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光耀与戴建兵主编的《个人生活史（1949—1978）》是一本新中国史论文集，共收录16篇论文，基于微观史学视角，探讨1949—1978年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该书利用个人档案、日记、书信、口述历史等史料，生动再现建国头三十年的社会面貌与民众情感。从新中国史的历史书写出发，目光向下，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放置于史学“显微镜”之下，往往能够呈现鲜为人知的历史图景，进而触及基层社会的历史肌理。该书对于新中国史的历史书写而言，具有“革故鼎新”的重要价值，带动了新中国史的叙事转向，可以更为深入探索“草根阶层”在不同地域和社会背景下的多元人生，从而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涵。

关键词：新中国史；叙事转向；《个人生活史（1949—1978）》；微观史学

金光耀与戴建兵主编的《个人生活史（1949—1978）》（以下简称《个人生活史》）是一本新中国史文集。①该书收录16篇论文基于微观史学视角，探讨1949—1978年间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从论文类别来看，第一是关于个人生活史的理论探讨，戴建兵和张志永撰写的《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一文，深入剖析个人生活史在新中国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第二是有关特定个人的生活史研究，如基于《溥仪日记》考察溥仪的公民生活，基于柳无垢的个人自传与自我检讨来审视建国初期的个体经历，揭示了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的紧密联系；第三是针对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如右派配偶的抉择和“空军子弟学校”社群生活状态等，细致描绘了不同群体的历史画卷；第四是关注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生活轨迹，如顾准先生的生平、对五·七干校中知识分子经历的探究，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与选择；第五是基于普通人的家书和个人经历，如江西小三线建设工人家书、一名普通工人在革命时空中的生活史等，生动反映了社会变迁对普通人的深刻影响。

《个人生活史》选择目光向下，基于微观史学探讨新中国史，特别是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透过《个人生活史》，能够走进精英史学或英雄史学叙事中很难见到的普通民众，了解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民众如何在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中奋斗、挣扎、追求梦想。他们的个人生活史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揭示了人性的光辉与复杂。通过个体的生活史，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风貌，感受历史的厚重与真实。

一、从宏大叙事到“草根阶层”

宏大叙事是与后现代主义相伴生的语汇，其基本特征主要有：有某种一贯的主题的叙事；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与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有时被人们称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叙事，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角度相对；题材宏大的叙事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相对。②过去的历史编纂常常依据特定的理论框架来塑造历史叙述，试图为过去、现在及未来提供全面的解读，并证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这种叙事中，领袖和重要人物常常被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而普通民众则可能被简化为背景或辅助角色。历史的发展似乎被看作是由某种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个人和群体被视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或执行者。

新中国史的叙事在对象与范畴发生了新变化，变得更加的普世化。“草根阶层”是指普通大众。之前“草根阶层”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先前很少对其做学术研究。历史的书写更多注重社会上层精英，英雄模范等典型人物，而这则局限于是少数人，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个人生活史》开篇，作者即指出：“以小见大，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 ③而在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社会的转型要由社会主体来完成，这个主体理当是人民群众，新中国史的叙事对象需向下扎根，深入各群体，走入普通大众。

就当代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都开展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然而，这些变革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具体影响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价值，需要将叙事对象不单限于宏观的叙述、典型的个案上，而应深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历史中，去探究“草根阶层”的历史，寻找最真实、最贴近民生的历史叙事。正如《个人生活史》中作者所写：“个人生活史注重微观历史和细节还原，聚焦一个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就人论事、就事说理，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人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历程，这有助于发现被宏观历史忽略或无法收纳的底层“无言的群体”，厘清被意识形态化和"革命阶段化"所遮蔽的中国社会真实的发展过程。” ④

《个人生活史》中选取的研究对象，既有群像，如与文革相关的红卫兵们、五七干校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受迫害者右派分子及其配偶、空军子弟学校学生等，又有个人如末代帝王溥仪、文艺工作者苏州评话艺人唐耿良、江西小三线建设工人伏如山等。从曾经的君王到民主党派人士，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工人，历史叙事的变化，不同群体和个人的经历，不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影响，也能更全面地认识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

