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提升党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是新时代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系统梳理调查研究能力的历史传承脉络，剖析其核心内涵，并从理念革新、方法创新、作风锤炼、机制构建四个维度提出实践路径，将调查研究内化为干部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新时代；党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干部队伍建设；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把调查研究能力列为必须提高的“七种能力”之一，要求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为我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传授了方法。他在2023 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调查研究在党的工作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寻乌调查”到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调研”，调查研究始终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党员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不仅关乎个人履职成效，更直接影响党的执政根基和事业发展全局。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均将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环节加以部署。然而，实践中仍存在部分干部调研能力不足的问题：有的缺乏问题意识，调研选题脱离实际；有的方法单一固化，难以掌握真实情况；有的作风漂浮不实，存在“走秀式”“盆景式”调研；有的成果转化不畅，调研结论与工作实践脱节。这些问题不仅影响调研工作的实际成效，更可能导致决策偏差、政策失效，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本文立足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需求，对党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进行系统性研究。首先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明确能力形成的历史逻辑；其次解析核心内涵，厘清能力构成的多元维度；再次阐释时代价值，彰显能力提升的现实意义；最后提出实践路径，为干部锤炼调研硬功提供行动指南。同时，通过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典型调研案例，增强研究的实践性和说服力，力求为新时代锻造过硬党员干部队伍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着眼大局，面向未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调查研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扎实做好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才能更好地为“十四五”收好官、“十五五”开好局献计出力，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新使命。

一、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出：植根历史传承的实践命题

党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出，并非偶然的理论创新，而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深化的重要课题，深深植根于党的历史传承与实践探索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脉络。不同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调查研究的侧重点和实践形态也随之演变，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核心要义始终未变，调查研究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提升。

（一）革命战争年代：生存危机下的能力奠基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存挑战，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必须依赖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一时期，调查研究能力成为党员干部生存发展、开展斗争的核心能力，其重要性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凸显。

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他不仅提出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更身体力行开展了大量实地调研。1927 年，为了认清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驳斥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错误指责，毛泽东同志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开展调研，历时32 天，行程1400 多里，与农民、农会干部、秀才等不同群体进行深入交流，最终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报告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深刻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为党制定正确的农民政策提供了坚实依据。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同志更是将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前提，先后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调查。正是基于这些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确立了党调查研究的基本准则。这一时期，党还建立了初步的调查研究制度，在红军中设立了调查部，要求各级干部定期开展调研，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根据地农村、工厂开展调研，了解群众诉求，掌握敌人动态，为制定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群众工作政策等提供了重要支撑。可以说，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升，为中国革命从弱小走向强大、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实际基础。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探索前行中的能力深化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必须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这一时期，调查研究始终是党破解发展难题、探索建设道路的重要手段，调查研究能力的培养也始终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工厂、农村、社区开展大规模调研。在农村，干部们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土地改革后的生产情况、农民的生产意愿和困难，为制定农业生产政策、推进农业合作化提供了依据。在城市，干部们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师傅交流，了解企业的生产设备、技术水平、工人的生活状况，为制定工业恢复计划、调整劳资关系提供了支撑。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调研实践，是1956 年毛泽东同志组织开展的中央三十四个部委经济工作汇报调研。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连续一个多月听取各部委的详细汇报，对工业、农业、交通、商业等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分析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成为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彰显了调查研究在破解重大战略问题中的关键作用。这一调研过程不仅锤炼了干部把握复杂经济形势的能力，更确立了“系统调研、综合分析”的工作范式。

当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调查研究也经历了曲折探索。在“大跃进”时期，由于部分干部脱离实际、主观臆断，放弃了深入调研的优良传统，出现了“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导致生产指标脱离实际、资源浪费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党迅速反思纠偏，毛泽东同志在1961 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周恩来同志在河北邯郸农村调研时，与农民同吃同住20 多天，详细询问粮食产量、社员收入等实际情况，亲手记录了大量第一手数据；陈云同志在上海工厂调研时，针对企业管理问题与工人、技术员、管理人员开展多轮座谈，形成了改进工业管理的具体方案。各级干部纷纷响应，深入农村、工厂、工地开展调研，为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素材，推动经济逐步走出困境。这一曲折历程也让全党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是防止主观主义、避免决策失误的根本保障，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的锤炼必须常抓不懈。

