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渤海国（公元698-926年）是唐代的少数民族靺鞨族在东北边陲建立的少民族政权，境域内有高山、大河、森林、草原、湖泊、大海、滩涂等，境域内，盛产水稻、布匹、铁器、良马等，相对应的建筑设施、生产工具、装饰陈列等器物造型，有着明确的功能和造型。器物的功能和制作工艺反映了时代生产力水平，其造型、工艺制作水平、功能、文化的象征性等都是时代发展的标志，器物的造型艺术也反映在社会经济、交通、建筑、生活习俗、外交等各方面，对于全面了解渤海国艺术设计，尤其器物造型艺术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渤海国   器物   造型艺术

渤海国独特的地理环境，辽国、高句丽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在文化交流、政治外交等方面，对城市建筑格局的形成以及建筑雕刻风格、绘画风格、服装样式、饮食习惯、家具设计等一系列的课题都有所影响。渤海国与其周边区域国家的交流中，互通有无。其发掘的器物遗物，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对于解读那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和发展状况，有着翔实的资料佐证。

一、渤海国器物造型的分类

渤海国有很多不解之谜，也留下来丰富的遗产。它为东北的开发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零散的记载中，可以推演渤海国的基本轮廓，但是完整的体系还不能见于书籍记载，渤海国存国226年，有着完善的官僚体系和社会架构，从史料的记载方面，还未能发现有说服力文献。从考古的器物遗存来看，渤海的经济、文化、外交等都在当时的东北地区首屈一指。

建筑设计方面，有仿制唐长安都城的雄伟宫殿建筑群，现存的宫殿基址、柱础、园林址都清晰可见。有见证与唐朝关系的鸿胪井碑，文字瓦、建筑瓦当构件、琉璃瓦构件，还有佛教寺院、石灯幢、石佛、石狮等宗教器物。所有这些反映了渤海国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见证，也反映了在器物造型以艺术上的高超技艺和审美。渤海国建筑源于中原形制，现存台基、柱础、铺石、筒瓦、板瓦、瓦当、三彩构件等。又有桥梁建筑石墩、二十四块石、石碑、石灯幢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的规划设计与唐朝长安城的形制近似。渤海都城上京龙泉府略呈长方形，它包括外城、内城和宫城。《新唐书·渤海传》称，约为公元755年前后，即唐朝天宝末年左右，渤海国王大钦茂迁都上京龙泉府，距离原国都300里，忽汗河（牡丹江）的东边。上京城是渤海国永久性的都城，长达一百六七十年，规模宏大，是当时亚洲较大城市之一。上京城有中原建城的中轴线，有外城、内城、宫城，宫城与唐朝的大明宫形制相似。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多次考古中，陆续发现有宽阔的街道、东西城区，还有池塘痕迹，推测为皇家园林，有亭榭础石遗迹。附近有挖掘出黄绿釉瓦片，从亭榭的基础推测为八角形建筑。在宫城内，宫殿址、宫墙、石井遗迹尽在，宫城城墙使用附近盛产的玄武岩砌筑，剩余的高度平均有三米左右。

渤海的金银器也有着高超的技艺和精美造型，在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佛像宗教器物、装饰品、日用品等，不仅造型精美，其日用功能也与生活习俗息息相关。1988年的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地村，出土该尊小金佛，此尊金佛像，极为娇小，通高仅7厘米，重49.3g。佛像手势无畏印，面容饱满，衣纹紧窄，立像带插杆构造，便于随身携带，礼佛方便之用。渤海国佛寺和佛塔都有记载，佛教的广泛传播和被大众接受，一般来看，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在民间中，当地盛行的萨满信仰要更加容易传播和接受，原因是，佛教传播要有很高道行的佛法僧人的助力，和民众普遍认识的提高，这两点恐怕都难以统一。佛教的高深和一系列的活动，渤海贵族在渤海贵族中流行或信奉的居多，在外出的行程中，寺庙不是很多，不便于礼佛。渤海出土了很多小佛像，有金质、铜制、陶制的，足以说明随身携带礼佛的方便性。渤海国时期铜钗是五女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鎏金铜钗为渤海国时期文物，出土于桓仁镇凤鸣墓葬。长15.3厘米，宽3.5厘米。钗头正视呈近三角形，饰卷草纹，三端凸起出钮，钮顶刻宝相花，双股，一长一短，股呈钝尖状。渤海时期故地同时也出土了一些鎏金铜花饰。头饰在古代作为等级的标志，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同。鎏金铜花饰注定是等级很高的装饰品，图案精美，做工考究。在渤海王室贵族中已普遍使用。马鞍桥是古人骑马用来托扶人臀部和大腿根两边的一种护具。吉林渤海古国出土的贵族马鞍桥是鎏金铜质的，雕工十分精致，是古代高精尖的工艺品。