《个人生活史》中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既有个体记忆，也有集体记忆。个体记忆具有显著的个性化构建特征，深深植根于个体的生活经历和内在的自我反思，展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多样性，被视为“我”的记忆，在记忆的世界中占据边缘，但不可或缺的位置。然而，集体记忆则呈现出一种统一性和社会性，是为特定群体如五七干校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被视为“我们”的记忆，在记忆的世界中占据主流和核心地位。

新中国史的对象与范畴与之前的传统历史相较，拓展了研究视野，加强了理论创新。“眼光向下”，社会史、个案与微观研究、地方知识与经验叙述，这对于新中国史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⑤新中国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些变迁对实际社会上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变化的研究则需要摆脱宏大叙事和典型崇拜，从普通民众身上找到历史答案。因此，新中国史研究的对象与范畴变得更加多样化，更向下兼容，并且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转换，有机结合。

二、从传统文献考证到多重史料互证

中国传统的考证方法以文献证文献为主，因为古代历史除了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以外，其他资料很少。⑥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的发展和古代的实物资料不断被发现，王国维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即文献与地下出土实物互证，把学者的视野从文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出土文物和田野考古调查资料。后来，吕振羽又提出了文献资料、实物资料、传说资料的“三重互证”。由此可见，新中国史，新在史料考证方式不同。史料获取途径较为多样，比如近现代保存了大量档案、日记、报刊等史料。正如程中原先生由研究文学、文学史转向研究国史正是从考证起步的，他指出几乎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新中国史的研究要采用“四重证据法”，即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四重互证。⑦基于此发展，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由传统文献考证转向多重史料互证。

日记是写作者面向自我的写作，他们多以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情感进行记录。日记的叙述，从本质上可以说日记是作者生命状态的外显，是认识写作者“真我”的一个窗口。⑧在《个人生活史》中的《从<溥仪日记>看溥仪的公民生活》一文，里面就有大量的记录了溥仪的日常生活，1960年，溥仪日记本上就讲述了涉及的外事活动，“3月17日，和苏联乌兰克女作家克拉维茨，男哲学家、苏中友好协会秘书萨哈罗夫会见” ⑨通过《溥仪日记》中的记述可以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溥仪参加外事活动的频率，这反映了新中国与各国的友好交往愈发密切。日记中的详细记载既体现了溥仪，在改造中思想不断提升进步，也反映了党的改造政策的成功。⑩因其写作者溥仪特殊的身份，其日记不仅能反映写溥仪本身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悟，而且会透露出外界难以知晓的历史真相，机密材料，这可以补历史的空白，从多视角研究历史。

程中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其中的“人证”指口述历史、证言，实际上可以视为口述资料。和其它形式的史料相比，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是可以“对话”的，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正如《个人生活史》中写到了《朱永嘉口述》。朱永嘉先生虽没有其他文革亲历者回忆录中如徐景贤等人显赫，但是他的经历却十分独特。从文革的大幕拉开到落下，至始至终，朱永嘉先生都参与其中，在口述历史回忆中，还描写了他周围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不同人的不同表象，提供了更多细节。⑪朱永嘉先生的口述亲身经历，揭示了上海“文革”初期的众多关键细节，其中部分信息是首次披露。这段口述历史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研究领域中，展现出了极为独特的史料价值。朱永嘉先生对于张春桥、姚文元等核心人物的观察和评价，不仅补充了新的认知层面，更为后人全面理解这些在“文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解读。这样一位亲历者，将自己的经历，融入到历史长河中，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政策、社会背景的印证。口述历史对历史形成是有益的，是生动的补充。口述史体现了个体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生活事件及其意义加以主观建构的能动性过程。⑫用多边档案对口述历史进行核验、考证，以使之尽量符合历史本相，可以成为还原历史样貌的有力证据。

