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与农村普惠金融融合过程中，发挥了数字技术的赋能优势，对农村金融服务逻辑进行了重塑，降低了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提升了服务效率，为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解决提供了新的数字方案。但在二者融合过程中还面临着现实困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了数字技术的触达；农村普惠金融数据过于分散，风险防控机制还不够健全，服务主体数字素养还亟待提升，产品服务标准化和个性化之间还存在着矛盾。新时期，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要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数字技术设施建设，弥补数字鸿沟；构建数据共享平台，激活要素价值；围绕农村普惠金融问题，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升级，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供给效率。构建技术下沉、数据贯通、生态协同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关键词】数字技术；农村普惠金融；理论逻辑；发展瓶颈；突破路径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也享受到了数字技术红利，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正推动着乡村振兴发展，农村普惠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乡村产业转型的关键力量，长期面临着信息不对称、服务成本高、风险管控难的现实困境，而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可能。同时国家也非常重视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落实。截至 2025 年2 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已达5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 ，2025 年前两个月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更是降至 4.52‰ 这一增长数据的背后，正是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直接体现。但在成绩的背后，目前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经营过程中还面临着发展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效果[1]。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对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一、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的理论逻辑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指借助技术优势，以可负担的成本为农村不同主体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农村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 技术，突破传统金融服务信息收集难、成本高、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困境。与传统的农村金融相比，数字化的普惠金融具有覆盖范围广、成本低、效率高的特征，因此非常适配农村经济发展。

（一）数字技术重构农村金融服务的底层逻辑

传统农村普惠金融之所以滞后于乡村振兴需求，就在于其空间限制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可以对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进行重构。一方面，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触达范围。随着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以及移动智能终端普及，突破了传统的物理边界，数字支付、线上信贷等工具的合理利用，将金融服务嵌入到了农户日常的生产生活场景之中，使农村金融服务实现了全场景渗透。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不仅降低了金融机构获取客户信息的成本，更能够通过网络对用户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形成了动态的“数字足迹”，为后续风险评估和信贷额度确定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的运用，优化了金融流程的信任机制。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性，确保了收集上来数据的真实性，借助智能合约则可以自动触发贷款发放条件，将服务时效从“天级”压缩至“分钟级”。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深刻改变农村金融机构的底层运行逻辑，使农村普惠金融能够更加灵活地开展服务。

（二）数字技术驱动农村普惠金融的价值跃迁

农村普惠金融就是要让更多农村主体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提升服务的精准性、适配性，实现供需两端的精准对接。从需求侧看，借助数字技术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户的异质性需求。传统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用户时所形成的标准和产品没有考虑到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忽略了农户在生产周期、资金用途等方面差异。而数字技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以精准识别用户的资金需求，进而围绕需求对产品进行创新，更好地匹配用户资金需要。从供给侧看，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可以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效能。借助数字技术可以通过自动化流程和规模化处理，为小额度用户提供线上审批服务，降低服务成本[2]。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还可以对用户的经营状况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进而对信贷策略进行调整，提升服务深度。此外，农村金融机构还承担着乡村振兴的社会功能，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对农业领域的各类数据进行收集，更加精准地识别出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其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并提供市场信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大市场进行有效衔接，拓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价值维度。

（三） 数字技术重塑农村金融生态的协同机制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在多主体共同参与下形成新的农村金融生态。首先，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跨主体的数据流通。通过搭建涉农数据共享平台，政府通过政务服务平台与共享平台进行对接，可以将农业补贴、土地确权、气象气候等公共数据进行上传，共享给其他主体，为农业生产提供支持；金融机构则可以将不泄密的原始数据进行分享；农户和农业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授权共享生产经营数据。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为各方协同合作提供数据支持。最后，数字技术推动了农村金融治理从“监管为主”向“多元共治”方向转变。传统金融监管以人工为主，在监管过程中还存在着盲区，对分散农村金融市场难以进行精准施策[3]。而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对金融交易数据监测风险指标进行实时采集，监管部门可以实现“穿透式监管”。通过技术赋能，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单边供给模式的弊端，能够构建起更具韧性和活力农村金融共同体。

二、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瓶颈

尽管数字技术为农村普惠金融描绘了充满希望的蓝图，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现实困境。包含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据要素整合不到位，风险防控措施落后，主体能力亟待加强，产品创新难以满足主体需求等方面。通过对这些现实瓶颈的剖析，能够为突围路径制定提供依据。