另外，渤海还出土了很多铁器生产工具、陶器日用品和佛像等，都反映了渤海器物造型的种类繁多和精美。

二、渤海国器物造型特点及艺术设计

渤海器物造型多与汉文化相关联，尤其建筑艺术、园林艺术方面，在生产工具的器物上，主要以铁器为主，还包括军事用具。生活服饰装饰品、宗教用品等器物，更加精美和技艺精湛。冶铁技术在渤海有着相当高的水平。铁器的使用加快了渤海国的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在唐朝先进的冶铁技术影响下，渤海的各行各业，均有铁器制品发现。说明渤海的生产力大发展，与铁器的广泛使用关系密切。尤其冶铁技术的进步，铁矿的丰富，为渤海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铁器的使用，使得生产力的速度增长迅速，尤其在农业和军事上，显示出了巨大优势。

在渤海出土的云形陶盘，是极其罕见的日用品，不仅造型独特，有民族特色，制作工艺考究。渤海的陶瓷手工业发达，很多陶器的造型与质量都是周边贸易交换的主要流通商品，得到周边的好评，其中好多名品进贡中原。渤海的陶瓷业也经历了初级、中级、高级的阶段。早期的陶瓷器物与后期的器物相比，后期有明显的不同，不论从造型，还是质量。不论是大小，还是上釉，都超越了之前的水平。并对之后的辽、金有着深厚的影响。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内出土了云形大陶盘，在造型上，以对称的样式加以制作，并且边缘薄厚一致，曲线难度较大，体现了渤海的制陶技艺，也反映了渤海制陶手工业者的高度审美能力。

在渤海的考古挖掘中，发掘出双系釉陶罐（国家一级文物），这件红釉罐出土于和龙北大地墓群28号墓内出土。轮制，红褐色泥胎，施半褐色釉，器内为满釉。高14.8厘米、口径6厘米、腹径12.4厘米、底径6.8厘米。口微敞，圆唇、短颈、鼓腹、平底。肩部饰相对的双系和双凹弦纹。釉面光滑细润，造型庄重，独具特征，为渤海时期陶器的上品。这件双系釉陶罐，唐代特征明显。陶制品的造型多种多样，从半坡彩陶到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器物造型的变化和制作技术，不断地迭代进步。这件双系釉陶罐，是出土陶罐中，渤海的最高水平。

三彩釉的使用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代普遍使用，代表了艺术的写意和釉彩艺术的变化。这件渤海国三彩熏炉是薰炉精品，出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三陵渤海墓中，1996年挖掘出土，现藏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这时期的釉陶体量不是很大，可能受制于技术和需求。三彩薰炉，高18.1厘米。造型精巧，品相完整。表面施绿、黄、褐釉，盖上有塔式钮。盖上还有四组镂空熏孔，熏孔呈心形，一组四个，心尖朝外，大致在圆形内。熏炉三足，足的根部雕刻有的狮形象，足底端雕刻成狮爪。渤海三彩薰炉保存完整，是我国渤海国出土瓷器中的珍品。

渤海国金银器出土数量不多，类型主要为服饰用品、佛教用具及日用杂器三类，不见日用金银容器。《辽史》关于渤海银冶的记载不可轻信。根据文献记载，渤海金银器具应有许多来自中原唐王朝的赏赐。龙海墓地出土的金冠、虹鳟鱼场墓地出土的银鸟头形饰等，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征，可以作为渤海金银细工工艺的体现。众所周知，佛骨舍利是佛教至宝，更是出家人奉为的无价之宝。在选择盛装佛骨舍利的器物上，毫无悬念的选择最为高贵的金质器物。其次是银盒、铜盒。最外层可能是能抗破坏、抗腐蚀的材质制作成的器物，如石函或是铁函。在上京龙泉府故城遗址内外，出土的舍利函，有一层是银函，包裹着金函，金函里面放有舍利。银函表面雕刻有精美的图案。

金银平脱盛于唐代，在史料中有唐玄宗、杨贵妃赏赐安禄山大量以金银平脱器物的记载。这种工艺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作为奢侈品，在国力强盛时，自然而然成为贵族的用品。但随着唐后期国力衰微，无力承担如此昂贵的技艺费用，官方不许用此法制作器物，导致金银平脱工艺日渐萎缩，加之保存难度大，传世和发掘的唐代金银平脱器较为罕见。传世的唐代金银平脱器物，有很多珍藏于国外。吉林省龙头山古墓群渤海国王室墓地出土银平脱梅花瓣形漆奁，漆奁盖上纹饰采用金银平脱的工艺，富贵华丽。盖顶中心是盘龙纹，一圈锁链纹为界隔，外绕一周蝴蝶蜜蜂恋花丛图。外侧是倒立童戏图、胡人跳胡腾舞图、仙鹤衔绶图、孔雀衔绶图，交叉对称分布，表现出热闹喜庆的场面。

