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的两次科技翻译高潮分别发生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学译介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托莱多翻译学院先后将大量阿拉伯语著作译入拉丁语和卡斯蒂利亚语，促进了多元民族的融合和西方科技的发展。本文从翻译主体、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入手，对比明清中国科技翻译高潮与托莱多翻译学院科技翻译行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科技翻译; 明清科技翻译; 托莱多; 对比分析

Abstract：The two climax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ranslation in modern China took place in the lat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spectively， and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studies brought advanced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China. The Toledo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successively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Arabic works into Latin and Castilian， which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national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rting from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translation purpos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Toledo Translation Institute.

一、引言

中国近代的两次科技翻译高潮分别发生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明初，掀起了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国内传播的热潮，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12世纪，托莱多大主教拉蒙德着手成立托莱多翻译学院，对阿拉伯译本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进行评注与翻译。12世纪，其翻译重心集中在哲学与宗教题材，而13世纪中后期的翻译活动则更加平民化，天文、数学、化学、物理等实用学科被大量译介，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融合。本文拟从翻译活动入手，探讨中国近代两次科技翻译高潮与托莱多翻译学院的译介行为的相似性及差异性。

二、形成背景

（一）中国近代的两次科技翻译高潮

明朝末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入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明末清初，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教义，同时也带来了大量西方科学文化著作，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徐光启作为明末杰出的科技翻译家，与西方传教士合译了许多著作，其中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最具有代表性，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同时也是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在这次翻译高潮中，中西译者相互合作，创造性地采用了“洋译华述”，即西人口译、华人笔述的合作翻译模式，翻译了大量的科技著作，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日渐衰落，为了挽救危机中的中国，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到西学的可取之处，大量学习西方科技、翻译西方科技著作，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科技翻译热潮。与明末科技翻译活动不同的是，清朝末年人们开始认识到，要想通过翻译西学促进社会科技进步，单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清末的洋务派人士推动创办了学习外语和科技知识的学堂和军工产业，例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等，培养了一批近代外语人才，为我国科技书籍翻译和教科书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外国在华传教士也创办了一些翻译出版机构，客观上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在华的翻译与传播。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就曾于上海墨海书馆任职，与外国人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与艾约瑟等人翻译《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书，详细介绍解析数学的专业知识，第一次把解析数学引入中国（吴泉成，2018）。

（二）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托莱多即是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发展中心和行政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11世纪，阿方索六世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托莱多地区，在此实行基督教统治，同时保留了阿拉伯文化传统，地区内多元文化氛围增强，托莱多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也因此吸引了不同语言、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前来交流学习。1125年，托莱多大主教拉蒙德着手成立托莱多翻译学院，开始对城中所藏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的阿拉伯译本及其评注进行翻译（谷佳维，2020）。

托莱多翻译学院的翻译运动在拉蒙德大主教和阿方索十世的资助下两度达到高峰，产出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译著和原创作品，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希腊和阿拉伯世界的哲学与科学成就：医药、数学、星相学等（谢天振，2010）。

拉蒙德大主教时期，托莱多翻译活动采取转译的方式，译出语是阿拉伯文和少量希伯来文，译入语是拉丁文，二者间借助卡斯蒂利亚语作为中间语言。翻译以小组合作翻译的方式进行，由一名译者将阿拉伯文口译为拉斯蒂利亚语，再由一名译者将卡斯蒂利亚语听译为拉丁文、形成书面文稿，这就要求两位译者分别具有熟练的阿拉伯文和拉丁文读写水平。由于托莱多翻译院的翻译活动始终受基督教会的赞助，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材以宗教和哲学为主，后期逐渐开始重视医学、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类著作。宗教方面，这一时期翻译了《可兰经》和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中的部分内容。科技方面，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阿维森纳的《医典》等均被译为拉丁文，对欧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医典》作为欧洲大学的教科书一直沿用至16世纪。

13世纪下半叶，在阿方索十世的支持下，托莱多翻译学院的翻译活动进入了第二次高峰。该时期卡斯蒂利亚王国进一步扩张、国家实力更加强盛，吸引了更多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学者前来，大大推动了为翻译活动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译入语从拉丁语转变为卡斯蒂利亚语，简化了翻译步骤，也避免了借助中间语言进行翻译可能导致的表述不准确问题。使用西班牙民族语卡斯蒂利亚语进行译介也使得翻译作品可以被更多市民阶层阅读，促进了翻译运动的平民化和世俗化，同时也促进了西班牙民族语言的发展成熟。译入语的变化也带来了翻译模式的改变，先前的小组合作翻译模式逐渐转变为由懂得多种语言的单一译者进行翻译，同时出现了针对翻译手稿开展的审阅、校对、排版、注释等工作（谷佳维，2020）。在翻译题材上，宗教和哲学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天文、占星、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著作得到重视并被译介。该时期，官方还鼓励各地学者在翻译之余进行交流合作、并召集学者合作著书，题材涉及天文、历史、生活百科等。犹太学者哈科恩领衔翻译了在托莱多发现的刻在石碑上的配图故事，命名为《石刻》，该书被认为是一部涵盖物理、星象、医药等领域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原创作品方面，天文学者团队编写了《阿方索星表》《天文学智慧集》等，对后世天文学发展、包括哥白尼日星说的提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相似性与差异性对比

