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印太战略历经安倍晋三政府至岸田文雄政府的结构性调整，从初期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三支柱”框架，转向以安全优先为核心的“四支柱”体系。这一演变以 2023 年“印太新计划”为标志，通过重构战略内核、升级制衡工具、深化同盟联动，系统性强化对华制衡逻辑。 战略调整深刻激化了中日关系的多维张力：在安全领域，日本以“延伸威慑实操化”和“美日菲三边机制”推动台海、南海议题联动制衡，触发双方行动误判与危机管控失灵；在经济层面，RCEP 框架合作与CPTPP 排他性政策并存，使经贸“压舱石”功能退化；民意基础则因核污水争议 与认知极化彻底瓦解，人文交流机制几近停滞。日本以“价值观同盟”包装排他性遏制策略，虽强化其区域主导角色，却以牺牲中日战略互信为代价，导致东亚安全格局滑向阵营化对抗深渊。关键词：日本印太战略；中日关系张力；制衡升级；中日安全

一、 引言

日本提出的“印太构想”作为其 21 世纪核心外交构 最初由安倍晋 三政府于 20 6 年正式提出，旨在通过以经济合作为主导、安全协作相辅的方式， 与所谓“价值观 区的影响力[1]。该构想试图将日本重新置于国际政治的核心舞台。 整战略导向，更强调扮演好美国盟友的角色。2023 年 3 未来》的重要政策演讲，并在演讲中正式提出了名为“印太 “有效”为核心的国际公共产品体系，进一步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在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协调与合作[2]。

目前日本学术界对于该计划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目标与内容两个层面，在目标层面的探讨上，学者认为“印太新计划”试图通过采取“不排斥任何国家、不设阵营、不强加价值观”的策略，来和西方盟友区分开来，并且借助构建“平等对话制定规则的平台”去拓展原本的“印太构想”，重塑日本在区域内的领导力。在内容方面，该计划着重体现出战略性以及可操作性，把政府开发援助当作关键的政策手段，运用在应对能源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推动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同时保障海空安全[3]。

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文要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演进过程进行系统梳理，揭示出在其战略调整背景下中日关系里越发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还要深入剖析该战略怎样系统性地加大两国之间的战略张力。

二、 日本印太战略的调整逻

（一）战略内核演变

日本印太战略自安倍政府时期形成以来，其核心框架经历了阶段性的调整，2016 年安倍晋三提出该战略时，确立了由“法治秩序维护、经济繁荣促进、安全保障强化”构成的三支柱体系，这一架构虽有制衡之意，但更侧重以经济合作为掩护来拓展区域影响力，试图借助基建投资与规则塑造达成软性制衡。当时日本对华政策还留有一定战略模糊空间，经济合作仍被看作稳定双边关系的缓冲地带[4]。

随着国际格局加快进行重组，岸田文雄政府在2023 年推出了“印太新计划”，把战略内核重新构建成四大支柱：在“和平与繁荣规则”里凸显价值观同盟的规则主导权，借着“应对区域挑战”的名义将气候、能源等议题当作工具来使用，“多层次互联互通”继续沿着基建输出的路径前行不过附加了供应链安全方面的条件，最有实质突破意义的是“海空安全保障”单独成为支柱，明确把军事力量投射变得合法化[5]。这样的架构演变并非只是简单的扩增，而是战略重心出现了根本的位移，也就是从安倍时期经济与安全并重的“双轨并行”状态，转变为安全优先的“单边突进”态势。

支撑这一转向的关键因素，乃是日本对华战略定位发生了本质性的蜕变，在安倍时代，日本尚将“战略互惠”作为对华政策的基本底色，即便在安保领域积极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表面上依然维持着“政经分离”的一种表象平衡状态，然而到了岸田版战略时期，其彻底扯下了原本模糊不清的面纱，在官方文件里直接将中国定性为“最大战略挑战”，使得海空安全支柱直接与中国海洋力量的发展相对标。更有迷惑性之处在于，新框架把“包容开放”当作宣传标签，实际上却是借助价值观来划分界限，构建起排他性的同盟圈，其所谓“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宣言与强化军事围堵的实际行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矛盾对立。

需要警惕的是，战略内核的演变正在系统性地加剧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当日本把经济互联互通与安全标准捆绑在一起，将基建援助转变为军事支点时，两国在东南亚、南太平洋等地的合作空间就被扭曲成了零和博弈的战场，这种打着“规则”旗号却行“遏制”之实的策略，在侵蚀中日本就脆弱的战略互信基础，还很有可能把两国推向“竞逐代理人”的危险模式。