三、渤海国器物造型艺术的社会意义

渤海国虽然已经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但是其留下的宝贵财富依旧等待着后人去探索与发掘。自渤海国被学术界关注以来，考古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颇丰，虽然有的略有交叉，但对于渤海国的研究热情和关注，对渤海国的认识和保护有着极大的意义。数字化保护与利用应运而生，既不破坏原址，又能一睹“海东盛国”的全貌，以此为基点，逐渐扩大到全域，对于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有着重要作用，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会提升渤海国的影响力。唐代在稳固东北边陲，输出汉文化产品，与周边政权的统一上，都达到了高潮。

自渤海建国，其风俗礼仪制度逐渐受中原唐朝影响，经过渤海上层的传承推广，以蔚然成风。“渤海之先，出于勿吉”“头插虎豹尾，善射猎”“俗皆编发。性凶悍，无忧戚”“夏则出随水草，东则入居穴中”，“迨通于中朝，浸染唐风，习礼仪之节，重衣冠之制，而故俗不能尽保矣。”在政治制度上，“武王、文王相继遣生徒入唐就学，并写《唐礼》以资绵蕞，设官分职，盖皆宪章中国也。”在服装的色彩、图案的选用上也“选法文武并用”。在持续的“入唐习学之事”以来，渤海国设立了文籍院，以储图书。设胄子监，以教诸子弟。致使渤海国的士大夫多擅文艺。去往日本的使臣也。在史书记载中：“皆以文酒唱酬，才长应对，为所引重。而擅长雕刻、绘画者，亦有之。此渤海濡染唐风之证也”。说明渤海国全方面的发展，离不开中原文化的学习。

器物造型与当地的技术和审美密切相关，还与材料来源和日常生活使用习惯相连。渤海国虽地处苦寒之地的东北边陲，但是在强大的唐朝盛世时期的影响下，渤海多次派遣使来学习先进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充分发展了渤海境内的现有资源。渤海境内有大山、森林、平原、草原、河湖、大海等天然的资源，在先进的技术影响下，铁矿冶炼，铁器制作工具、武器等，用于农业生产和渔猎等，使生产力高度发展。濒临大海，使得航海技术空前发达，造大船的能力和技术，使得与海外的交流频繁，与日本交流及其频繁。在朝贡唐朝时，也经常通过海陆去往长安。形成了渤海国的“一带一路”道路系统。农业方面，水稻的种植已经普遍，在及其严寒的东北，可以断定，没有高超的农业技术，寒地水稻，在无霜期短的地区，水稻难以成熟。畜牧业方面，盛产猪和良马。猪给当地人提供了充足的肉类食物，良马为交通和战争用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还有渤海盛产鱼类，养蚕、丝织等生产活动也极其发达，所有这些，都为渤海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一度成为“海东盛国”。

结语

渤海国在公元926年被契丹辽国所灭，在持续的战乱中，不断地消解，遗忘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史料的记载中也是不成体系，没有留下完整的史记资料。从常理来看，这不符合中原文化关于朝代记载这方面的习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都有自己国家的史记，唯独渤海国不存。对于存国二百多年的强盛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没有自己的记载，可能毁于战火，更寄希望于散落民间或是埋藏于一地，等待重见天日。在清朝初年，为巩固边疆，不断地向东北的苦寒之地发配流犯，进行东北的开发与守卫。其中在众多的流人中，有江左三凤凰之称的吴兆骞，他与其他文人成立了黑龙江第一个“诗社”，发现了“泼雪泉”，尤其在探查上京城遗址方面，揭开了渤海国的历史，让人们重回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东北大地，曾经存在二百多年的渤海国，以强大的实力护卫着这块土地，建设着这块土地。渤海国在东北二百多年的建设，在唐王朝的影响下，曾经一度为“海东盛国”。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和发展。“海东盛国”的美誉已被考古出来的遗物所证实。在存国200多年的发展积淀中，大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所需的器物，小到民生的生活用品，再到贵族的奢侈用品，在博物馆的展示区都能看到。随着现代考古发掘，发掘的品类会极大地丰富渤海国的实物例证，能系统的搭建有关“海东盛国”的全貌。不仅是建筑城池、宫殿建筑及构件、生活用品及服饰、饮食与习俗等，还有对外交流、交通、文化、教育等。从出土器物来看，可以感受到渤海独特的民族习俗，既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又有自身的特点。

[作者简介] 谭红毅（1973.06-），女，满，辽宁省开原人，东南大学设计专业研究生学历，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艺术设计。

本论文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唐代渤海国及其周边区域艺术形态比较研究”成果，项目号：19YSE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