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是教育的基石。增强民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将“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观贯穿于大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培养之中，是对德育本质的深刻体现与实践拓展。新时期的大学生，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活力源泉与先驱力量，正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鉴于“公务员考试”与“事业单位编制考试”热度不减，大学生党员群体逐渐成为公共领域人才储备的主力军。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学生党员，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探索公共服务动机对这一群体职业路径选择的作用机理，旨在为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整合提供策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公共服务热忱。

一、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性因子分析

（一）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界定

公共服务动机这一理论构念最初由Perry和Wise共同引入，他们界定为“公共领域对个人所产生的吸引力量，以及个人内心深处参与具有价值的公共服务活动的需求与心态”，标志着研究焦点从理性行为转向了心理机制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他们构建了一套包含三种核心动机与四个具体维度的综合性评估工具，通过24条目量表直接测评公共服务动机。这三种动机涵盖了理性的驱动、规范的遵循及情感的联结；而四个维度则细分为：公共政策的吸引力、对公共福祉的忠诚度、同情心的展现及自我奉献的精神。该量表因其全面性与实用性，在国际间收获了广泛的认同与实证应用，尽管如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政治文化环境的差异，对该概念的理解阐释及量化手段上显露出了不一致性，进而导致这四个维度在解释和预测公共服务动机强度及特征时，展现出显著的异质性。通过整合多位学者的观点，本文将公共服务动机界定为个人或集体借由助力他人与社会，以达到自我心理需求的满足，并追求更高级别的价值实现。此概念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逻辑上相契合，两者虽都强调服务公众，但前者视为一种动态演进的心理资本，后者则是毕生追求的理想信念准则。

（二）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维度解构

在既有文献的综览中，尽管针对大学生党员群体的公共服务动机探讨较为稀缺，但已基本确认该动机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对职业抉择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本研究力图从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的根本动因出发，剖析其内部结构，从而更加精准地激发该群体公共服务动机的深层潜力，确保大学生在职业道路的选择上实现更高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应性。参考刘邦成学者2008年的调研，结果显示Perry理论中的同情心维度未能得到充分验证，此或可归因于政府机构的工作环境及任务特性之局限，同时样本局限于某高校在职研究生群体，不免受到特定样本特征的干扰。2016年，包元杰和李超平合作构建了一项融入中国文化特质的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该量表对照了Perry提出的四方面测评及其三大动因。后续研究中，上海交通大学的吴琼（2014年）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丹（2018年）均借助定量方法分析指出，大学生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动机可归纳为三项核心要素：对公众福祉的承诺、对他人的深切同情以及为了公正而甘于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并进一步对这些维度进行了量化排序。本研究借鉴前述学者的见解，将大学生党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致力于为民众提供有价值服务的公众承诺；二是能够体会他人苦楚的深切同情；三是勇于为维护公平正义而放弃个人利益的自我牺牲精神。

二、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对职业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群际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内在驱动的公共服务意向被视为一个关键内生动因，而群体特性作为前置条件，被发现能显著作用于大学生党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形成过程。这一观察揭示了为何不同研究群体间存在结论差异，比如学生的专业背景（如公共管理与工程类）与教育层次（本科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的变化会带来不同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假设，主张将群体特征作为调节变量纳入考量，旨在削弱其对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评估的干扰效应。相关研究例证颇丰，比如寸晓刚（2013）通过实证方法探索新一代大学生群体的公共服务意向，结果显示该意向与家庭构成、学习阶段及专业方向等因素紧密相关。高翔与黄张迪（2017）针对浙江大学2017届毕业生的追踪调查显示，性别差异是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一个显性要素。赵起超（2020）则以浙江大学在校生为样本，特地将父母职业纳入控制变量范畴。本文界定的群体特征维度主要包括生理属性（如性别、年龄）、家庭环境（涵盖父母的教育水平、年收入与职业类型）及教育经历（涉及学习阶段与专业划分）。

（二）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作为自变量

本研究的第二项核心理论假设围绕大学生党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对选择公共部门职业的影响而构建，此假设通过评估公共价值承诺、同情心及自我牺牲这三个层面共16个条目来衡量大学生的公共服务动机。此假设融合了包元杰与李超平修订的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与郭晶译制的自我牺牲维度条目，具体构成如下：公共价值承诺方面涵盖了七个条目，它们分别是：1.对那些积极参与各类社会贡献活动的个人表示赞赏；2.强调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至关重要性；3.看重具有意义的公共服务活动；4.个人层面上，强调为集体福祉做出努力的重要性；5.认同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6.强调持续供给公众所需服务的必要性；7.要求在公共政策的规划中顾及未来世代的利益。同情心维度包括四个条目：8.表达对弱势群体遭遇的同情；9.在目睹他人困境时能产生共鸣；10.面对他人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深切悲伤；11.强调关注他人福祉的重要性。自我牺牲维度则由五个条目组成：12.强调公共服务行为应遵循伦理规范；13.愿意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14.倡导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原则；15.甘愿冒个人损失风险以助益社会；16.即便自身受损，也支持有利于贫困群体的改善计划。