（一）翻译主体

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中，由于国人里没有人通晓外语，而来华传教士的汉语水平也只能应付日常对话、不足以产出精妙的翻译作品，因此该时期的科技翻译没有专业从事翻译的译员，都是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合作完成，其中传教士占主导地位，因为他们以译出语为母语、又熟悉译入语的文化和读者心理。除了以修历为目的的历局外，明朝也没有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活动通常是传教士直接联系中国学者展开。清末民初，随着官办翻译机构的创立，近代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翻译人才，可以独立进行翻译工作，如丁韪良、汪凤藻、徐寿等，他们的译介作品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科技翻译的发展进程，扩大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影响。其中，徐寿由于长期精读并翻译西方科学书籍，钻研机械理论知识，还与同在江南制造总局的华蘅芳共同研制出中国近代第一台蒸汽机，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明清时期译书的原文语种包括德语、葡萄牙语、法语、英语、拉丁语、意大利语等，而译入语为中文。

托莱多翻译运动的第一次高峰期间，由于卡斯蒂利亚语的地位尚不能与拉丁语相比，加之卡斯蒂利亚王国宽松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政策，形成了如前文所述的小组合作翻译模式，其中懂得译入语的译者占主导地位。到了阿方索十世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重视卡斯蒂利亚语的发展，卡斯蒂利亚语被确定为翻译的目标语言，因此翻译活动的主体也由两人合作的翻译小组变成了能够独立进行翻译的单一译者。翻译机构方面，尽管托莱多翻译学院以“学院”为名，但是没有具体的研究院或教育机构实体，也没有可考证的专门进行翻译活动的独立场所，译者组织较为松散，翻译的地点除了托莱多城外也包括其他城市，但其内部存在译者之间自主开展的教学活动和学术探讨，也存在官方鼓励并组织的合作翻译和著书行为。语种方面，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原文语种为阿拉伯文和少量希伯来文，而译入语由前期的拉丁文逐渐演变为卡斯蒂利亚语。

由此可见，在翻译主体方面，我国近代和托莱多翻译学院时期均经历了由合译向独立翻译的演变，但由于社会背景和翻译目的不同，二者合译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译者也有所不同：中国多以译出语一方为主导，托莱多则以译入语一方为主导。而随着翻译活动的发展，双方对单一译者的双语能力要求都逐渐提高，以期提高翻译的准确性。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官办和民办的翻译机构，有意培养翻译人才、选择合适的翻译题材，翻译活动更加组织化，翻译目的更为明确，而托莱多翻译学院没有明确的翻译机构，组织更为松散，鼓励译者的自主交流和创作。我国明清科技翻译作品的来源广泛，源语言较多，目的语均为中文，而托莱多翻译学院的作品来源和源语言相对固定，目的语经历了从拉丁文到卡斯蒂利亚语的转变。

（二）翻译策略

明清之际的中国译者多采用归化的策略，即变译、编译节译、删译等。如徐光启在翻译拉丁字母ABCD时，选择用“甲乙丙丁”进行对译，在《几何原本》序言中采用“修身之学”、“格物之学”、“象数之学”来阐释西学体系中的神学、哲学、工艺制作等学科（舒艾 万芳茹，2023）。李善兰在翻译《代数学》时也采用了中文中的天干地支、二十八星宿等体系对应西方符号代数中的加减乘除、希腊字母等体系。在翻译《谈天》一书时，原文以欧洲为参照介绍南北极相对位置，李善兰在译文中将欧洲改为中国，“近中国者为北极，远中国者为南极”。可见，中国近代科技译者面对西学时都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可用部分，并结合一定的自主创造，使西方科学知识本土化。

12世纪托莱多的译者们服务于教会的利益，翻译行为更加关注阿拉伯语与拉丁文之间的信息交换，以提高自己的学识，并不致力于知识的传播，因此这一阶段的译者多采用直译、语义借用的策略，引入了大量复杂词汇进入拉丁文，并使得拉丁语中已有的词汇新增了特指的科学含义，同时译文中还存在大量没有说明的缩写。这些策略的使用都导致12世纪托莱多的翻译作品难以普及。这一现象到13世纪阿方索十世时期得已改善，统治者积极推行民族语的标准化，要求译文通俗易懂，使原文的表述得到了更为精确的保留。

