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四川省丹巴县中路乡的生计模式逐渐由依靠农牧生产转向旅游接待。该地区的生计模式转变是建立在对过往生计模式进行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形成。文章尝试讨论该地的村民在生计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历史经验，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路乡；生计模式；乡村振兴；旅游

一、问题的提出

生计模式指的是“特定族群在与周围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和完善的各种谋生手段和谋生方式的总和”。[1]生计模式或生计策略作为理解和应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被广泛应用在对农民工、库区移民以及失地农民等群体的研究中。

关于人类生计模式的探讨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学所关注的重点。王娜通过对两个土家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分析得出，在同一时期内不同权力主体的引导下，相邻两个土家族村落生计模式出现了不同的变迁之路[2]。在这一过程中，相通的民族文化以及血缘和地缘的链接，让两个村落在同一空间内产生互动，通过打破边界的桎梏，得以实现提高家庭的收入与促进发展地区经济。马赞甫对贵州省10个生态移民安置点展开跟踪调研，关注搬迁对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的改变以及生计模式的变迁[3]。他主张生态移民家庭的生计发展在搬迁后存在一个适应过程，加快移民对新居住的适应进程有利实现生计模式与生计资本的匹配和互动改善，从而促进生态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强舸以“传统”和“发展”为观察视角，阐释了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的变迁历程[4]。他以西藏的青稞新品种推广作为研究技术变迁的案例，分析“发展”与“传统”在西藏农业技术变迁中的关系，旨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制约着农民对新技术选择的主要因素以及决定性技术变迁的方向。

目前学界大多学者从生计模式角度对地方问题进行研究，在影响因素方面主要涉及单一因素或生计资本对地方发展的影响。关注文化的接触与互动过程，将田野点落置于一个联系的、整体的区域中去看待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本文选取了中路乡的嘉绒藏族为研究对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关注嘉绒藏族村落生计模式的动态变迁与现实困境。立足当前乡村振兴的时空场景，将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切入点，以人类学的视角，深入丹巴中路开展田野调查，考察在新时代制度转型与文化变迁的语境下嘉绒藏族村落的生计模式情况，理解与把握藏族乡村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旨在帮助乡村对接现代市场以及为其他藏边研究者和地方政府提供材民族志材料与借鉴经验。

二、中路乡村民生计来源的主要形式

中路乡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东北部，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地形复杂多变、海拔较高、气候寒冷，但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该地不仅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更以其独特的农业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展现着这片土地的古老智慧与生存哲学。

中路片区的耕地虽然广泛但分散，由于地形的限制，农田多呈小块状分布，使得耕作方式以传统的手工劳动为主，机械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以种植农作物为主，主要包括玉米、青稞、土豆等耐寒作物。由于耕地面积有限且分散，每家每户除了种植必要的粮食作物外，还会利用田间地头的空地种植各种杂草，这些杂草不仅为家畜提供了丰富的饲料，还起到了保持土壤肥力、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这种农耕与家畜饲养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方式，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又保证了家畜的饲料供应，体现了中路村民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合理利用。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当地人坚韧不拔、勤劳智慧的品质。他们通过世代相传的农耕经验，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中路片区主要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其中奶牛是半农半牧社会重要的乳制品来源。由于中路乡没有养牦牛，奶牛的地位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提供了日常所需的牛奶，还通过奶制品的加工和保存，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来源。猪的饲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猪膘肉作为整个藏彝走廊的文化特征之一，在中路村民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制作和食用猪膘肉，成为了中路人的特色饮食文化。猪膘肉，很好地解决了传统社会食物保存的问题，进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每天餐桌上必有猪膘肉以及自家腌制的肉肠，味道鲜美，耐饿，绿色健康，深受当地人喜爱。土地和家畜，将主妇们牢牢地控制在本村之内。妇女们不仅是家庭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还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参与者。由于饲养家畜、洗衣做饭等事物占据了当地女主人每天一定的劳作时间，这使得她们较少有机会外出寻找额外的经济来源。