（三）大学生党员的职业生涯规划成熟度作为中介变量

针对在读的大学生党员，其公共服务意向向报考公务员或编制岗位转化的过程中，职业生涯规划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这一发现侧面反映了，在本土特定情境下，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公共服务动机与大学生党员倾向于公共部门就业之间并非必然呈现强烈正向关联，此中差距部分归因于缺乏对职业生涯规划成熟度的充分考量。为了缩减动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必须深入探讨有效的弥合策略，而职业生涯规划的成熟度恰好为那些拥有公共服务志向的大学生铺设了通往实践的道路。因此，本研究的第三条假设指出，职业生涯规划的成熟度起到了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与其公共部门就业选择间中介作用的角色，这一过程涵盖了职业能力发展、职业价值观念的塑造、职业兴趣的明确、及职业准备的充分度等多个维度。具体评估指标包括：1.我规划在未来三至四年内参与公务员录用考试；2.将获取公共部门职位视为个人职业规划的终极目标；3.我未曾考虑参与公务员录用考试；4.难以界定何种工作真正符合我的资质；5.过往工作经验使我深刻自我认知；6.对自身能力的具体范畴认识模糊；7.清晰认知自身潜能所在；8.明确知晓适宜自身的工作类型；9.深刻理解个人价值观及其对职业抉择的潜在影响。

（四）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对职业选择的影响机制模型构建

总之，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说立足于现有文献的深入分析，以大学生党员在公共服务动机上的三个核心维度为自变量，同时纳入大学生党员的群体特性作为控制变量，以及将大学生党员的职业规划成熟度视作中介变量，旨在探讨其对职业选择的双重效应：既作用于职业考量因素的优先级设定，涵盖薪资福利、职业稳定性、社会地位、挑战性、地理位址、未来成长空间等方面；又涉及职业类别偏好的形成，包括但不限于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涵盖教育、医疗、科研机构等）、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含民营与外资）及创业道路等方向。技术方法上，本研究拟运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公共服务动机内在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借助描述性统计手段，全面描绘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党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整体状况及其三维构成的实际表现；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群际属性变量的条件下，实证公共服务动机如何经由职业规划成熟度这一中间机制对职业抉择施加影响的过程。

三、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培育大学生党员的公共服务动机

（一）校社党建共建深化公共服务动机培育的自主性与有效性

为了提升学生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动机教育，应当强化校园与社区的党建合作机制，利用社区作为实践教育的关键平台，构建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可以通过成立大学生党员志愿服务联盟，鼓励大学生党员深入社区服务，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学科特长及技术能力，使他们在公共服务实践中展现出更高水平的专业性、常态性和积极性。此外，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应基于“共同治理“的理念，在党的领导下，协作开发职业生涯规划项目和实习实践平台，吸引大学生党员投身于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公共事务，通过一线实践经验深化其奉献精神。通过学校与社会的紧密合作，发掘并推广返乡社会实践的标志性项目，配置专业的党员实践导师，引导大学生党员的公共服务参与从简单的跟随参与转变为深度的职业规划路径，促进形成持久的公众参与行为模式。

（二）师生党建协同强化公共服务动机培养的一致性与持续性

学生党员组织与教职员工党支部应协同合作，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使命，引导教育学生前往基层及国家亟需之处贡献才智。为此，在构筑课程教育、文化建设、实践锻炼等培育体系时，需顺应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导向，激励学生将自己的理想抱负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相结合。在策略规划层面，应依据大学生党员群体的特性实施精细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持续优化风清气正的教育氛围。对于那些真诚因公共服务意愿而投身志愿活动的学生，应给予积极鼓励与正面引导；相反，对于仅以获取个人荣誉和利益为目的参与的学生，则需勇于批评并有效调整其行为导向。在执行操作方面，增强学生党员的公共服务意识与能力，实施分层次、分类别的职业发展规划辅导，促使学生由被动参与转为主动投入，乃至引领他人参与，全方位、深入地理解进入公务员体系及公共服务部门的深层意义，把握该领域的行动逻辑与价值取向，减少对薪酬、职位稳定及外界评价的过度关注。

（三）党建与党员生涯发展互构提升职业选择的利他性与奉献性

党组织建设需融合战斗堡垒构筑与党员个人成长路径，着重于党支部在个人品德塑造、伦理熏陶及行为示范上的功能发挥。在此过程中，党支部及党支部书记需扮演积极角色，通过专题党课教学、党员社会实践活动、参与校园管理等途径，启迪大学生党员领悟责任担当、宽容同情与无私奉献对人际交往、职业晋升乃至社会和谐的深远意义。党支部书记还需努力建立一个和谐平等、情感共鸣的环境氛围，设计相关制度与平台，激励并支持大学生党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投身公益活动，借由道德实践促进人格升华，形成对公共服务机构的道德共识，并从中获得参与社会服务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另外，应促进家庭、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的紧密合作，在培养高校学生时，家长与辅导员应携手合作，引导学生科学合理地规划其职业道路，减少外界如社会期望、家庭压力等因素的过度干预，强化内在驱动力如公共服务精神等深层价值观的培养，旨在提升未来职场中的内在工作动力。

参考文献：

[1]Perry J， Wise L.R. 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Servic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0（3）：367-73.

[2]刘邦成.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58-72.

[3]包元杰，李超平.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理论结构与量表修订[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07）：83-91.

[4]吴琼.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容及结构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4.

[5]周丹.公共服务动机对高校学生社会服务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8.

[6]寸晓刚.新一代大学生群体公共服务动机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3）：110-115.

[7]高翔，黄张迪.大学生选择党政机关就业的生涯激励：公共服务动机，还是政治效能感？[J].治理研究，2018，34（02）：111-121.

[8]赵起超.公共服务动机和政治效能感对大学生选调意愿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和政策预期的调节作用[D].浙江大学，2020.

课题：本研究得益于苏州大学2023年度立项的校级科研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党员职业抉择中的公共服务动机培养研究：党建视角”，项目编号DF10200223。作者隶属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