书信作为历史的尘封档案，不仅深刻映射出时代的政治风云、经济脉动、文化繁荣和人际交织，更涵盖了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的广泛内容。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补充，还能为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确凿证据。因此，书信拥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家书记载或流露的看法和情感基本是真实的，在《个人生活史》中的《伏如山544封家书为中心的初探》一文，就以书信作为史料，贯穿全文，伏如山及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他们的经历交织着“文革”、改革开放和三线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烙印，是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生活的生动缩影。伏如山的信件，作为珍贵的文献资料，直接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其独特的价值是其他资料所无法替代的。透过一封封家书，可见在国家宏大背景下，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国家的一个决策往往能够深刻影响无数普通民众的命运。以伏如山一家为例，他的亲人和朋友在国家号召下，纷纷离开上海，奔赴祖国各地。伏如山的侄子伏家红、伏家全，外甥郑强，以及王来芝的弟弟王金海都选择入伍；王来芝的妹妹王海妹、伏如山的侄女伏家妹则响应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伏如山和妻子王来芝则成为了支援内地工矿建设大军的一员。在伏如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一个成员都在国家的大潮中各自承载着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他们的离别、适应、奋斗和牺牲，都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人们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形成的基础，集体记忆的建构是离不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协商对话以及个体主体间的反思。⑬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者的家书中，既可以洞察到个体参与者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又能够通过这些记忆，共同构建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体现出整个命运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和鲜活的人物形象。

在新中国史研究中，档案的史料价值不容小觑。正如《个人生活史》作者指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以个人档案为基本研究依据，通过阅读全国各地不同的个人档案，辅之以日记、田野调查等资料，才可了解不同地方“草根阶层”人物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历程，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等微观历史。⑭更重要的是，从众多案例的特殊性中，还可寻找出彼此间的共同性，并可借此认识产生个人活动背景的历史大时代，从中发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变迁的轨迹，自下而上地去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成和演变。⑮因此，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转向多重史料互证。

三、从神意史观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新中国史的叙事转向体现在治史观念上，从神意史观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破古人历史研究的主观片面、唯心主义色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客观真实地记叙历史。中国古代史学普遍重视进行神意性解说。《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重视对历代王朝的建立作出神意性解说。如对于五帝、三王与秦政权的建立，《史记》一方面大力宣扬“圣人感生”说，《殷本纪》和《周本纪》叙述殷、周始祖降生，沿袭了《诗经》的“吞卵”和“履迹”说；《秦本纪》则套用这一说法，为秦始祖大业缔造了其母“吞卵而生”的故事。⑯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史的叙事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奠基于人类的全部生产实践，成就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规律性建构，衍生为人类观察世界、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⑰在深入研究新中国史时，要坚守历史性原则，这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确保历史研究准确性的关键。全面审视历史，注重其连续性和整体性，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进行考量。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要对客观事物或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和概括，以期揭示和把握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规律。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汲取历史的智慧，还能获得宝贵的启示和教益。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国的个人生活史研究相较于西方的私人生活史研究，中国的私人生活研究领域不宜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中国的私人生活还包括了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部分，中国的个人生活始终与公共空间紧密联系。⑱中国的个人生活史研究展现出了独特的宏观视角和广泛的研究价值。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深入探讨了个人命运的变迁，更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揭示了个人与社会、时代的紧密联系，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记录和分析历史。《个人生活史》在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生活变迁时，侧重于展现普通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变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民立场。《个人生活史》中的《“圣徒”心态》一文，文革就是人民群众共同发力，以“圣徒”心态共同造就的场浩劫。所谓的“圣徒”虽有盲目的个人崇拜，但也有坚定的信仰，无论是打死“坏分子”的红卫兵还是“舍得一身剐”的造反派，在历史的巨大涡轮里，他们大抵也是身不由己的，就像很多人在回忆中说的那样，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推动着自己做出那样的行为。⑲这正是人民的历史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个人生活史》中的《本能与理性：革命时空中一名普通工人的个人生活史》一文，以一份普通职工的档案为研究资料，分析当时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梁幸福的个人档案，除了参军期间的档案内容比较正面外，其余档案几乎都是有关其错误问题的内容。他所犯错误事件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因为这一阶段，梁幸福伴随着家中小孩变多，粮食不够吃了，私拿公物是维持家庭生活的无奈选择。在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如温饱面临挑战时，梁幸福的行为，出于自私的考虑和擅自取用公有财物，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私拿公家财物成风的真实写照。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以及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人们的意识并非决定其存在状态的主导因素，恰恰相反，是个体的社会存在塑造了他们的意识形态。

