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缪是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太宰治是无赖派代表作家。他们虽受不同文化熏陶，但其家庭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具有的“反抗”精神颇有相似。加缪忏悔，太宰治自杀，虽形式不同，却都是“依赖”意识的表现。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两位作家，深入分析两人的“依赖”意识。

关键词：加缪；太宰治；依赖；《菊与刀》

一、家庭文化熏染

土居健郎在第五十四届日本精神、神经学会上发表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依赖”。他在赴美留学时读到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认为对他研究日本人和欧美人的心理有很大启示，并将其中精粹与自己研究中的“依赖”概念融合，深入探讨日本人心理状态。他指出，西方人身上也有“依赖意识”，只是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潮流下，并未被发现。“依赖”在日语写为“あまえ”，指人最基本的一种感情。[1]

依赖，最先指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依赖，后不断拓展。加缪一岁时，父亲阵亡，作品中只有《第一个人》中出现了父亲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他化名雅克寻找父亲的足迹，“就在这时，他在墓碑上看到了父亲的生辰，凑巧发现了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一切。他念着上面的两个年代，不由自主地计算了一下：二十九岁。一种想法猛地触动了他，身心都受到震撼。他今年四十岁。这块墓板下埋葬的曾为人父的人比儿子还要年轻。”[2]可见父亲对他的影响比较深远。相比父亲，母亲出现更多。在《一个正义者的罪意识——“阿尔及利亚之子”加缪在欧洲的神话》中认为，加缪的“正义”实质上是一个用来实现他自身神话的“脚手架”，他最终不得不向他的母亲忏悔，在《第一个人》的结尾出现了“哦，母亲，原谅你的儿子逃避了你的真实的黑夜”。[3]唐妙琴认为加缪在创作停滞时期的“忧心”和此后向半聋半哑、思维迟钝的母亲做的忏悔，应被世人视为理解他作品的一个善意提示。

太宰治作为无赖派代表作家之一，家中第六子，因母亲多病极少照顾孩子，父亲在社会上的出色地位和家庭中绝对的权威导致太宰治觉得自己是“异类”。犹如其自传性小说《人间失格》中的叶藏一样，“父亲”是一个可怕的缺席的存在，“这都得怪他那个厉害的父亲”，显然他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传达出对冷漠的家庭等级秩序的抗议。[4]本尼迪克特将“恩”的分为师生之恩，父母之恩，被保护的恩宠。她认为日本是个讲究孝道的民族，受父母恩惠必须“报恩于一万”，负恩则是一种羞耻。[5]太宰治借笔下人物表达了对负恩行为的反思，叶藏如是说： “我的不幸却是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所以无法向任何人进行抗议”，这番表白无疑透露出太宰治因自己“负恩”于父亲的羞愧之情和耻辱感。可见，他们都有情感缺失，加缪对母亲忏悔，太宰治在是否还恩的心理斗争中滋生出自杀心态体现着他们的“依赖”意识。

二、身份认同危机

加缪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他的作品中常出现大海，阳光，阿拉伯人等意象。在《局外人》中，莫尔索在刺眼阳光的照射下，开枪打死了那位阿拉伯人。赵静在《加缪<局外人>中的帝国意识——对位阅读法》中指出加缪通过两地不同的书写，既将阿拉伯人边缘化，在形象、地位和描写程度上弱化阿拉伯人，突出白人的地位，同时又对他们报以同情的态度。[6]在《东道主》这部作品中，他虽然在救助阿拉伯人，但在群众眼里，他什么都不做，不顾及阿拉伯人的生死，其他阿拉伯人则在教室的黑板上留下了“你休想有好下场”的威胁语句。表明加缪所属的两个国家虽向往和平，却没有实现，他无论偏向哪一方，内心都承受着煎熬和矛盾。

太宰治在新旧之间反抗，他的一生都因身份困惑。在等级秩序森严的社会中，自小就对等级制度表现出了叛逆倾向。这种因阶级身份带来的痛苦一直如影随形，于是高中时代加入左翼运动。但太宰治难以接受革命运动的残酷无情以及地主之子的身份使他深感自己并无资格献身革命。太宰治因身份问题自卑，焦躁，渐渐演变为难以忍受的痛苦，犹如《人间失格》中主人公叶藏所言：“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现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还不如到牢房里更能够让我解脱。”加缪和太宰治两人因文化身份，都不能非常自在地依赖他人，表现自己的爱。

三、反抗之路

加缪和太宰治都处于想要依赖，却依赖不成的境地。加缪的《局外人》表现了莫尔索对人际关系的疏离，小说开篇“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了。”体现的冷漠令人惊颤，但加缪想要表达还有“爱”。再者，与女友西蒙娜分开和与萨特论战后，出版通篇的自白《堕落》来表达自己的孤独感。加缪内心有被爱的渴求，只是这种渴求并未实现。在上帝已死的社会中他如同西西弗斯，在重复中寻找人为何活，他是正面反抗的斗士。

大庭叶藏可以说是太宰治的自传，他小时候靠逗笑交际，缺少亲子间信任感。青年时期缺少对朋友的信任，成年后妻子的信任感是对他极大的心理补偿，而丧失它使他认为自己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依照土居健郎的依赖心理分析，依赖不仅有依恋，还有心甘情愿、拜托、隔阂、拘泥、乖戾、乖僻、忌恨、闹别扭、自暴自弃等情绪。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心理发生重大转变。无赖派选择消极方式对抗。在《太宰治的罪意识与反抗精神——围绕前期及后期作品》中认为太宰治为了贯穿“上升志向”选择“下降志向”的生活方式。[7]我们需要注意他采取的反抗策略。他在依恋不得的情况下选择另一种方式也是对自己内心的抚慰。

总之，加缪和太宰治处于不同的国界和文化熏陶下，有不同的性情和处事方式。但他们在家庭文化中情感欠缺，在身份认同危机下的不安及困惑，都潜藏着对爱的渴求，在反抗中反思自己，追求爱与被爱，也展示给我们努力追求爱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日】土居健郎.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商务印书馆，2006.

[2] 加缪.郭宏安等译，加缪文集M.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唐妙琴. 一个正义者的罪意识——“阿尔及利亚之子”加缪在欧洲的神话[J]. 南京社会科学，2003，（06）：23-27.

[4]太宰治.竺家荣译，人间失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5]鲁丝·本尼迪克特.吕万和，熊志达，王智新 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

[6]赵静. 加缪《局外人》中的帝国意识—“对位阅读法”[D].河北大学，2016.

[7]邱璐. 太宰治的罪意识与反抗精神[D].华东师范大学，2005.

作者简介：王香妮（1998年10月-），女，汉，陕西西安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