（三）改革开放时期：解放思想中的能力提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对党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一时期，调查研究的核心任务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变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激发社会活力”，干部调查研究能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中实现了质的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调查研究为突破口，推动思想解放和实践创新。1978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各级干部通过深入基层调研，深刻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自身更是调查研究的践行者，他多次深入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区调研，1979 年在广东调研时，认真听取当地关于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实际，支持提出“办一个特区”的构想，随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这一过程中，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突出表现为“突破传统思维、对接时代要求”的创新能力，学会了从国际视野和市场角度分析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调查研究成为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手段。在农村改革中，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的实践最初就是基层干部通过调研发现并上报的，中央经过深入调研论证，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可行性，随后在全国推广，彻底改变了农村生产经营模式。在城市改革中，各级干部深入企业调研，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缺乏自主权的问题，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系列调研，为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提供了实践依据。

进入21 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国内社会转型交织，调查研究的领域从经济改革向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多维度拓展，干部调研能力也朝着“精准化、专业化、系统化”方向升级。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各级干部通过跨国调研、行业调研等方式，摸清国际规则与国内产业的适配性，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撑。在社会治理领域，针对流动人口管理、矛盾纠纷化解等新问题，干部们摒弃“一刀切”的调研模式，采用“蹲点调研 + 数据分析”的方式，深入社区、园区开展精细化调研，形成了“枫桥经验”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方案。这一时期，调研的技术手段也实现了突破性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线上问卷、大数据分析、舆情监测等新型调研方式逐步应用，干部们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快速收集海量数据，精准把握社会动态。同时，党更加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机制建设，建立了“调研—论证—决策—反馈”的闭环体系，确保调研发现的问题有人管、提出的建议有回音，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加速器”。

（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的能力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首要任务，调查研究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对各方面情况的认识和判断，基础还是在于调查研究，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获取大量第一手情况、最真实信息，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准确分析问题，化繁为简找出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全面、系统地谋划工作，确保“谋得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要求“弘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围绕“精准施策、破解难题、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了新的升华。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调查研究能力集中彰显的典范。面对脱贫攻坚这一艰巨任务，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而精准的前提必然是精准的调查研究。各级干部深入全国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展“地毯式”排查调研，逐村逐户摸清贫困家庭的人口结构、收入来源、致贫原因、帮扶需求等核心信息，建立起包含数千万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数据库。在调研过程中，干部们创新采用“四看”“五查”等调研方法，既看住房、看收入，也查户籍、查社保，确保不遗漏一个贫困户、不搞错一项基础信息。基于精准调研结果，党中央制定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针对性帮扶策略，各地也结合调研发现的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推进易地搬迁、强化教育扶贫，最终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历史性成就。这一过程中，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突出表现为“精准识别、精准分析、精准施策”的精细化能力，彻底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工作模式。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调查研究成为破解发展瓶颈的关键抓手。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各级干部深入企业、产业园区、科研院所开展专题调研。在科技创新领域，干部们走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调研核心技术攻关瓶颈、科研成果转化障碍、人才培养机制等问题，形成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大研发投入等一系列政策建议，推动我国在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突破。在区域协调发展调研中，通过对比分析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结合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调研支撑，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均衡发展。

新时代的调查研究还呈现出“上下联动、开门调研”的鲜明特征。党中央带头开展常态化调研，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深入多个省份基层一线，走进农村、社区、企业、学校等，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从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的脱贫调研到湖南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理念提出，从广东深圳的科技创新调研到青海三江源的生态保护调研，总书记的调研实践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同时，各地创新调研方式，通过“网络问政”“民意直通车”“基层恳谈会”等形式，拓宽调研渠道，让群众能够更便捷地表达诉求。此外，面对新时代复杂的风险挑战，调查研究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的调查研究能力，已经成为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驾驭复杂局面的核心能力之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的核心内涵

基于党的百年实践积淀，尤其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淬炼，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的内涵已形成“政治引领、思维支撑、实践落地、创新赋能”的四维框架，且各维度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出鲜明的拓展特征，共同构成了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能力体系。

（一）政治维度：确保调研方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新时代调查研究能力的政治属性，不仅延续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更强化了“对标党中央战略部署”的政治自觉，实现了从“站稳立场”到“战略落地”的深度拓展。领导干部的调研不再是单纯的局部问题研究，而是必须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中开展，确保调研方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种战略对标能力，体现为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精准解读与落地调研。例如，在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领导干部开展调研时，不仅要摸清本地区的能源结构、产业排放等实际情况，更要深刻把握“双碳”目标的战略意义、阶段性要求，避免出现“运动式减碳”“一刀切”等偏离战略方向的问题。在乡村振兴调研中，需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既调研产业发展等显性问题，也关注乡村治理、文化传承等隐性需求，确保调研成果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同时，这种政治能力还表现为“从政治高度分析问题”的敏锐性，如在基层治理调研中，能从群众反映的“小事”中洞察基层党建薄弱、政策执行偏差等深层次政治问题，以调研推动政治生态优化。

