经见到了很多。古代人们将星辰、星宿、十二次等划分给了不同的地区，称作分野。通过观察星辰在星宿和十二次中的运行情况，预测分野的国家吉凶祸福，这是古代占星家们常用的分析方法。

（二）天象循环理论观念

“天象循环”指的是占星家常常根据某一颗星的运行周期来推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时间。春秋时期，人们在前人天文观测的基础上，已经初步掌握了行星运动的规律。以岁星为例，人们对岁星的观测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观测到了岁星的周期约为12年，还为这12年岁星的移动位置编排了名称，这就是“十二次”。“十二次”的出现，成为了“天象循环”占星的理论依据之一。

例如《左传·襄公三十年》：“于子蟜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

这则占星材料就是以岁星运行周期来预言伯有之死。襄公十九年，裨灶根据岁星运行到十二次中的降娄，来预测伯有还能再活不到岁星的一个周期，也就是再活不到12年，果然，11年后的襄公三十年，伯有被杀。

此外，与“天象循环”观念联系紧密的，是“美恶周必复”的观念。“美恶周必复”出自《左传·昭公十一年》：

“秋，会于厥憖，谋救蔡也。郑子皮将行，子产曰：‘行不远。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

“美恶周必复”的观念类似于后世民间流传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即不论好事坏事，岁星运行一周之后必有报应。在《左传》后期的叙事中，这样的思想非常鲜明。如下表所示，蔡太子般与楚公子围弑君后，自立为主，后由苌弘、子产根据他们的作恶时间以及岁星运行规律，在昭公十一年，分别准确地预言了他们的报应之时：

我们无法肯定苌弘和子产确实做出过如此准确的言论，但《左传》记载了下来，就证明“美恶周必复”的思想观念确实流行于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之中，并成为占星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重要产物。

（三）五行理论观念

五行理论出现得相对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尚书·洪范》。据该篇记载，五行理论作为传说中上天帮助禹治理国家的九种法则（即“九畴”）之首，在周初被箕子正式阐发。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五行理论逐渐地应用于占星领域。这一应用过程，在阴阳五行及谶纬学说兴盛的秦汉时期达到顶峰，但在《左传》的时代，五行与占星还处于初步结合的阶段，事例相对较少。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赵简子请求史墨为自己占梦，但根据史墨的言辞，史墨并没有直接为他解梦，而是根据日食的情况预测了六年后的吴楚之战。在预测战争结果时，史墨用到了五行的理论，他将楚国作为火德。史墨推测吴国攻楚之日为庚午日，庚的五行是金，火克金，所以得出结论——吴国打不下楚国。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五星占》中，曾有如下表述：“大（太）白与营（萤）或（惑）遇，金、火也，命曰乐（铄），不可用兵。”同样是五行中“火克金”，《五星占》表述似乎更符合逻辑，也更贴近于传统的占星学。而《左传》的相关事例则反映出五行学说与占星的早期联系，并不仅仅单纯局限于占星，还会涉及择日、配数等其他知识。而军事占星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交战国家分野的星与星之间的关系，作战时间也有可能是预测作战结果的关键因素，这在后世的占星典籍如《五星占》《开元占经》等书里并不常见。

（四）宗法承继观念

宗法承继观念也是占星家在推算人事时常常采用的依据。占星家会根据诸侯国各自的祖宗所代表的“五行”或祖宗所从事的职业来判断该诸侯国的五行属性，并与天上的五星或星宿躔次的分野相对应，从而根据天象预判某国吉凶。如《左传·昭公九年》：“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在这里，裨灶将陈国对应为水德，是因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颛顼是水德，因此陈国承继下来也是水德。而楚国的祖先祝融氏曾经担任过帝喾的火正，因此楚国承继下来是火德。可见，春秋时代决定诸侯国五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法的承继。古人是极其尊重祖先之法的，因此，祖先所代表的五德必将成为后代分封诸侯国的五德。

当然，宗法观念附会于占星，有时也不必需要五行学说，比如裨灶向子产预言晋国国君将死之事。裨灶通过星象，说明有灾祸归告于邑姜，而邑姜是晋国始封君之母，故而说“晋君将死”。虽然前文已论及裨灶的观点有强烈的主观附会意味，但无论如何，在宗法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封制社会，宗法承继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而在后世的占星事例之中，宗法承继思想的重要地位逐步被术数规则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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