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辞书强国”背景下，用户需求反映出时代对汉英词典的编纂要求。主流汉英词典《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和《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2版）中配套词的收录还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主要采取对应词释义，文化信息较欠缺，配套词间的关联度不足。文章指出宏观层面上应保证配套词收录的整体性、科学性，及时查漏补缺；微观层面上须凸显词目隐含的文化元素、增强例证、译义结构的有效性。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相互依存，双管齐下才能发挥出汉英词典的最大效力、促进用户对知识的汲取，让中华文化含弘光大。

关键词：用户需求；汉英词典；配套词；文化信息

配套词是指“内容上密切相关、语义上相互补充、结构上相似的词所组成的一个聚合类（paradigmatic set）。[1]”近年来，辞书界探讨了配套词在汉语辞书中的照应问题[2]、收词和英译问题[3]、配套词释义一致的原则[4]等，而对汉英词典中文化配套词的系统分析较少。综合性辞书、专业性辞书、单语辞书、双语辞书中配套词都占比极大，而汉英词典作为中国EFL学习者的常用工具书，因此，探析汉英词典中配套词的收词立目、提高收录的整体性、科学性、优化其释义模式都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用户需求出发，能促进汉英词典编纂者裨补阙漏、增强配套词之间的聚合度、有利于提高词典查得率。以用户的使用需求和认知特点为导向也将有助于汉英词典中配套词译义结构体现一致性和科学性，从而完善汉英词典中配套词的意义表征体系，增强与用户的交际互动。

一、用户类型与收词立目

用户是词典的直接服务对象，收词立目是汉英词典编纂者需考虑的首要问题，影响词典的宏观结构，因此，词典应立足于用户需求，提供精准服务。现如今，来华留学生数量剧增，国内出版的汉英词典已然纳入他们的工具书使用范围，这就迫切需要提高汉英词典的编纂质量并展示其用户友好性，充分满足时代需求和不同用户的查阅需求。词条收录须在注重时代性的同时也贴近实际生活。收词立目应有统一的原则。调查对象《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以下简称《新世纪》）[5]和《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第2版）（以下简称《新时代》）[6]兼贯彻语文性为主，兼顾百科的收录原则，但在配套词的处理上还亟待加强。

（一）收词立目情况

《新世纪》与《新时代》收录总条目都近15万条，两部词典的共性都在于收词新、数量庞大。但在词典编纂中，配套词问题易被忽视，尤其是封闭型配套词，如果缺一，会影响词汇关联度、词典查得率，也事关用户检索效果、对中华特有文化配套词的整体理解。收词完整将有利于中国EFL学习者传承中华文化、汉语学习者能领悟并传播中华文化。经过查阅，发现两部词典词条收录存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例如，对于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两部词典均只收录“景德镇”一词，未收录“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中国四大美人中只收录了“西施”却未收录“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对于中国五大淡水湖，都收录“鄱阳湖”、“洞庭湖”和“太湖”，漏收“洪泽湖”和“巢湖”；对于中国五大佛教名山，两部词典都收录“五台山”、“峨眉山”，《新世纪》未收“普陀山”、“九华山”和“雪窦山”；《新时代》未收“九华山”和“雪窦山”；《新世纪》漏收四大菜系中的“苏菜”；虽然两部词典都收录了四大名著名作为词目，但对主角名的收录有遗漏，《新世纪》中只出现“猪八戒”，而无“孙悟空”、“唐僧（唐玄奘）”、“沙僧（沙悟净、沙和尚）”，《新时代》中只出现“孙悟空”。所以易造成用户查无所获，并且不利于用户对文化词的整体把握，还需进一步查漏补缺。

（二）语词区分情况

词典并非“语典”。语有一点不同于词，那就是语有思想性[7]。词典中或多或少会收录 “语”，诸如成语、习语等，而收录难免缺乏统一的标准、反映编者的主观性。真正意义上的词典终极使用者的需求常常不自觉地被异化为编者和研究者对心目中理想的词典使用者（即懂得词典编纂及相关理论的高级使用者）的理解，脱节与偏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8]。汉英词典有时难以平衡译义简洁度和文化信息丰富度。《新世纪》和《新时代》中关于中华文化特色配套词的收录尚有语词划分不明晰、区分不当的问题，例如《新时代》中未将猪八戒单独立目，而是通过“猪八戒倒打一耙”习语的形式呈现，借助整体释义揭露其隐喻义，对“猪八戒”角色特征的凸显不够，应将“猪八戒”单独立目，将习语作为例证或类词条的形式呈现。再如，两部词典里中国传统节日的收录较完整，但仍存在语词划分的问题，两部词典中都将“元旦”单独立目，译为“New Year’ Days”，而其他节日都标明“～节”，形式上欠一致。对于汉语非母语学习者而言，区分词的内涵与外延就格外重要，同时要注重激发他们了解中国传统节日习俗的兴趣。将习语单独立目，反映出内省特征，用户不易了解其组构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重要性。汉英词典服务对象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处于不同认知层面、背景百科知识各异的普通语言使用者，因而需要在词典的宏观结构中合理安排语词的收录、划分、例证的编排。

