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张道一“造物艺术论”为理论框架，结合考古遗存与文献史料，系统考察汉代南方地区造物艺术的范式特征及其文化动因。研究表明，在“海上丝绸之路”（海丝路）开辟的背景下，南方造物艺术呈现出“汉文化为核、楚越文化为表”的多元一体特征。这一范式的形成受四重因素制约：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基础、官营手工业的技术传播、小农经济导致的工艺分化，以及楚文化符号的历时性渗透。通过对比古罗马造物体系，进一步揭示汉代造物“重意象、轻商品”的文明特质。本研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文化层面的实证。

关键词：汉代造物艺术；海上丝绸之路；楚越文化；多元一体；技术传播

一、引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国内外研究状况梳理）

自20世纪80年代张道一提出“造物艺术论”以来，学术界逐渐重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联性研究，造物活动不仅是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文化观念的具象化表达（张道一，1983）。汉代南方地区（涵盖荆楚、吴越、岭南）作为“海丝路”的起点，其造物艺术集中体现了中原汉文化、楚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交融。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文化影响（如黄展岳对南越国造物的分类），缺乏对三者互动机制的系统分析。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汉代南方造物艺术的典型范式为何？自然、技术、经济、文化四维因素如何共同塑造这一范式？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切入，并有以下特征：文化融合论——黄展岳（1996）提出南越国造物分“汉、楚、越”三类型，但未解释融合路径；技术决定论——李清华（2010）强调官营作坊的标准化生产对南方的影响；符号传播论——丘振声（1996）考证楚地太阳纹与越人铜鼓的关联性，但缺乏年代衔接证据。本文尝试整合上述视角，构建系统性分析框架，并引入跨文明比较方法，揭示汉代岭南造物的独特性。

二、海丝路与南方造物的历史语境

（一）地理基础与政治整合

秦统一岭南是汉代“海丝路”形成的前奏。秦始皇为获取岭南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淮南子·人间训》），命监禄开凿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水系。这一工程不仅为军事运输提供便利，更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动脉。至汉代，灵渠与珠江水系共同构成“湘江-漓江-合浦”水运网络，使合浦港成为“海丝路”的重要起点。南越国时期（前203—前111年），赵佗推行“和辑百越”政策，通过汉越通婚、任用越人官吏等方式促进文化融合。据《汉书·南粤传》记载，南越国官制“颇仿汉制，而杂以越俗”，其造物风格亦呈现出汉越杂糅的特点，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既采用中原玉衣形制，又融入越地编织工艺。

（二）贸易结构与文化意义

“海丝路”以奢侈品贸易为核心。合浦汉墓出土的波斯蓝玻璃碗（图2）、琥珀项链及罗马金币，印证了《汉书·地理志》中“市明珠、璧流离”的记载。这些舶来品主要用于满足贵族阶层的奢侈需求，而非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海丝路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物质流动，促成“汉文化主导、地方文化共生”的造物思想。汉代南方造物体系呈现三层结构：核心层：中原汉文化的礼制规范与官营技术；中间层：楚文化的符号系统（如太阳纹、凤鸟纹）；表层：越地原生信仰与实用主义工艺。

三、造物范式的形成因素

（一）自然环境与物质选择

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与茂密的竹林，直接决定了造物材料的选择。例如：竹胎漆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笥，以南方竹材为胎，髹漆工艺则源自中原；干栏式建筑：《魏书·僚传》载越人“依树积木，以避瘴湿”，此类建筑形式至今在岭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仍有大量遗存。

气候、材料、矿产分布共同影响了工艺发展。岭南锡矿丰富和湿热气候，促使铜鼓铸造盛行，南方铜鼓鼓面多饰太阳纹，而中原则以鼎簋礼器为主，反映地域文化差异。

（二）技术传播与官营作坊

中原官营作坊的技术传播是汉代南方造物范式形成的关键动力。秦汉时期，中央政权通过“汉承秦制”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中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向南推广。以漆器为例，贵州平坝汉墓出土的漆耳杯铭文详细标注了“素工、髹工、画工”等分工流程（图6），表明中原漆器生产的工序规范已系统传入南方。此类官营作坊不仅强调技术分工，更注重形制统一，如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蕃禺”铭铜鼎（图7），其形制、纹饰均与中原周代青铜鼎高度一致，证实了官方主导的技术移植模式。此外，《考工记》所载“工有巧”的理念，在南方竹胎漆器制作中亦有所体现——马王堆汉墓竹笥虽以南方竹材为胎，但髹漆技法完全承袭中原官营规范，反映出技术传播的深度。