（二）思维维度：强调系统集成思维的重要性

面对新时代改革发展的系统性、复杂性特征，调查研究能力的思维属性从传统的“辩证分析”升级为“系统集成思维”，强调以整体视角把握问题关联、以集成方法破解复杂难题。这种思维能力打破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调研模式，实现了对问题的全链条、多维度认知。

系统集成思维在调研中的应用，突出表现为“跨领域关联分析”和“全周期过程把控”。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为例，领导干部不仅要调研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单一产业的发展状况，更要分析三次产业之间的融合逻辑，如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加工业的联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等；同时，还要关联生态环保、城乡融合、人才支撑等配套领域，形成“产业 + 生态 + 民生 + 人才”的系统调研框架。在生态环境保护调研中，更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的核心价值，如调研流域污染治理时，需统筹上游污染源排查、中游水质监测、下游生态修复等全链条环节，兼顾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染等多元成因，避免仅针对单一环节开展调研导致的治理成效反复。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入，更让系统思维有了技术支撑，通过多源数据整合分析，实现了对复杂问题的精准画像和趋势预判。

（三）实践维度：重视调研成果的转化实效

新时代调查研究能力的实践属性，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线性逻辑，升级为“调研—决策—实施—反馈—优化”的闭环赋能逻辑，核心在于强化调研成果的转化实效和迭代优化，让调研真正成为推动工作的“源头活水”。这种实践能力不再局限于“提出解决方案”，更强调“推动方案落地”和“根据实践反馈优化调研”。​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调研，正是闭环赋能的典型实践。在脱贫攻坚后期，领导干部通过调研发现部分脱贫地区存在产业可持续性不足、防止返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产业帮扶衔接、政策兜底衔接、监测预警衔接”等解决方案；方案实施后，又持续开展跟踪调研，针对产业帮扶中出现的市场对接不畅问题，进一步调研优化，推动建立“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针对监测预警中存在的信息滞后问题，升级调研手段，构建“线上数据监测 + 线下入户核查”的双重预警体系，形成了“调研发现问题—制定衔接政策—落地实施—跟踪调研优化”的完整闭环，确保了衔接工作的平稳推进。这种闭环能力，让调研从“一次性工作”转变为“常态化赋能手段”，实现了调研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四）创新维度：以适应群众需求为核心的全面升级

新时代调查研究能力的创新属性，已超越了单一调研方法的改良，形成了“理念创新、方法创新、机制创新”三位一体的调研生态重构。这种创新不再是局部的“修修补补”，而是以适应新时代群众需求和技术发展为核心的全面升级，让调研更具针对性、高效性和开放性。

理念创新体现为“开门调研”“双向互动”的调研理念确立，打破了以往“干部调研、群众配合”的单向模式，转变为“群众出题、干部解题”的双向互动。例如，多地推行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前期通过“代表调研 + 群众提案”的方式广泛收集民生需求，让群众直接参与调研选题，确保调研聚焦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方法创新则表现为“传统方法 + 现代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延续“蹲点调研”“座谈访谈”等传统有效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应用线上问卷、大数据分析、舆情监测、无人机巡查等现代技术手段。如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调研中，通过线上平台收集居民改造意愿，利用大数据分析改造需求的共性与个性，结合蹲点调研了解实际改造难题，实现了“精准规划、按需改造”。

三、锤炼调查研究硬功的实践路径

提升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能力，并非孤立的技能培训，而是一项系统工程。结合新时代调研工作的新要求，需从“理念铸魂、方法赋能、作风固本、机制保障”四个维度构建“四位一体”提升体系，推动调查研究能力内化为干部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理念铸魂：筑牢“三个坚持”的思想根基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提升调研能力首先要从思想根源入手，筑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根基，确保调研工作不偏方向、不走过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调研理念，核心是解决“为谁调研”的问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群众需求作为调研的出发点，主动深入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领域开展调研。一方面，要“沉下去”找问题，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栋，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群众的心里话、真实想法，避免被“盆景式”调研、“汇报式”调研误导；另一方面，要“请进来”听意见，通过召开群众恳谈会、设立意见箱、开通线上留言渠道等方式，让群众主动参与到调研过程中，确保调研覆盖不同群体的需求。如某市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时，干部带头入住老旧小区，与居民朝夕相处，收集到“加装电梯选址争议”“停车位规划不足”等12 类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基于此制定的改造方案群众满意度达 98% 。

