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面临资源整合与发展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体育社会组织的筹资现状、运营模式及党组织赋能情况，旨在探讨优化体育社会组织筹资运作的策略。研究表明，通过党组织赋能、创新筹款模式等策略，可以推动体育社会组织的资金运作持续优化与发展，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

关键词：体教融合；体育社会组织；党组织赋能；创新筹款模式；筹资收入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分析

（一）体教融合

2020年9月，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颁布《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这表明体育作为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育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为体教深度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体育社会组织作为具有非营利性、自愿性、自主性和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2]，与教育社会组织在内涵和外延上相似。两者在概念上的契合为其协同促进体教融合发展奠定基础，能够实现体教功能互补，助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然而，当前两者在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制约了功能的最大化发挥[3]。因此，如何优化协同机制、提升资源共享与合作效率，是深化体教融合的关键问题。

（二）党组织赋能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4]。在此背景下，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党组织赋能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时代命题。通过加强组织党建工作，党组织能够成为不断提升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坚强堡垒[5]。然而目前体育社会组织面临着缺乏健全党组织、党建质量不高等挑战，亟需加强党的建设与治理，提升党建质量[6]。

（三）公募与非公募体育组织基金会募资现状

我国公募与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在资金募集渠道上存在显著差异。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广泛，主要依赖企业捐赠、政府补贴及购买政府服务，个人捐赠分散且单笔金额小。非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狭窄，主要通过特定对象的定向捐赠获取资金。当前我国公募体育基金会存在信息披露要求高、资金募集渠道集中、公益支出压力大等问题；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则面临资金来源狭窄、人员配备不完善等困境。[7]

二、发展策略

（一）创新筹款模式：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多元化路径探索

从政府部门分离后，我国体育基金会融资途径趋于多样化，正实现 “自我造血式” 成长[8]。然而目前我国体育基金会传统融资模式（政府资助、企业赞助、社会捐赠）存在路径单一、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渗透与社会治理创新，数字化转型为筹资模式革新提供新机遇。

一是采用互联网融资策略。借助企业的互联网平台与技术优势，开展联合营销活动，拓宽线上筹资渠道，吸引社会大众参与。双方共同打造公益品牌，利用互联网传播优势，提升品牌影响力，激发公众对体育公益的关注与热情。同时，依托互联网创新筹资模式，推出众筹项目、建立会员制度，吸引企业与社会持续投入，为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是引入市场化机制。在党组织引领下，体育社会组织构建市场化“自我造血”机制，探索体育IP运营、公益信托等模式，增强内生动力。党组织引导其剖析市场动态，精准定位，制定契合需求的战略规划；鼓励开发特色体育服务项目，吸引市场资金；挖掘小众体育潜力，塑造差异化优势，吸引商业合作与投资，从而推动体育社会组织逐步建立起可持续、高效能的市场化“自我造血”模式，实现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与自我革新。

（二）党组织赋能路径

党组织建设对体育社会组织的筹资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在各类资金来源中，党建对政府资助收入的提升作用最为突出，其次是对捐赠收入的促进作用，而对市场营利性收入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10]。这说明党建在资源对接和公信力提升方面作用显著，但对市场化收入影响较小。因此，需强化资源整合与组织建设，推动筹资收入多元化发展。

政治资源整合上，党组织应发挥核心枢纽作用，整合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三方资源，构建“需求精准对接—政策高效赋能—成果共享增值”的协同机制；通过牵头对接政府体育产业扶持政策，协助申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推动政策资源精准落地。同时，搭建“政-企-社”数字化资源对接平台，发布政府体育公共服务采购需求，吸引企业定向捐赠资金或物资，由社会组织承接项目，平台嵌入政策解读、信用评价与区块链资金追溯功能，确保资源匹配透明高效。

组织建设和人才管理上，采用交叉任职机制，即推动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层，确保决策与党建目标一致，贯彻以党建引领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建立体育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长效机制[11]。加强对外透明度和公开度，提高公众信任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通过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一支具有高度专业素质和执行力的团队，为基金会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差异化发展策略

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公募与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在资金募集渠道与筹资效能上的显著差异决定了发展需要针对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实施分类施策。

公募基金会需强化政策资源整合能力，由于其资金来源广泛，主要依赖企业捐赠、政府补贴及购买政府服务，个人捐赠分散且单笔金额小。这导致其信息披露要求高、资金募集渠道集中、公益支出压力大等问题。因此，公募基金会应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重点提升政府资助收入。通过建立"党建+政策对接"机制，由党组织牵头梳理政府体育产业扶持政策清单，主动申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通过党组织联建推动政策资源精准匹配，从而构建“政府-企业-基金会”三方联席会议制度。数字化背景下，创新"党建+数字化"监管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政府资助资金流向的全程追溯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非公募基金会资金来源狭窄，主要通过特定对象的定向捐赠获取资金，现主要面临着资金来源狭窄、人员配备不完善等困境[7]。基于此，激活市场化造血功能是促进非公募基金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路径。在党组织领导下，重点突破捐赠收入瓶颈。“党建+品牌建设”工程的实施可以通过党组织活动提升组织公信力，吸引高净值人群定向捐赠。同时，还可以尝试探索“小众体育IP+市场化运营”模式，开发特色体育服务项目，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同时，完善分类监管与动态调整机制对于体教融合背景下我国公募与非公募体育基金会的筹资也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基金会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对公募基金会侧重考核政府资源整合能力，对非公募基金会重点评估市场化创收水平，对连续两年筹资效能未达标的基金会启动党建督导程序，通过组织整顿、人才优化等措施推动组织效能提升。

