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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ArcGIS软件，结合开源数据，分析近年来德国科隆移民社区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德国科隆的移民空间具有一定的集中度，且其范围正在慢慢扩大，同时跨国移民在可达性较差、宗教设施完善、地价低的地区集聚尤为明显，但移民社区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其社区生活条件正在逐步改善。在集聚机制上，移民对居住地的决定不是由单一要素决定，而是由社会与经济限制与偏好共同决定。

关键词：跨国移民；空间集聚特征；德国科隆；

1引言

《社会网络的兴起》一书提到，跨国移民是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社会的表征与结果[1]。移民社区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跨国移民潮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分布模式的划分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空间居住隔离色彩，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族群在城市中的居住隔离[2]。

已有的跨国移民及移民社区相关研究文献聚焦于跨国移民形成机制的研究[3， 4]、移民聚居的理论解释[5]、跨国联系[6]、本土性与全球化[7]等多个方面，且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层面。仅就移民聚居的理论解释，现已提出了“空间同化理论”“住所分层理论”与“居住偏好理论”等多个理论模型，分别从社会经济地位、族群权力关系和文化相似性角度分析了跨国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布[5]。而针对跨国移民空间格局的研究集中于非洲[8， 9]、美国[10]与国内本土城市[11-13]，缺乏以数据支撑为基础专门探讨欧洲跨国移民社区在城市空间中集聚特征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ArcGIS软件对德国科隆移民社区的空间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另一方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些社区对城市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2德国移民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2.1德国跨国移民发展历程

德国长期以来都是移民大国，移民问题也是影响德国社会经济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关于德国及科隆跨国移民发展历程的分析研究对认识其移民社区空间集聚特征意义重大。

自二十世纪以来，德国总体经历了4次跨国移民浪潮。德国最早的移民可以追溯到1910年，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在德外国人的数量从206000增长到近130万人。第二次移民浪潮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间的三十年里，即从1914年到1945年，在此期间许多劳动者被迫地进入德国，进行民用和军事目的工作[14]。随着50年代中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德国出现了人力短缺的问题，但在柏林墙修建以前，西德（DDR）的劳动力缺口基本可以由东德（GDR）满足。因此大规模招聘外劳是从1961年柏林墙修建以后开始的，并主要从签订协议的意大利（1955 年）、土耳其（1961 年）、摩洛哥（1963 年）、葡萄牙（1964 年）、突尼斯（1965 年）和南斯拉夫（1967 年）等国家招聘。相较于西德，东德主要从波兰、匈牙利、越南和古巴等国招聘外劳。此时，跨国移民在德国主要从事工业大规模生产、重工业和采矿业等工作。

德国外国劳动力的增长在1970s到达顶峰。在此后，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冻结招聘的措施，德国外国劳动力的数量开始逐渐降低，但实际上近年来跨国移民的数量仍然在增长。其原因一方面是东西德统一后，随着铁幕（Iron Curtain）的落下，许多科学家、难民和遣返者来到德国（主要来自东欧）[15]，另一方面是许多外国劳动力将家人接到德国开始定居。

2021年，每4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具有移民背景。

2.2科隆跨国移民发展历程及其移民社区的形成

大多数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倾向于生活在大城市，科隆是西德最主要接受外国劳动力的城市之一。2021年，科隆人口为1，079，301人，其中有移民背景的人口为436，660，意味着约40%的科隆人具有移民背景。

在科隆跨国移民群体当中，土耳其人是最大的外国群体，且主要受雇于金属和钢铁、汽车制造和建筑领域，普遍收入相对较低，主要聚居在在吸引力较低的工人阶级社区或社会住房比例较高的住宅区。该类住宅区由于跨国移民人口比例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被称为移民社区。同时随着社会经济隔离的过程，这些也是德国低收入居民越来越多聚居的社区[16]。

本文以科隆86个地区为基础获取跨国移民数量与比例，选择2010、2021年两个时间节点对跨国移民比例以及跨国移民高度集聚空间进行可视化表达，并进一步分析移民社区与交通可达性、土地价值、宗教设施等要素的关联，借此探讨跨国移民在目的国的生活状况、生活空间的选择机理及其对所在城市的影响。

需要解释的是，参照联合国的解释，本文涉及的“跨国移民”，是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既包括一代移民与二代三代移民、具有家庭移民背景的儿童和青少年、具有入籍选项权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与归化外国人等。

3科隆移民社区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机理

3.1移民社区的空间集聚特征

科隆移民比例很高的社区主要位于莱茵河的东侧及中心城区外的北部区域，其移民比例均在70%以上，其中移民比例最高的社区比例可达85.7%。

本文使用Archgis，从交通可达性、土地价值、宗教设施等维度讨论科隆移民社区的集聚机理。由于数据的提取难度，具体选择轨道与汽车站点、幼儿园分布、地价及教堂的分布来进行分析。