（二）驱动机制

日本印太战略进行调整的动力来源于 际格局 态发生演变这两方面的双重挤压，在安倍政府执政时期，国际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控制的[6]：美国所 然给 盟关系深化的需求，不过中美之间的竞争尚未全面激烈起来，日本可借助经济合作来淡化安全对抗的色彩， “有限介入”的策略。那个时候国内政治生态呈现出温和右倾的特点，安倍尽管推动了解禁集体自卫权，但是仍然需要平衡公明党等稳健力量，政策突破存在着隐性的界限。

到了岸田政府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俄乌冲突产生的外溢效应重新塑造了日本的安全认知，把“欧洲有事”和“印太危机”强行联系在一起，刺激日本加快扩充军备来应对所谓的“台海突发事态”。中美博弈进入到高技术脱钩以及规则切割的新的阶段，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迫使日本选择站边，这种体系压力形成了“钳形攻势”[7]：一方面凭借强化日美同盟来捆绑日本的安全政策，另一方面借助供应链重组施压经济脱钩，日本不得不让安全与经济领域同步升级对抗性。

国内政治生态的激进化为战略突破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有利环境。由于泡沫经济破裂、少子化与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有效劳动力人口短缺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日本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始终未能摆脱低速增长的困境，国力衰退所带来的焦躁感和无助感使得日本民众向民粹主义靠近[8]。面对这种情况，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抓住民众的这种心理，借助俄乌冲突来渲染危机，把“中国威胁论”打造成全民的共识，让安保政策突破获得超党派的支持，最终促使把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的新安保三文件得以形成。这种舆论和制度的共振，让战略调整彻底摆脱了以往的谨慎克制。

国际压力与国内右倾所产生的化合反应，最终催生了极具进攻性的战略转型，当外部危机意识与内部民粹情绪相互加强的时候，日本决策层可把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转变为“反击能力建设”，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完成从区域经济整合者到军事安全主导者的身份转变。

（三）工具升级

日本印太战略的调整并非仅仅局 有了实质性的升级，这种升级更为深刻地呈现了其战略的变化，在这中，政府开发 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福祉提升作为核心内容的种工具，然而在岸田政府执政期间， 投资并附加政治条件的方式，在东南亚的铁路以及港口项目中添加了 “高质量透 并且还以和平援助作为名义，比如资助外国军人前往日本进行研修、资助建设军 供 等 将经济合作转变成为了地缘博弈的筹码，使得ODA 从原本有普惠性的援助转变成为了有排他性的制衡杠杆。

军事合作机制取得的突破性发展也体现出战略重心出现了转移，在安倍执政阶段，安全协作多集中于联合演习以及协议签署领域，不过到了岸田政府时期，其推动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OSA），首次出现了向菲律宾等处于前沿位置的国家直接供应军事装备的情形，这种从单纯的训练支持转变为武器输出的重大改变，说明日本突破了战后设定的限制范围，朝着准军事伙伴方向投射硬实力[10]；四方安全对话（QUAD）在安倍政府时期仅是部长级别的磋商，而如今升级为首脑定期会晤，构建起了涉及情报共享、海上监视以及关键科技管制等内容的立体合作网络[11]，使这个战略工具从仅有象征意义的存在转变为可实际投入作战的部署状态。

工具实现升级其本质意义在于弥 日本把基建投资转变成为争夺规则制定权的一种武器，并且将军事合作机制打造成为多 以及“规则遏制”这两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以此来降低针对中国进行制衡时所产生的成本 度高精 特点 具革新举措，一方面可规避直接军事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可以持续不断地消耗对手的战略资源，而最终是服务于印太战略从区域经济整合朝着安全主导方向蜕变的逻辑。

三、 战略调整的深层动

（一）威胁认知制度化

日本对于中国的威胁认知走向制度化，已然成为其印太战略作出调整的核心推动因素，此进程对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官方层面，日本借助正式修订战略文件，把中国界定为关键挑战，2022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意味着这一认知出现升级，该文件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义成“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12]，这背离了中日早前达成的“互不构成威胁”共识，又体现出日本决策层对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存在系统性担心。这种定位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长期积累的威胁认知在政策层面得以固定，其背后原因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实力提升、海洋维权行动以及经济影响力扩张进行负面解读，觉得中国崛起正在使地区秩序发生动摇。