在叙述个人生活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

因而，新中国史的叙事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历史，还能够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继续坚持这一方向，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以推动新中国史的叙事不断发展和创新。

四、商榷并期待

《个人生活史》从微观史学视角出发，通过收集和整理大量普通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生动地展现了普通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的真实生活和心路历程。全书仍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一，在史料处理上，《个人生活史》收录的论文大多只是对史料的简单整理和归纳，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这种处理方式可能难以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历史背景和人物心路历程。其二，在研究方法上，该书缺乏了田野调查的运用，田野调查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手段，能提供更真实生动的一手资料，而该书的论文大多未采用这种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三，在编排体例上，相对零散，各个部分之间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在阅读时难以形成连贯的历史脉络。各个群体的生活史并未能有效地串联起来，以突出1949—1978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未来，在新中国史叙事时，可以加强对史料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挖掘其背后的历史信息和价值，引入多元研究方法，加强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能清晰地把握历史时代脉络。

与此同时，新中国史的研究，当叙事发生转向后，不再把政治史和精英史作为新中国史的单一，甚至主体内容。社会史、“草根”史作成为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基于此，应充分认识到新中国史料的丰富多样性和发掘利用的重要性。除了官方档案和报刊外，民间文献史料如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口述史料等也是研究新中国史的重要资源。这些史料主要反映基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研究社会心理尤为珍贵。21这些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仍面临诸多挑战。这项工作绝非个体能够独立完成，即便有人能有所贡献，其影响也会相对有限。为了更有效地将这些史料提供给社会、研究者和公众，并使之在公共平台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因此，未来要积极构建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推进的体系，以确保新中国史料的充分发掘和有效利用。

在利用这些史料时，也需要注意其局限性。受时政影响，这些史料可能具有一定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需与历史事实相印证。同时，由于这些史料通常以村级为单位且个案性强，其典型性和普遍意义需研究者审慎判断。

综上所述，历史镌刻着奋斗的辉煌，也指示着未来的方向。新中国史的叙事发生了转向，这是多方面的，从研究对象与范畴的宏大叙事到“草根阶层”，从考证方法的传统文献考证到多重史料互证，从治史观念的神意史观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中国史的研究要与时俱进，防止片面化和僵化，坚持发展性原则。

参考文献

①金光耀、戴建兵主编：《个人生活史（1949—1978）》，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③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④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⑤霍晓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

⑥周一平、施林峰：《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考证方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⑦程中原：《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3页。

⑧王文慧：《日记的史料价值》，《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⑨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爱新觉罗·溥仪日记》，1960年3月17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⑩李慧娟：《从<溥仪日记>看溥仪的公民生活》，金光耀、戴建兵主编：《个人生活史（1949—1978）》，第31—32页。

⑪金光耀：《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戴建兵主编：《个人生活史（1949—1978）》，第166—179页。

⑫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⑬朱亚如：《垦区知青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工程大学，2017年，第42页。

⑭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⑮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⑯汪高鑫：《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⑰李捷：《新中国史的叙事方式、问题把握与精神铸就》，《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⑱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⑲杨宏雨、张熙：《“圣徒”心态》，金光耀、戴建兵主编：《个人生活史（1949—1978）》，第109—113页。

⑳张志永：《本能与理性：革命时空中一名普通工人的个人生活史》，金光耀、戴建兵主编：《个人生活史（1949—1978）》，第122—138页。

21. 金光耀：《新中国史研究三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沙轶凡（2003-），女，汉族，江苏江阴人，南通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新中国史，江苏省南通市，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