二、用户认知与译义特征

词典研究和编纂应以用户的心理期盼和认知需求为导向，并且“词典作为自然词汇语言系统的载体，应该能够满足词典使用者培养词汇能力的认知需要[9]”。词典编纂者应注意在保持词目译义的准确性、详略度、简明性的同时，尽量减少用户认知负荷。译义应避免对应词堆砌，应充分考虑用户认知特点，以源语的理解模式和语义结构为认知触发介质对目的语进行相应处理，从而实现表征意义的构建。在认知语义结构框架下采用同义词释义的方式对词目进行释义应严格根据源语词目的认知语义框架来进行合理的对称映射，寻求目的语与源语在各个层面的一致，构建目的语认知语义框架，而不是靠寻求目的语同义词方式获得等值词或通过部分对等方式求得同义词[10]。

（一）对应词译义特点

汉英词典似乎一直致力于寻求目的语对源语的完全对应词，这是一项艰难的工程，对于不同类别的词，实现映射的可能性不同。对于学科性强的词，例如“物理”对应“physics”，或者某些专业术语，例如“糖蛋白”对应“glucoprotein”，这两类实现源语到目标语的映射完成度较高。《新世纪》与《新时代》主要采取提供对应词的方式对配套词进行译义，就如《新世纪》对“皓首”提供的对应词“hoary head; old age”；给“龆年”和“髫年”提供的对应词“childhood”等。抑或是先音译再解释，例如《新时代》中“饺子”一词的解释为“Jiaozi， a half-moon-shaped dumpling with meat and/or vegetable stuffing”；《新世纪》中“馒头”的释义为“mantou [staple food made from flour combined with leavening agent， and kneaded， shaped into usu round pieces and steamed]”；以及“重庆”一词解释为“Chongqing [one of the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由于与中华文化相关的配套词中大多属于文化局限词，是由于中西方地域环境、文化风俗、价值观、历史进程的差异背景下形成的，仅依靠对应词释义难以弥补信息的缺失，这给用户增加认知负荷，因此，难以启动并连接他们心理词库中的信息节点、形成语义网络，这也与源语和目的语所涵盖的信息量以及语域不等的情况有关。如《新世纪》中“白首”中提供的对应词释义“grey hairs; hoary head; old/advanced age”，未揭示出“白首”作为年龄称谓词的具体含义，即年龄大概多少岁可称为白首，前两个对应词释义也应与“少年白”区分开。再如《新世纪》与《新时代》中“孩提”一词的释义都为“early childhood; infancy”，明显扩大“孩提”本身指代的年龄范围，照此，那“童年”与“孩提”又有何区别？并且，两部词典都将“childhood”作为“龆年”和“髫年”的对应词，不利于用户把握词汇之间的区别性特征，给他们的词汇语言认知增加难度。

（二）文化信息丰富度

《新世纪》和《新时代》收录了大量中华特有文化词，但文化局限词的译义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在提供对应词的同时，往往无法兼顾词的文化内涵，这也使得文化配套词的价值有所跌减。提供背景信息能有效帮助用户理解记忆词汇，以期对配套词的文化特征进行整体概括，因此，汉英词典根据用户认知特点，尽量提供中华特有文化配套词的文化内涵信息，为用户构造出总体语义框架，以满足用户查阅需求与认知需求。对于四个直辖市的释义，《新世纪》中结构基本一致，但文化信息还可进一步增添。而《新时代》中关于直辖市的译义结构有差异。《新时代》中对于直辖市的译义结构不一致，只有“重庆”和“天津”词条释义中介绍了直辖市地位，“北京”和“上海”却未提及，不利于外来学习者掌握中国直辖市的概况。虽然《新时代》较《新世纪》提供的信息更丰富，但未拓展直辖市的特点，例如各市气候和地理特征、著名景点等，稍作添加使得文化信息更加丰富，也是传播文化的途径之一。再如《新世纪》和《新时代》中配套的年龄称谓词，就如“垂髫”译为“early childhood”，未揭示其文化信息，本指古时八岁左右的儿童不束发，头发下垂。类似地，“孩提”也未呈现其词语来源的文化信息，根据《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11]中对“孩提”的释义为“开始会笑可提抱的幼儿”，这里对义素的分解更符合用户认知特点。汉英词典需借助文化信息，以更加有效地调节用户的思维阈限，对用户认知、识记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应将提高文化配套词在用户群中的认知度作为编纂目的。