然而，南方技术发展整体滞后于中原，尤以铁器冶炼为典型。广西平乐银山岭汉墓出土的铁农具检测显示，其碳含量波动大、杂质多，工艺水平远低于中原同类器物（《广西汉墓铁器研究》，1988）。这种差距既因南方交通闭塞导致技术输入受限，也与当地制度文化相关：儒家礼制在南方多民族地区的弱化，使得官营作坊的标准化要求难以彻底推行。尽管赵佗引入中原铁器技术，但岭南工匠更倾向于结合本地需求调整工艺，如铜鼓铸造中保留越人太阳纹饰，而非完全复制中原礼器形制。技术传播的“在地化”特征，揭示了南方造物在吸收中原规范的同时，仍根植于地域文化与自然条件。

（三）三经济形态的两极分化

汉代南方经济形态的核心特征是小农经济主导下的自给自足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追求“器质朴牢而致用”（《盐铁论·国疾》），日用器具的制造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目标。例如，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泥质灰陶罐（图8），造型简洁、无装饰纹样，采用本地黏土烧制，工艺简单且成本低廉，反映出平民阶层对实用性的极致追求。由于缺乏商品流通的动力，民间手工业者极少投入资源改进技术或创新样式，造物生产长期停留在低水平重复阶段。司马迁将全国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其中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进一步印证了南方经济以粮食自给为核心的封闭性特征。

然而，与平民造物的实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狂热需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裂瓣纹银豆（图1），以锤揲工艺打造花瓣纹饰，并镶嵌绿松石，其造型明显受波斯金银器影响，反映出汉代贵族通过“海丝路”贸易获取异域珍宝的倾向。此类奢侈品制造不计成本，材质多选用金银、玉石等稀缺资源，工艺复杂繁缛，旨在彰显身份与权力。《西都赋》中“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的记载，揭示了皇室贵族通过海外贸易攫取奇珍异宝的动机。这种经济分化不仅凸显了社会等级制度对造物活动的深刻影响，也表明汉代南方造物生产的核心驱动力并非市场或技术革新，而是服务于统治阶层的政治与文化象征需求。。

四、跨文明比较：汉代与罗马的造物逻辑

（一）技术动力差异

汉代的技术发展以政治统一为核心驱动力，其技术范式在中央集权下趋于稳定。秦汉时期，官营手工业通过严格的标准化生产制度（如《考工记》所载“工有巧”），将技术规范推广至南方。以铜鼓铸造为例，广西贵港汉墓出土的西汉至东汉铜鼓，鼓面太阳纹始终保留十二芒样式，形制百年未变。这种稳定性源于官方对礼制符号的固化需求，而非技术创新本身。此外，小农经济下“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抑制了市场竞争，民间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如岭南铁器虽引入中原冶炼技术，但工艺粗糙、碳含量不均，反映出技术传播受限于政治需求而非经济驱动。

相较而言，古罗马的技术革新高度依赖战争与贸易的刺激。老普林尼《自然史》记载，罗马帝国为满足军事扩张需求，推动玻璃吹制、攻城器械等技术的快速迭代。例如，叙利亚工匠发明的玻璃吹制技术，使罗马玻璃器皿从贵族专属品普及为大众商品，生产效率提升数十倍。同时，地中海沿岸的繁荣贸易催生私营作坊竞争，银器浮雕工艺在希腊写实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多样化的地域风格。这种以市场需求和军事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动力，与汉代“政治-礼制”主导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文明特质对技术演进路径的深层塑造。