经济安全概念的泛化促使威胁认知走向制度化，2022 年出台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就是典型例子，它把半导体等关键物资列为“特定关键物资”，并实施出口管制以及投资审查，想要阻断中国获取高端技术的途径。在俄乌冲突之后，因为日本选择坚决支持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俄关系陷入冰点，这对日本在保证粮食、能源供应安全以及保证产业链稳定方面产生负面效果[13]，使得日本经济实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这种焦虑被放大成对中国“经济胁迫”的预防性反应，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相互交织，使得威胁认知从单一领域延伸为综合性制度框架，为日本印太战略的制衡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这一制度化进程不断深入，根源在于日本对体系压力作出的回应，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军事实力提高、日本经济持续下滑致使中日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转变，日本传统的优越感被不安全感所替代，而涉台、涉海争端加剧，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太地区向前推进，被日本视作中国意图重塑地区秩序的“证据”，强化了其威胁说法。这种认知虽与事实不符，却成为日本整合国内资源、动员外部盟友的催化剂，也加剧了中日关系的战略互信疑虑。

制衡能力重构

日本的制衡能力增强在联盟关系紧密协作、多元化安全的“新”开展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成为印太战略进一步朝强硬方向发展的主要动力。美日关系从传统威胁逻辑走向了事实操作上的扩张性威胁逻辑，意味着日本的实力结构已经被实质改变。美在2024 年4 月举行的“2+2”会谈上宣布将继续其对日本的核保护伞义务，而在之后 7 月份将战略轰炸机前哨部署到关岛基地，且和日本共同开发远程导弹拦截系统[14]，这就使日本第一次既拥有依靠美国核威慑的国家战略防护网，又拥有了依靠反击系统构建的本国地区的防护网。

在延伸威慑不断深化的美日菲三边机制成为 新的支点，该机制突破了传统双边同盟的限制，凭借议题捆绑达成战略联动：在南海问题上，三方以“维护航行自 将日 巡逻舰与菲方侦察 的数据链进行共享，构建起针对中国海上活动的立体监控网络[15]；在经济安全领域则采取 面推动启动“吕宋经济走廊”项目来进行产业转移[16]，构建起排斥中国的产业链网络，另一方面协同美国针对升级芯片制造设备对中国实施出口限制。

制衡能力重构的本质在于日本对中美力量对比所做出的适应性调整，随着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日本意识到单纯依靠美国的威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于是转而借助三边机制来分担风险：一方面借助菲律宾的地理优势来填补美军“第一岛链”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以经济援助为条件换取菲方开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三）国内政治催化

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其中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占主要因素，它们是印太政策改变的重要内在诱因之一，也对中日关系的张力有着重要影响。民粹主义在日本政治中的影响力加强，甚至对中日关系相关决策产生影响。在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放缓、社会保守化这一背景下，社会对当前状态的不满情绪发酵，如日本维新会就通过网络和舆论传播等方式使中国成为外部威胁的形象，以迎合社会不安定因素[17]。日本在钓鱼岛等问题上或台湾海峡的相关讨论中，民众的民粹主义容易促使政府更加强硬、通过进行示威游行或者支持制裁等，从而使国家政策受到当前民粹因素的干扰，缩减其理性交流的余地，同时也将中日关系相关议题工具化。

与此同时，日本的保守势力，尤其是自民党内部的保守派成员，始终怀有并积极追求将日本转变为所谓“正常国家”的愿景，希望日本摆脱二战以来所受到的各种限制，逐步完成向 “政治大国”和 “军事大国”的转型，这种愿望和追求在安倍政府时期达到了顶峰。因此，借助印太战略回应日本保守势力的政治诉求，表现出更加强硬的遏制中国倾向，为了在日本于印太地区确立其领导角色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维护日本作为西方社会中重要大国的地位，是岸田政府制定这一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

民粹主义的不断壮大以及保守势力的发展壮大，二者之间产生交互作用，促使印太战略出现刚性调整，同时也使得中日关系的对抗性得到放大，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国内政治方面的催化作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战略的连贯性，然而却是以牺牲地区稳定作为代价的，为未来冲突埋下了隐患。

四、 中日关系张力的多维呈现（一）安全对抗升级

日本推行印太战略并付诸实践后， 重的系统 心的表现是台海与南海这两个议题呈现双轨升级态势，在台海方向，日本采用渐进 大力宣扬“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调，岸田文雄内阁推动防卫省现职官员长期 种将台湾问题与自身安全紧密捆绑的行为，侵蚀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还刺激 自由”推动多边化对抗，借助OSA 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舰及雷达系统，使原本临时性的联合巡航朝着永久性军事存在转变，此类行动引发中国的“镜像反应”，形成地区安全螺旋式升级的恶性循环。