三、用户习得与例证选取

对双语词典而言，由于不同语言中词汇体系和语义内涵、使用特点等方面的差异，例证及其译文可以弥补词目释义的不足[12]。汉英词典中的例证可谓词典的血肉，力求精炼、有效，因此短语例证成为了“主力军”。对于中华文化特有配套词而言，例证不仅要补充说明词义，使其具体化，让用户了解词义，同时也要提供典型语境以及词的文化背景信息，以利于用户整体把握词的语义框架，习得后真正能将其运用。

（一）短语例证有效性

短语例证的有效性主要反映在搭配信息上，这就体现了词目搭配的横组合关系及特征。《新世纪》和《新时代》提供大量短语例证，文章主要考察配套词，即主要类型为名词，短语例证中存在配套词与其他成分的修饰以及被修饰关系。例如，《新世纪》中关于“面点类”配套词的短语例证较为丰富：《新世纪》和《新时代》中关于“包子”、“饺子”、“馒头”的短语例证数量不等，并且“一笼”、“蒸”都可以作为修饰词，《新世纪》中“包子”和“馒头”词目的例证数差异明显，对于“包子”例证的搭配信息及有效性稍显不足。并且，将次条目排除在研究范围，《新世纪》中“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短语例证也存在此类问题，“北方”一词的短语例证有7个，“东方”3个，“南方”2个，而“西方”最多，有18个，例证数目差异较大，这也会影响整体释义的有效性。据此，配套词的短语例证数量差异明显，并且，作为方位配套词，例证的选取应具备整体性，由于外来文化的因素，“西方”的组合搭配较多，但是作为方位名词的搭配应一致，如“去～”、“面向～”等。配套词之间例证类型及搭配特征差异明显也不利于用户习得、把握词汇之间的关联度和区别性特征。

（二）整句例证典型性

典型的例证才能揭示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特点。典型的整句例证将有利于目标用户融入到词语使用的具体语境，由于词典篇幅有限，整句例证数量应有所限制，所选用的例证应典型，以便于用户更好地把握词语大的框架，从而加深记忆，过程中文化也潜移默化地保留在用户的记忆中，有利于传承文化。《新世纪》和《新时代》都将“情人眼里出西施”作为“西施”的例证，属于典型性例证，对于中国EFL学习者而言，一看到此习语就了解大意，但对于汉语非母语学习者而言就无法理解其比喻义，这一点值得引起关注。

句子例证需典型，同时应为用户提供足够的语境信息，由于《新世纪》中已有“高考状元”作为短语例证出现，为保证整句例证的有效性，应避免过多的与短语重复的句子例证，“她是今年的高考～”例证的意义略微欠缺。《新时代》提供的整句例证属于汉语熟语，比较典型，但无例证翻译。句子例证是为了弥补短语例证不能反映词汇的用法特点情况，因此，有时候汉英词典的编纂者将原语词典中的书证摘取下来作为句子例证，更典型，但也要注意由于缺乏语境所造成的断章取义。

四、结语

用户研究已成为词典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汉英词典应立足于用户需求，为其提供精准的服务。文章考察了《新世纪》、《新时代》两部大型汉英词典中配套词的收录及释义现状，从用户类型、用户认知、用户习得三方面探讨了汉英词典中配套词的收录宗旨、译义特点、例证选取。从用户需求出发，能促进汉英词典编纂者裨补阙漏、增强配套词之间的关联性，并有利于提高词典查得率。以用户的认知特点和习得为导向也将有助于汉英词典中配套词译义结构体现一致性和科学性，提高用户习得效率和认知可及性，从而完善汉英词典中配套词的意义表征体系，增强与用户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赵刚. 试论汉英词典中配套词的处理. 曾东京. 双语词典研究： 2003 年第五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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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肖志清. 试论汉英词典配套词的处理以及修订——《新世纪汉英大词典》案例研究.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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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双棣， 殷国光. 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2] 黄建华，陈楚祥. 双语词典学导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