坚持实事求是的调研理念，关键是解决“如何求真”的问题。要始终坚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反映真相。在调研中，既要总结成绩，更要聚焦问题；既要听顺耳话，更要听逆耳言；既要收集正面信息，更要核实负面线索。对调研数据要反复核查，对典型案例要深入解剖，避免“道听途说”“以偏概全”。如某县在某次农业产值调研中，干部发现上报数据与实际调研情况存在差距，主动深入乡镇逐户核查，并推动建立了农业数据精准统计机制，彰显了实事求是的调研品格。

坚持问题导向的调研理念，重点是解决“调研什么”的问题。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群众反映的痛点焦点、党的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精准选定调研课题。领导干部要建立“问题台账”，结合分管领域工作，梳理出需要通过调研破解的重点问题，避免“无的放矢”式调研。如针对乡村振兴中“产业同质化”问题，某省组织干部深入100 多个行政村，调研特色资源开发、市场需求对接、产业链培育等情况，形成《乡村特色产业差异化发展指南》，推动各地培育出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

（二）方法赋能：构建“传统 + 现代”的多元方法体系

方法是调研的工具，提升调研能力需要构建“传统方法守正、现代方法创新”的多元方法体系，既传承经过实践检验的经典方法，又善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调研的精准性和效率。

深耕传统经典方法，夯实调研的“基本功”。蹲点调研、座谈访谈、典型解剖等传统方法，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核心手段，在新时代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蹲点调研要做到“身入心至”，干部要在基层蹲点足够时间，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避免“走马观花”。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工作时，用一个月时间走遍闽东9 县，蹲点调研贫困乡村，形成了《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为宁德脱贫发展指明了方向。座谈访谈要注重“分层分类”，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访谈提纲，对干部、群众、企业家、专家学者等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交流方式，确保收集到全面真实的信息。典型解剖要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既调研先进典型总结经验，也调研落后典型剖析问题，通过“解剖一个案例，解决一类问题”。如通过解剖小岗村“大包干”典型案例，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通过解剖脱贫攻坚中的“悬崖村”案例，为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宝贵经验。

善用现代技术方法，提升调研的“精准度”。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技术等现代技术，为调研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能够实现对复杂问题的量化分析和趋势预判。大数据调研可通过整合政务数据、互联网数据、企业数据等多源数据，分析群体行为特征、政策实施效果等。如在城市交通治理调研中，通过分析交通流量大数据、市民出行APP 数据，精准识别交通拥堵节点，为优化交通管控措施提供依据。人工智能调研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群众留言、舆情信息，自动提取热点问题和核心诉求，提升问题识别的效率。遥感技术可用于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等领域调研，如通过卫星遥感监测耕地面积变化、森林覆盖率、水体污染情况等，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此外，线上调研工具如线上问卷、视频访谈等，可突破时空限制，广泛收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意见，尤其适用于跨区域调研和紧急情况调研。

推动方法融合创新，实现“1+1>2”的效果。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并非相互替代，而是要有机融合。如在乡村振兴调研中，可先通过大数据分析筛选出产业发展薄弱的乡镇（现代方法），再组织干部到这些乡镇开展蹲点调研和座谈访谈（传统方法），既提高调研的针对性，又确保获取真实情况；在生态环境保护调研中，可通过遥感技术监测污染区域（现代方法），再深入污染现场开展典型解剖，查明污染源头和治理难点（传统方法）。同时，要创新调研组织形式，推行“上下联动调研”“跨部门联合调研”，上级部门与基层干部联合开展调研，打破层级壁垒；不同职能部门协同调研，破解“条块分割”导致的调研碎片化问题。

（三）作风固本：锤炼“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调研作风

作风是调研的保障，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升离不开过硬的作风支撑。要坚决摒弃“走秀式”“盆景式”“蜻蜓点水式”调研等不良作风，锤炼“求真务实、深入扎实、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让调研真正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

