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多元化、现代化趋势，而传统文化活动因形式固化、内容陈旧难以满足新需求，两者矛盾日益凸显。为此，笔者从需求变迁、文化供给、参与主体等角度，分析了农村群众文化需求与传统文化活动间的结构性矛盾，探讨其成因及调和路径。研究表明，需通过创新传承机制、优化文化供给、激发主体活力等方式实现文化振兴与群众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群众文化；文化活动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战略，文化振兴作为其灵魂，承担着凝聚乡村精神、激活发展动能的重要使命。当前，农村群众文化需求随社会经济发展发生深刻变迁：青年群体渴望数字化、互动性强的文化活动，老年群体则更依赖传统民俗形式；而乡村传统文化活动因传承方式单一、创新不足，逐渐陷入参与度低、吸引力弱等困境。需求与供给的错位，不仅导致文化资源浪费，更可能削弱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究其本质，矛盾源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生态的转型张力——既要守护文化根脉，又需回应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期待。

1.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群众文化的真正需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矛盾点

1.1需求变迁与传统文化的结构性脱节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群体因年龄、教育、职业差异形成多元文化需求。青年群体偏好短视频、直播等数字文化形态，追求个性化表达；中老年群体则倾向于戏曲、节庆等传统形式，注重情感联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活动仍以“送戏下乡”“庙会赶集”等统一模式为主，缺乏分众化设计。部分地区的文化惠民活动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差异化需求，导致“青年不愿参与、老人被动接受”的尴尬局面。

数字化时代，群众对文化活动的互动性、即时性要求提升。比如，云南“赛装节”通过融合传统刺绣与现代时尚，成功吸引年轻受众；反观某些地区仍固守程式化的社戏，因缺乏创新而逐渐边缘化。这种矛盾折射出传统文化活动在叙事方式、传播手段上的滞后性，难以适应体验经济下群众对文化沉浸感、参与感的新诉求。

1.2文化供给的滞后性与群众需求的动态性失衡

尽管乡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设施覆盖率提升，但部分地区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问题，文化设施开放时间不固定、活动策划缺乏新意，甚至被挪作仓库使用。这种“有阵地无活力”的现象，暴露出供给端对群众真实需求的响应失灵。

许多乡村拥有丰富的非遗、民俗资源，却因开发模式单一难以转化为文化资本。部分地区将传统文化简单包装为“表演项目”，忽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重构。例如，某些传统手工艺因未能与设计、电商等现代产业融合，仍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展演阶段，无法满足群众对文化消费升级的期待。

1.3参与主体流失与传承动力的双重困境

青壮年人口外流导致传统文化活动主体萎缩。一些地方的传统节庆因年轻人外出务工，仅剩老人操办，而日渐式微。留守群体受限于精力、创新能力，往往将文化活动简化为走过场，丧失了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

政府主导的“送文化”模式虽短期内填补供给空白，却易使村民形成依赖心理。部分乡村文化合作社过度依赖财政支持，缺乏自我造血能力，一旦政策调整即陷入停滞。外部输血与内生造血的失衡，削弱了群众的文化主体意识，加剧传统文化活动的存续危机。

2.调和矛盾的路径

2.1创新传承机制，推动传统现代转型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文化活动的现代转型需以活态传承为核心，构建动态化、开放性的文化更新机制。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技艺等资源需突破静态保护模式，通过创意设计、数字技术、产业融合等路径实现价值重构[1]。例如，将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场景，开发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既保留传统工艺精髓，又满足当代审美与消费需求。同时，借助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将传统节庆、民间艺术转化为可交互的沉浸式体验，吸引青年群体参与并形成文化认同。这种转型并非简单嫁接现代元素，而是通过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伦理观念，将其转化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理念或产业模式，使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建设形成深层共振。

2.2培育多元主体，激发文化内生动力

破解文化供需矛盾的关键在于重构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生态。需打破政府单向供给模式，构建村民主导、社会协同、市场补充的多元参与格局。一方面，激活村民的主体意识，通过组建乡村文化合作社、培育本土非遗传承人等方式，让农民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创作者与传播者。例如，鼓励返乡青年利用新媒体平台记录乡村故事，将传统手工艺与电商结合，形成文化生产、经济收益、传承激励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引入企业、高校、公益组织等外部力量，通过“文化创客空间”“乡建工作坊”等形式，搭建资源对接与能力培育平台，但需避免外部干预过度挤压本土文化表达空间，确保外来创新与在地智慧有机融合。唯有形成内外联动的共生机制，才能实现文化活力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

2.3激活文化内涵，促进价值理念融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冲突本质是文化认同的断裂，需通过“创造性转化”重建精神纽带。因此，需要提炼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规范，如孝亲敬老、勤俭持家，将其转化为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如设立“家风积分制”，将抽象道德准则嵌入基层治理[2]。激活文化内涵，还需要重赋传统节庆的当代意义，例如将祭祀活动转化为生态教育载体，或在婚俗改革中保留仪式美感但剔除铺张陋习，使文化符号既承载历史记忆又呼应现代价值观。此外，还应构建城乡文化对话机制，通过“非遗进社区”“城市反哺乡村”等双向互动，消解城乡文化对立，推动乡土智慧与城市文明在碰撞中形成新的价值共识。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妥协，而是在动态调适中形成既能守护文化根脉、又能回应时代命题的乡村精神共同体。

3.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既需要物质层面的富足，更离不开文化层面的精神滋养。农村群众文化需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矛盾，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生态转型的必然张力——传统农耕文明孕育的乡土文化基因，与数字化时代催生的多元文化诉求，在乡村场域中交织碰撞。这种矛盾并非对立，而是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构建“传承与创新共生”的文化生态，让文化基因在创新中焕发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王淑珍.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群众文化需求与建设路径[J].辽宁青年，2023（22）：0269-0270.

[2]王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群众文化服务工作研究[J].东方文化周刊，202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