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非遗化”过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以云南文山州坡芽歌书为例进行深入分析。坡芽歌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形式，近年来被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非遗化”过程不仅涉及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还引发了当地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迁。文章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当前非遗研究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借鉴了盖尔的“艺术能动性”理论来解析非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随后，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详细剖析了坡芽歌书从民间文化到非遗的转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文化、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坡芽歌书的“非遗化”既带来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正面效应，也面临着商业化、同质化等潜在挑战。最后，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旨在为非遗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传承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关键环节。云南文山州富宁县坡芽村的《坡芽歌书》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不仅是壮族文化的瑰宝，更在“非遗化”过程中深刻影响了当地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与族群认同。本研究以艺术人类学理论为框架，结合实地调查，探讨“非遗化”如何通过艺术能动性重塑社区关系、推动文化传播，并分析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及潜在矛盾，以期为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启示。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现有研究评述

目前学界对《坡芽歌书》的研究集中于符号学解读（王志芬，2009）、音乐本体分析（童欣雨，2017）及保护策略探讨（娄丁方，2016），但多忽略其社会性维度。艺术人类学视角的缺失，使得“非遗化”对社区影响的动态过程未被充分挖掘。例如，王志芬对歌书符号的解析虽具开创性，却未触及其在社区权力结构中的作用；童欣雨的音乐分析虽细致，却未能揭示非遗化对村民日常生活的渗透。

（二）理论框架：盖尔的“艺术能动性”

阿尔弗雷德·盖尔提出，艺术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能动者”，通过生产、传播与接受语境参与社会进程（Gell， 1998）。本研究以此为核心，分析《坡芽歌书》如何从传统山歌演变为文化品牌，并在非遗化过程中重构村民身份、经济模式与社会关系。盖尔的理论强调艺术的“社会能动性”，即艺术不仅是文化表达，更是社会变革的媒介。这一框架为本研究提供了动态分析非遗化效应的理论工具。

二、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

参与式观察，在坡芽村及周边村落进行田野调查，记录非遗传承活动、节庆仪式及村民日常生活。深度访谈：访谈非遗传承人、普通村民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聚焦非遗化对个体与社区的影响。对坡芽村及周边村落进行参与式观察，访谈非遗传承人、村民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

（二）文本分析：

解析《坡芽歌书》的81个原始图符及其唱词，梳理其文化象征与叙事逻辑。对比非遗化前后的政策文件（如《富宁县非遗保护条例》），分析政策导向与地方实践的互动。结合《坡芽歌书》原始图符、唱词及政策文件，分析其文化内涵与传播路径。

（三）案例比较：

对比非遗化前后的社会变迁，聚焦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横向对比坡芽村与邻近未申遗村落（如那能村）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认同差异。纵向分析非遗化前后（2010年与2023年）的社会变迁，重点关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博弈。

三、案例分析：坡芽歌书的“非遗化”与社会影响

（一）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过程中，"传承人"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赋予了特定个体以文化权威的符号意义，而且在社区内部构建了一种新的权威体系。以坡芽村的农凤妹为例，她作为传承人，不仅肩负着将歌书传唱下去的重任，更深入地参与到地方文化决策的过程中，使得传统歌者这一角色逐渐转变为具有管理职能的文化守护者。随着《坡芽歌书》在央视青歌赛等国家级平台上的展示，它已经从一个地方性的艺术形式，跃升为壮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这种转变极大地增强了村民们的族群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加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经济模式转型

文旅融合的机遇：地方政府以歌书为核心打造“坡芽情歌节”，发展民宿、手工艺品等产业。2022年数据显示，坡芽村旅游收入占比超40%，但过度商业化导致传统唱词被简化，表演趋向舞台化。非遗IP的争议：文创产品（如图符T恤、歌书绘本）虽拓宽收入渠道，却也引发“文化符号空心化”担忧。

（三）社会关系变迁

村际竞争与合作：周边村落争相申报非遗关联项目，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摩擦；同时，跨村落的歌书传习活动增多，形成区域文化联盟。代际冲突：年轻一代更倾向短视频传播歌书，与老一辈的“口传心授”模式产生张力，传统传承链面临断裂风险。

四、讨论：非遗化的双重效应

（一）正向影响

文化活态传承：非遗化赋予歌书合法性，推动其进入教育体系（如文山学院开设相关课程）。乡村振兴助力：文旅产业带动就业，村民年均收入增长25%（2023年统计数据）。文化自信的增强：坡芽歌书的非遗化提升了当地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尊重，增强了文化自信，为其他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树立了典范。社会和谐的促进：非遗化过程中的文化活动与节庆仪式加强了村民间的联系，促进了社区和谐，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二）潜在挑战

本体性消解：在舞台表演中，原本富有即兴性和互动性的歌书艺术形式往往会被削弱，因为舞台表演需要遵循一定的剧本和排练，这导致了艺术的“魅惑”特质被一种更加程式化和固定化的表演方式所取代。

社区分化：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加剧内部矛盾，部分村民因未被纳入传承体系而产生疏离感。

文化同质化：随着坡芽歌书知名度的提升，外来文化元素逐渐渗透，可能导致其文化内涵被稀释，失去原有的独特性。例如，商业演出中可能过度强调娱乐效果，而忽视歌书背后的文化意义与历史价值，长此以往，歌书的文化内核可能面临被同化的风险。

传承断层：年轻一代虽然通过新媒体手段传播歌书，但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可能不如老一辈深厚。加之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可能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学习和传承歌书，这可能导致歌书的传统传承方式逐渐式微，出现传承断层的现象。

五、结论与建议

《坡芽歌书》的“非遗化”进程既是文化复兴的重要契机，也是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的场域。为有效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特提出以下建议：

建立动态保护机制：构建“社区—政府—学界”协同合作模式，确保传承人遴选过程的透明化，防止文化垄断现象的发生。

创新传播路径：借助数字技术，例如通过VR技术复原对歌场景，以增强年轻群体的参与感，同时注重保留核心文化基因。

构建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合作社模式统筹文化旅游收益，保障普通村民的合法权益，缓解村际之间的矛盾。

作者简介：李一冉，（2006-5），女，汉族，云南泸西，学生，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坡芽歌书。

通讯作者：胡玲，（1991-07-15-），女，汉，湖南长沙，讲师，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环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