花椒是中路乡家庭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花椒产业的蓬勃发展为中路乡农户带来了显著的生计改善。首先，在经济层面，花椒的高市场价值直接推动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许多农户实现了家庭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花椒产业还促进了农户生计资本的全面提升。农户通过租赁或承包土地、雇佣劳动力等方式，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还增强了生产规模效益。这一过程中，农户的物质资本（如生产设备、基础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人力资本（如种植技术、市场知识）也得到了相应提升。同时，花椒产业的成功也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农户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更加频繁，形成了互助共赢的良好氛围。然而，花椒产业的快速发展并非没有隐忧。农户在享受产业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市场饱和与价格波动是农户最为关注的问题。随着花椒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花椒价格可能出现大幅波动，从而影响农户的稳定收入。其次，自然风险也是农户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中路乡的地形复杂，自然灾害频发，这对花椒的生长和产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耕地肥力的下降、病虫害的侵袭等自然因素，都可能对农户的生计造成严重冲击。最后，农户自身的生计转型意愿较低也是一大挑战。长期以来的花椒种植经验使农户形成了固定的生产模式，对新产业的接受度和尝试意愿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生计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在旅游收益方面，中路乡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和旅游。当地人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发展起了旅游业，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还为当地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了中路乡村的独特魅力。中路乡这一嘉绒藏族村落在现代乡村经济模式发展变化过程中，乡村旅游与地方开发展正在对乡村农户生计产生深刻的影响。旅游业正深刻改变着乡村聚落均质化的农户生计模式，使得村民生计模式发生分层和空间极化，并形旅游主导型、非农型和兼业型三种生计模式。

旅游主导型村民的生计转型以政策及传统文化为导向，在村内进行旅游开发之前多在外务工，有一定的生计资本累积后便回到家乡从事民宿经营、藏家乐开办等旅游相关的生计活动，在旅游接待中投入较多的精力和成本。但是旅游驱动型农户脆弱性较强，受外界影响明显。受疫情影响游客锐减，部分旅游主导型农户收入下降甚至无法经营下去而另谋生计。非农型村民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工收入，以季节性打工为主，附近打零工为辅。村里有很多男子在拉萨打工，一般都是去海拔更高的地方，在拉萨打工一天能挣四五百元，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兼业型村民在办民宿或餐饮经营的同时也售卖其他农产品或特产来换取收入，呈现生计来源多样化的特点，抗风险能力较高。然而，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中路乡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如何保持当地文化的独特性和原真性，如何提高当地人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当下之思

乡村振兴走向何处是我国当代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科站位与专业旨趣，针对乡村振兴的走向表达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大体而言，这些见解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张以经济层面的改造为契机，通过引入现代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农业效率等手段，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另一类则倾向于缅怀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图景，发思古之幽情，期许农村能够回归传统，保持那份质朴与宁静[5]。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述两种倾向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之处。一方面，单纯的经济改造虽然能够快速提升农村的经济水平，但也可能导致农村文化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一味的怀旧与回归传统，则可能使农村陷入发展的停滞，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与挑战。因此，如何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保持农村的传统特色，又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路乡，作为一个嘉绒藏族聚居的村落，其生计模式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路乡村落的生计模式变迁在表面上看似是村民个体选择的结果。当外面的社会生活水平不断增长提高时，处于民族地区的嘉绒藏族村民们迫切寻求转变，这是村民自我发展意识与需求的体现。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而是开始寻求更加多元化、现代化的生计途径。然而，这种生计模式的变迁并非一帆风顺。中路村民当前的生计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源于传统农业生计方式与现代务工生计方式在时间安排与空间分布上的矛盾。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以农耕为主，季节性强，需要村民们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现代的务工生计方式则更加灵活多样，但往往需要在远离家乡的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这两种生计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匹配，给中路乡村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这一困境并不是中路乡的嘉绒藏族人独自面临的个案。在当前的中国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面临类似的问题。他们既想保留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以维持家族的传承和乡村的稳定；又想追求现代化的务工生计方式，以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和个人的生活水平。这种矛盾与冲突，成为了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至今仍未形成一个统一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本文自然也无法解决这一时代性难题，但是，中路乡生计模式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无疑对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中路乡村民在生计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和韧性。他们既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也没有盲目追求现代化的务工生计方式。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灵活地调整生计策略。他们通过引入现代科技、提高农业效率、发展特色产业等方式，实现了传统农业生计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他们也通过外出务工、返乡创业等方式，拓宽了生计途径，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中路乡村民的这种生计模式转型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选择权，鼓励他们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灵活地调整生计策略。同时，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对农村的支持和扶持，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农民实现生计模式的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1] 赵文娟，崔明昆，等.工程移民的生计变迁与文化适应--以泸沽湖机场移民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1，（3）.

[2] 王娜.从“边界”看两个土家族村落生计模式的变迁[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11）：76-80.

[3] 马赞甫，王永平.生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模式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基于贵州省10个移民安置点的跟踪调研[J].西部论坛，2018，28（04）：45-55.

[4] 强舸.发展嵌入传统：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J].开放时代，2013，（02）：177-202.

[5] 赵越云，樊志民.传统与现代：一个普米族村落的百年生计变迁史[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03）：18-25.

* 基金：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一嘉绒藏族村落生计模式的变迁与困境研究（项目编号S202210646036）。

1杜秋蓉（2003—），女，四川平昌人，阿坝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2郑倩（1986—），女，湖北荆门人，阿坝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日文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