锤炼深入扎实的作风，拒绝“表面文章”。深入扎实的作风体现在“一竿子插到底”的调研态度，干部要主动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集中的地方开展调研，敢于触碰“烫手山芋”，善于啃“硬骨头”。要坚决杜绝“提前踩点、预设结论”的调研模式，不搞“脚本化”调研，让调研过程真正成为发现问题的过程。如某省在开展基层减负调研时，干部不打招呼直接走进乡镇政府办公室，查看会议记录、文件台账，与基层干部随机交流，当场发现“文山会海反弹”“报表过多过滥”等问题，为后续精准减负提供了真实依据。

锤炼求真务实的作风，拒绝“虚假数据”。调研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收集到的信息、数据要认真核实，对发现的问题要客观反映，不夸大成绩、不隐瞒问题。要建立调研数据交叉验证机制，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验证信息的真实性，避免被虚假数据误导。如在粮食产量调研中，干部不仅要查看乡镇上报数据，还要深入农户家中查看粮食储存情况，到粮食收购点了解收购量，与农业技术人员核算亩产，通过多维度验证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同时，要敢于坚持真理，对调研中发现的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要及时提出意见建议，避免因“怕得罪人”“怕担责任”而回避问题。

锤炼清正廉洁的作风，拒绝“调研变扰民”。调研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轻车简从，不增加基层负担，不接受宴请，不收受礼品。要尊重群众的生产生活规律，避免在农忙时节、企业生产高峰期开展不必要的调研，不干扰群众正常生活和企业正常生产。如某县明确规定干部调研时“三不原则”：不要求基层层层陪同、不占用基层工作时间、不影响群众正常生活，让调研回归“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本质，赢得了基层群众的广泛认可。

（四）机制保障：健全“全流程闭环”的制度支撑体系

机制是能力提升的长效保障，要建立覆盖调研“选题、实施、转化、考核”全流程的闭环制度体系，以制度约束推动调研能力持续提升，确保调研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

建立精准选题机制，确保调研“靶向精准”。选题是调研的第一步，要建立“上下结合、内外联动”的选题机制，避免选题盲目性。一方面，“向上对接”，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委中心工作，梳理需要调研的重点课题；另一方面，“向下征集”，通过基层申报、群众提议等方式，收集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同时，“向外借鉴”，关注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和行业发展趋势，结合本地实际确定调研课题。建立调研课题评审制度，由专家学者、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课题的针对性、可行性进行评审，筛选出高质量调研课题。例如，某市委每年年初发布调研课题指南，涵盖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5 大类30 个重点方向，同时面向基层征集“微课题”200 余个，确保调研课题既贴合上级要求，又回应基层需求。

建立过程管控机制，确保调研“质量过硬”。过程管控是提升调研质量的关键，要建立“调研方案审核、中期督导、成果评审”的全流程管控机制。调研前，对调研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审核，明确调研目的、方法、步骤、分工等；调研中，成立督导小组，对调研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及时解决调研中出现的问题，防止调研走偏方向；调研后，组织专家对调研成果进行评审，从问题分析的深度、原因剖析的准确性、对策建议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打分，不合格的调研成果需重新调研修改。如某省建立调研“三审三改”制度，调研报告需经过科室初审、分管领导复审、专家终审三个环节，每个环节提出修改意见，确保调研成果质量。

建立成果转化机制，确保调研“落地见效”。调研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要建立“清单化管理、责任化落实、跟踪式问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梳理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建立调研成果转化台账，定期调度转化进展情况，对转化不力的单位进行约谈；建立成果反馈机制，将调研成果转化情况及时向调研人员和群众反馈，形成“调研—转化—反馈”的闭环。如某市将年度优秀调研成果汇编成册，明确每个建议的承接单位和完成时限，每季度在政府官网公示转化进展，年底组织群众代表对转化成效进行评议，评议结果纳入单位绩效考核，推动调研成果转化率从以往的 40% 提升至 80% 以上。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确保调研“常态长效”。要将调查研究工作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体系，明确考核指标，加大考核权重，以考核倒逼干部提升调研能力。考核指标可包括调研课题完成数量、调研成果质量、调研成果转化成效、基层群众评价等。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对调研工作成效显著的干部，在评优评先、提拔任用中予以倾斜；对优秀调研成果进行表彰奖励，并汇编成册供各地学习借鉴。例如，某县规定干部年度考核中“调研工作”占比不低于 20% ，每年评选 10 篇优秀调研报告和10 名“调研能手”，对获评“调研能手”的干部优先推荐提拔使用，有效激发了干部开展调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1-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