三、研究建议

（一）加强自身建设与宣传

为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影响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需强化自身建设与宣传。首先，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解决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坚持体育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原则，着力于推进内部制度和管理规范化建设[12]；建立契合组织特点的管理制度，明确监督执行责任，定期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其次，提升宣传意识，完善宣传机制，结合组织目标与活动制定宣传计划，突出组织定位与特色，创作优质宣传内容，吸引大众参与，进而拓展筹资渠道。

（二）促进跨区域合作

利用党建平台作为桥梁和纽带，搭建沟通渠道，推动不同地区体育社会组织定期开展交流合作，整合各地优势资源。通过共同策划举办跨区域体育活动和赛事，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体育人才、设备、赛事经验等资源的共享，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服务范围。在此过程中，借助跨区域合作的规模效应和资源整合优势，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和赞助投入，为体育社会组织的筹资拓展新渠道。

（三）建立完善“党建+”活动开展模式

体育组织可通过“党建+”模式创新筹资路径。一是“党建+赛事”模式，设置党员工作岗位，负责赛事监督与志愿服务，以党员高标准引领赛事高质量保障，推动赛事提档升级，提升赛事运营效益。二是“党建+公益”模式，组织党员与成员开展公益项目，如改善贫困地区校园体育设施、培训体育师资等；同时利用党建公信力与号召力，通过官方公众号、社交媒体宣传，吸引小额捐赠，定期公开项目进展与资金流向，增强透明度与信任。三是“党建+文化”模式，将党建文化与体育文化结合，开发红色体育故事纪念品、党建标语运动装备等文创产品，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传播党建文化与体育精神的同时，增加组织收入来源。

（四）加强公墓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党组织建设

党组织建设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与营利性收入提升作用显著，对公募基金会的政府资助收入提升作用更为突出[10]。非公募基金会应强化内部党组织建设，完善治理机制，规范党建活动；上级党组织需加强指导与监督，助力解决实际问题。公募基金会则应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积极参与政府公益项目，提升政府认可度，为争取政府资助创造有利条件。

四、结语

体教融合视角下，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筹资收入需多方面改革与创新。本文分析了体育社会组织筹资现状，提出针对性策略与建议，以期通过党组织赋能，创新筹款模式以及构建三元交叉工作模式等措施的实施，推动其资金运作持续优化与发展。其中，党组织赋能作用至关重要，通过整合资源、强化组织建设与人才管理、构建协同机制，能有效提升体育社会组织的筹资收入和运营效率。未来，体育社会组织应不断调整完善资金运作与管理体系，同时注重自身建设与宣传，积极促进跨区域合作，持续完善“党建+”活动模式，以提升自身筹资能力，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体教融合的深入推进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刘静雅.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与策略[C]//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2021年“一带一路”体育文化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淮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21： 2.DOI：10.26914/c.cnkihy.2021.065902.

[2]向祖兵，谢松余，季晔，等.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学校课外体育服务的现实审视与优化策略[J].体育科学，2024，44（04）：72-80.DOI：10.16469/j.css.202404007.

[3]戴卫平，李冠南.体教融合背景下社会性青少年羽毛球俱乐部后备人才培养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5，15（01）：132-135.DOI：10.16655/j.cnki.2095-2813.2025.01.035.

[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5]陈丛刊.党建引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样态创新、关键环节与实践路径[J].体育教育学刊，2024，40（06）：63-69.DOI：10.16419/j.cnki.42-1684/g8.20241202.001.

[6]陈丛刊，梁茗.体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体育科研，2023，44（04）：17-24+48.

[7]张宗银，张丽颖.我国公募与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对比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8，34（06）：48-51.DOI：10.16419/j.cnki.42-1684/g8.20181213.008.

[8]赵子江.我国公募体育基金会现状及发展对策 [J].体育文化导刊， 2013， （03）： 87-90+97.

[9]邵姝静，苟炜，邵传林.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现状与政策演变 [J].陇东学院学报， 2024， 35 （04）： 70-73.

[10]欧翠玲，颜克高.党组织建设是否提高了社会组织筹资收入？——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44（12）：51-68.DOI：10.16538/j.cnki.fem.20221006.201.

[11]邓雪莉.非营利组织筹资模式创新研究 [J].财会通讯， 2017， （17）： 20-24+129.DOI：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17.17.005.

[12]鱼飞，任柯，张宁.社会治理视阈下陕西省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J].文体用品与科技， 2024， （15）： 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