3.1.1交通可达性

根据建筑物到幼儿园与交通站点之间的距离，将其可达性划分为“可达性较好”、“可达性一般”与“可达性较差”三个等级。

图3与图4展示了2010-2020-十年间建筑物到幼儿园与交通站点之间可达性的变化趋势。通过两张图对比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0年里，交通站点与幼儿园的覆盖率得到提升，越来越多的建筑物获得了较好的可达性。这一趋势在国际移民比例较高的社区更加明显。

3.1.2 教堂

图5显示了科隆教堂的分布，在移民比例较高的社区宗教呈现更加多样化的特征，可以反应出移民与宗教建筑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整个科隆，除基督教教堂外，清真寺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也侧面反映了科隆国际移民中穆斯林比例较高。此外，对比2010-2020年间科隆教堂的建设并没有太大变化，仅在2017年新建了一座在科隆与德国都具有代表性的清真寺，因此可以预期未来会吸引更多具有穆斯林背景的移民，并且移民可能会聚集在该清真寺周边地区。

3.1.3 地价

根据科隆专家委员会对城市地价的评估，明确显示科隆地价较高的地方主要位于市中心和中部南部，而移民比例较高的北部和东部社区地价相对较低（见图6）。

本文将各个要素进行叠加分析，让科隆的移民生活状况可以更多样化的呈现出来，可以看到移民主要集中在各自宗教的教堂附近，并主要分布在地价相对较低的地方。同时，根据之前的可达性分析，近年来移民率较高的社区的可达性有了很大的提升，移民过去较差的生活条件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政府正在采取行动进行改善。

3.2移民社区的空间集聚机理

下文将讨论科隆移民社区持续发展的原因。首先必须区分基于经济和社会限制以及基于偏好的位置选择。Häußermann和Siebel[17]将这两个方面放在“强制”或“自愿”集聚的背景下。

3.2.1社会与经济限制

大多数移民收入较低，因此他们对居住地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限制和住房市场。另外，歧视性租赁规则进一步限制了跨国移民住宅位置的选择。自1970年代以来，研究表明，无论他们提供的生活条件如何，许多移民居住的较低细分市场的租金都明显高于其他人群细分市场，这表明移民必须支付更多的租金才能获得住房机会。此外，房屋企业的租房策略也将优质公寓的移民背景申请人排除在外。由于歧视性的租房行为，许多移民即使能负担得起更好的居住环境，也只能选择位置较差的旧建筑和社会住房等公寓。

此外，移民的特定文化和社会资本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一项研究表明[18]，移民经常通过非正式租赁手段获取租房，他们的主要信息来自于内部信息网络。民族内部的主要信息渠道将住房供应范围缩小到经济适用房市场中过去本民族居住的部分。这种行为对巩固城市的移民空间集聚做出了重大贡献。

3.2.2偏好选择

跨国移民在空间上倾向于与自己的民族群体聚集的程度尚未确定。各种研究表明，许多移民不一定喜欢住在移民社区。例如，Nauck[19]强调居住区的种族集中度和制度上完整的种族基础设施（如某种宗教的教堂）的存在不会对居住选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许多居住在移民比例较高的社区居民对居民的种族构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们无法识别其家庭群体的生活方式，同时担心受到来自社区的社会控制。

相比之下，Teczan[20]的一项研究指出了住在家人、朋友和种族群体附近的重要性。在一个以土耳其裔移民为主的移民社区，几乎有一半表示，选择居住地的原因是与具有密切社会关系并具有相同血统的人亲近。因此，某些城市地区的移民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被认为是希望与亲戚和朋友住得更近的结果。

总而言之，不能假设移民对居住地的决定分别由社会与经济限制或偏好单一要素决定。居住地的选择始终是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和社会限制创造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行为者根据自己的喜好为自己选择生活空间。因此，每一个关于住在哪里的决定都应该被视为妥协的结果。

3.3科隆移民社区发展的影响

如上所述，科隆的移民空间具有一定的集中度，且其范围正在慢慢扩大。由于经济和社会限制，与德国当地居民区相比，跨国移民在可达性较差、宗教设施完善、地价低的地区集聚尤为明显。因此，移民社区的特点往往是移民和社会经济隔离的重叠。在考虑居住在移民社区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必须同时考虑贫困空间集中度和流动人口自身集中度的影响。然而，从好的方面看，跨国移民的空间集聚有助于在群体内部形成独特的网络联系，这给移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赵衡宇， 过伟敏. 移民聚居空间的自组织特征及价值——以杭州市城西城中村为例[J]. 城市问题， 2011（7）：5.

[2] 阮一晨， 刘声， 李王鸣，等. 城市社区中心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素研究——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1， 41（1）：9.

[3] 李志刚1， 刘晔2， 陈宏胜1.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 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10）：11.

[4] 杜相佐， 王成， 邓春. 基于Voronoi图的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机理及其优化配置——以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为例[J]. 广东农业科学， 2015， 42（21）：9.

[5] 鲍江. 传统地域空间的重塑与移民社区旅游功能的融入——以九丘田生态移民安置区建筑规划设计为例[J]. 江苏建筑， 2020.

【作者简介】：荣思庄，1993年10月，女，汉族，四川省成都市，硕士，助理工程师，规划师，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