（二）艺术表达对比

汉代造物艺术以“观物取象”的意象思维为核心，强调符号的象征性与文化隐喻。以南方铜鼓为例，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鼓鼓面中心饰十二芒太阳纹，线条简练抽象，芒线呈放射状延伸，既象征越人对太阳神的原始崇拜，又暗合中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核。此类意象表达不追求自然形态的逼真模仿，而是通过几何化、程式化的纹饰传递权力与信仰的复合意义。李泽厚指出，汉代艺术“重神轻形”，其美学本质在于“以象尽意”（《美的历程》），这一特征在楚地凤鸟纹的演变中尤为显著：战国楚墓丝织品的凤鸟纹多呈S形曲线，至汉代壮锦中简化为对称的菱形骨架，剥离具象细节，仅保留神性符号的骨架，凸越人文化对楚越符号的抽象重构。

相较之下，古罗马艺术深受希腊化写实传统影响，追求自然主义的形态再现与叙事性表达。庞贝古城出土的银器浮雕，常以高浮雕技法刻画神话战争场景，人物肌肉线条、衣纹褶皱皆细致入微，甚至通过光影对比营造立体空间感。这种写实风格源于希腊雕塑的“模仿论”（mimesis）传统，强调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再现。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记载，罗马贵族竞相收藏希腊艺术品，“逼真程度令观者误以为活物”，折射出罗马社会对技术精湛与感官真实的推崇。此外，罗马艺术的世俗化倾向显著，银器常描绘宴饮、狩猎等日常生活场景，与汉代铜鼓的神圣象征形成鲜明对比。两相比照，汉代艺术通过抽象符号构建文化认同，而罗马艺术则以写实技艺服务贵族享乐与市民文化，映射出“礼制象征”与“世俗需求”的文明分野。汉代意象艺术与罗马写实艺术的差异，本质是“礼制-宇宙观”与“世俗-自然观”的文化逻辑分野，这一对比为理解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特质提供了物质文化视角。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汉代南方造物艺术的系统考察，揭示了其在“海丝路”语境下“汉文化为核、楚越文化为表”的多元一体范式特征。这一范式的形成根植于多重动因的交织作用：自然环境中竹木资源的丰沛催生了竹胎漆器与干栏建筑等地域性造物；中原官营作坊的技术传播虽推动标准化生产，却因南方地理闭塞与礼制弱化而呈现“在地化”调适；小农经济主导的自给自足模式抑制技术创新，导致造物生产两极分化——平民实用器具的质朴与贵族奢侈品的繁缛并存，折射出社会等级制度的深刻影响；楚文化符号（太阳纹、凤鸟纹）的历时性渗透则通过铜鼓、壮锦等载体，将越人原始信仰与汉文化宇宙观融合，形成独特的意象表达体系。与古罗马的跨文明对比进一步凸显汉代造物的文明特质：在技术层面，汉代依赖政治统一固化范式，如铜鼓纹样千年不变，而罗马通过战争与贸易驱动革新；在艺术层面，汉代以抽象符号构建礼制象征和权力隐喻，罗马则以写实技艺服务世俗需求（如银器浮雕的叙事场景）。这种差异映射出“重意象、轻商品”与“重技术、崇市场”的文明路径分野，为理解欧亚大陆东西端的文化逻辑提供了物质佐证。本研究亦揭示“海丝路”的历史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其通过物质流动强化了汉文化的核心地位，同时为地方文化留存共生空间，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实践。

然而，研究仍存在局限：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缺失使部分符号传承链依赖推测；楚越文化互动细节需更多考古实证；对平民造物的微观研究尚待深入。未来研究可结合口述史、民族志与科技考古手段，进一步厘清符号传播路径及技术“在地化”机制，并拓展至唐宋以降“海丝路”转型期的造物变迁，以完整呈现南方艺术的历史脉络。总之，汉代岭南造物艺术不仅是物质生产的结晶，更是文明融合的缩影，其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认同构建与遗产保护提供了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1]张道一.造物艺术论[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1983.

[2]黄展岳.南越国考古学研究[J].考古学报，1996（2）.

[3]丘振声.壮族图腾考[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合浦汉墓发掘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5]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注：本文为2021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1BZX001）阶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