这种对抗的实质在于，日本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其区域主导权的一种挑战，借助打出“台湾牌”来牵制中国的统一进程，借助在南海的行动来压缩中国的海洋空间，日本迫使自己更加深入地与美国的战略体系捆绑在一起。这种互动形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日本的制衡举措越是强硬，中国的反制力度就会越强，中国的反应越是激烈，日本就越会强化其对于威胁的认知，当安全互动完全被零和思维所主导的时候，东亚正在朝着不可逆的战略对抗深渊滑落。

日本印太战略于经济领域的施行呈现出十分突出的二元性特征[18]，一方面维持着区域合作框架的表面现象，另一方面系统性地推进对华经济制衡举措，这种矛盾态势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行的机制当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在 RCEP 框架之下，日本可享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红利，同时可清晰界定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及跨境贸易等领域的规范，这对日本在亚太地商业运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在CPTPP 规则里，日本针对产业投资、贸易便利化、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设定了多项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着重加强与美国“印太”盟伴之间的供应链合作，还以“经济胁迫”作为理由，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趋势。这种“经热政冷”的二元策略，其本质是在期望于中国庞大消费市场中获取利益的同时借助制度性安排将中国排斥在高端经贸体系之外，而这种矛盾的经济策略致使区域经济一体化陷入碎片化危机。

（三）民意基础瓦解

日本印太战略的不断推进对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造成了严重侵蚀，民众之间相互的负面认知呈现出一种固化的态势[19]。依据日本言论NPO 以及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所开展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当中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比例超过了90%，其中一方面是媒体进行选择性报道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源于日本民众对中国存在封闭性的认知，而核污水排放方面的争议成为了压垮人文交流复苏进程的关键事件。在2023 年8 月福岛核处理水开始排海之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迅速升温，当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后，日本社交媒体与西方媒体一同出现了“经济胁迫”这样的叙事，这加深了民众对华的负面刻板印象。

随着日本印太战略不断深化，其给中日两国交往的民意基础造成实质性伤害，两国民众间的消极认知得到了固化。据日本言论NPO 以及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将近 90%日本人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这一方面来源于日本媒体的片面报道，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人民长期对中国的封闭式片面认知有关。另外，核废水事件也阻碍了人文往来修复。“福岛核处理水正式排放计划”于 2023 年 8 月份开始执行之后，中国人民对日本产生了强烈不满，之后中国对日方的水产制品停止采购，日本社交平台和西方媒体均运用了“经济胁迫”一词对此表示批评，强化了民众对中国否定的固化。

民意基础的瓦解对政策调整空间产生了双向的制约作用，当日本政府把核污水争议塑造成为“科学问题”时，中国民众却将其视为“道德信任危机”，这种认知上的错位使得对话机制完全失效。民意基础的崩塌弱化了经济合作的社会容忍程度，还让两国关系失去了危机缓冲地带，任何政策方面的摩擦都有可能直接引发民间对抗的连锁反应。

五、 结语

日本印太战略的调整对中日关系的战略生态产生了深刻的重塑作用，该战略从安倍时期的“双轨并行”转变为岸田时代的“安全优先”，其本质是日本对华系统性制衡的升级，借助威胁认知制度化、制衡能力重构以及国内政治催化这三重机制，日本把经济合作工具化、安全对抗实战化、民意对立结构化，致使双边关系陷入多重困境之中。这种战略转型虽然强化了日本在印太区域的角色存在，然而却是以牺牲中日战略互信为代价的，使得危机管控机制几乎失灵。近期日本政局变动或许会对未来中日关系形成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结构性矛盾将持续主导双边关系的张力，日本迫切需要超越零和思维，重建危机管控与民意对话的双轨机制。

参考文献

[1] 张高胜,冯晨曦 与前景评估[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58-66.

[2] 前景[ J]. 日本问题研究,2024,38(3):13-23.9):26-28系,2018(1):13-21国应对[J]. 日本问题研究,2023,37(1):35-46.6(2):126-138坛,2022,31(4):16-19.机制初探[J]. 和平与发展,2024(6):78-106.]. 现代国际关系,2024(6):81-100.问题研究,2024(2):110-129.和平与发展,2023(1):97-112,159-162.其未来走向[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248(5):53-64.学刊,2024(1):1-7.威慑效用[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5):1-31.

[16] 张薇 河北金融,2023(9):45-48.

[17] 王 ]. 东北亚论坛,2025,34(1):114-126.

[18] 田正 ]. 东北亚学刊,2024(1):125-142.印太战略的生成与演变逻辑[J]. 东北亚论坛,2024,33(5):78-90.

作者简介：黄书鸣（1989-），男，籍贯：福建福州，毕业院校：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历：硕士，专业：环境工程，研究方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