由此可见，中国明清的科技翻译活动尽管受天主教传教行为的影响，但译者们大都秉持归化策略，将西方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托莱多翻译学院前期采用直译策略，将大量外来词汇引入拉丁语，促进了不同宗教、种族间的跨文化沟通与融合，但也限制了译介的传播。

（三）翻译目的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制度走向衰败，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明末士大夫期待通过译介西方科学著作改变国人思想和思维方式，以西方先进科技补足儒家思想的不足。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绘制了《坤舆万国地图》，介绍了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五带划分、山脉河流等，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颠覆了中国人传统的“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天地认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得原著的《几何原本》，该书是西方数学研究经典之作，与中国传统数学著作不同，其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演绎推理体系，而徐光启正是认识到中国传统科学重经验而轻理论的弱点，才选择了“度数之宗”的《几何原本》进行翻译，期望以几何学培养国人缜密的思维方式。《几何原本》引起了明末清初人们对数学的重视与研究，促进了中国古典数学向现代数学的转型，其所用的部分译名沿用至今（李腾龙，2021）。

到了清朝末期，国家处境更加危急，文人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翻译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和军事，提高我国物质水平和综合国力，促进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林则徐在禁烟期间专门成立了译馆，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介绍了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地理志书。林则徐被贬新疆后，其好友魏源受其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进行增补修订，最终写成《海国图志》，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打破了中国当时封闭的思想状况，帮助国人了解“夷情”、学习“夷技”，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冲击。魏源在书中所阐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深远，成为了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先声。

托莱多具有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托莱多翻译运动更是中世纪宗教交融共存、民族多元融合的典型案例。在11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中，卡斯蒂利亚王国吞并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家园，因此翻译活动以阿拉伯语著作为原本，以期掌握他们的知识，同时也有通过深入了解穆斯林文化从而对其进行同化的目的，是“一种在复杂社会中实现和平的手段（Amable Jourdain，1843）”。在更大范围内，托莱多翻译学院的翻译成果引领了中世纪欧洲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经典，促进了天文学、数学、医学为代表的科学思想的出现，托莱多宽容的宗教和文化政策吸引了各国学者前来交流学习，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对多元文化发展具有重大贡献。

综上可见，中国明清正处于封建制度向近代化转型之际，内忧外患，迫于国家与社会困境，科技翻译目的在于发展科技、强国富民，这是一种源于国家内部的对于新事物的追求和自我拯救。而托莱多的翻译活动则是在国家扩张自身势力的过程中对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吸收与同化，以确保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融洽相处，构建多元共生的西班牙文化，稳固当局的支配和统治地位。

四、结语

纵观科学史，科技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翻译，中国明清两次翻译高潮和托莱多翻译运动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两地的科技发展与进步。明清的科技翻译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为原本，以中西合译为途径，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掀起了我国近代两次科技翻译高潮，也为后续翻译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与之相比，托莱多翻译学院则以其所吸纳的穆斯林文化为原本，重新认识了古希腊、古罗马典籍，促进了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融合，激发了欧洲注重科学的精神，也促进了西班牙民族语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Amable Jourdain，Recherches critiquessurl ge et lorigine des traductions deAristote et sur les commentaires grecs ou arabes employe par les docteurs scholastiques，Paris：Joubert，1843．

[2] Savory T. The Art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Cape， 1957.

[3] Nida，E．A．＆Taber，C．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 E．J．Brill，1982．

[4] 沈小红，沈小燕.中古佛经翻译与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比较研究[J].大学英语（学术版），2009.

[5] 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6] 陈雅楠.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D].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5.

[7] 朱晨光.浅析中国近代科技翻译史及其启示[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7.

[8] 吴泉成.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学科技翻译[J].史志学刊，2018.

[9] 谷佳维.托莱多翻译学院：中世纪文化交流的枢纽[J].外国问题研究，2020.

[10] 李腾龙.明清科技翻译之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论徐光启和傅兰雅的翻译思想[J].上海翻译，2021.

[11] 陈赫明地.中世纪阿拉伯文明与欧洲文明交往研究[D].西安外国语大学，2022.

[12] 李佳.玄奘译场和托莱多翻译院的对比研究[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

[13] 舒艾，万芳茹.从“译以补儒”到“译为器物”——明清中外科技合译文人文化身份的“变”与“不变”[J].中国科技翻译，2023.

[14] 张必胜.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探赜——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作者简介： 陈巧悦 （1998-） 江苏南京人 现为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MTI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