（一）基础设施瓶颈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目前部分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短板。首先，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目前部分偏远农村地区 5G 网络和光纤宽带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在网络质量和稳定性方面也与城镇存在着差距。由于硬件设施建设滞后，现有的技术条件难以满足金融业务对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和安全性要求，不仅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半径，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服务的结构性不平等。其次，移动智能终端性能亟待提升。移动智能终端作为连接农村金融服务主体与用户之间的桥梁，其性能程度直接影响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深度和广度，虽然当前农村地区移动智能终端已经全面普及，但部分设备仍然存在型号老旧、性能不足的问题，难以支撑起金融应用程序的顺畅运行需求，制约了部分用户的数字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这种基础设施的整体性薄弱，使得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缺乏物质条件。从理论层面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需求本质上是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导致的市场失灵。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鲜明的公共产品属性，其建设需要前期的大量投入，同时回报周期较长，在设施运营过程中还需要持续维护，私人部门如果没有刺激性投资激励并不愿意参与其中，政府只能通过财政方式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但受到财政能力和政策执行效率的影响，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种供需矛盾在农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成为制约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瓶颈。特别是在新一轮数字基础建设中，如果基础设施薄弱地区没有赶上来，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二）数据整合瓶颈

数据作为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核心要素，在整合和利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现实障碍。首先，农村普惠金融数据碎片化。重要的金融数据掌握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电商平台手中。不同主体在信息共享方面还存在制度性障碍，形成了“信息孤岛”。这一问题既源于体制性障碍，不同部门之间数据管理权限存在差异。同时也受技术因素影响，异构性数据难以进行数据互通，使得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难以发挥技术优势。其次，数据质量存在问题。部分农村地区数据来源往往准确性不足，完整性欠缺。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大量经济行为并没有留下电子痕迹，导致源头数据缺失[4]。即使部分地区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农业经营活动数据进行采集，也因为农业生产主体数字素养不足，操作不规范，产生杂音和偏差。由于采集的数据质量低，在分析过程中难免会结果不准确，不仅无法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甚至会引发新的风险。特别是在信用评估领域，由于数据基础差，部分用户会产生信贷排斥或过度受益，显然这与农村普惠金融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三）风险防控瓶颈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还面临着传统风险异变和新型风险衍生的双重挑战。首先，传统农村金融风险在数字化环境中呈现出了异变特征。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使得线上交易变得更为普遍，在这一过程中信用风险更加隐蔽，而且传播速度更快。数字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也增强了市场风险。如技术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网络诈骗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扩散快，影响范围广。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金融用户数字素养相对不足，各类数字金融诈骗活动更为猖獗，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的脆弱性，使得部分用户更偏向于传统的金融服务。其次，现有的风险防控机制与数字金融发展适配性不足。金融机构在传统风险防控方面主要基于线下尽调和抵押担保等方式，但这些方式在数字化场景中效果并不理想，使得风险防控出现了盲区，一方面，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因人力不足和技术短板，难以运用先进的风险防控模型对用户数据进行监测，导致风险识别效率低。另一方面，监管手段难以真正覆盖新的数字金融场景，出现了监管滞后，这种风险防控能力又发展出现的错配现象，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农村用户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潜在风险隐患。

（四）主体能力瓶颈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涉及多个主体，这些主体在数字化转型中普遍面临着能力不足现实困境。从金融机构角度看，目前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历史包袱较重，在转型过程中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其组织架构，还是业务流程仍然都在传统业务模式下运行，与数字化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农村金融机构往往面临着不敢转、不会转、无力转的现实困境。担心因数字技术引入自身能力不足，进而带来新的风险，同时又缺乏清晰的数字转型路径，使得数字技术应用只停留在表面层次，难以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对业务流程进行重构。从参与的科技企业角度看，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需要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但科技企业在参与过程中对农村金融场景了解得不多，技术解决方案都是基于城市场景和通用需求开发，这些方案与农村金融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于技术供给错位，难以形成合力，无法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发展[5]。此外，存在人才短缺问题。一方面，数字技术人才更倾向于在大城市谋求发展，农村金融机构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数字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现有的金融从业人员数字技能转型缓慢，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难以适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求，使得金融机构难以建立起与数字时代发展相匹配的人才队伍，农村地区在福利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方面的天然劣势，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

（五）产品服务瓶颈

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在产品服务方面还存在供需错配问题。首先，数字金融产品的服务模式与农村金融市场需求存在着不匹配问题。农村金融需求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在期限架构上需要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匹配；在金融需求上需要更频繁、更小额的信贷支持；在担保方式上难以拿出传统抵押物；在服务体验上需要结合线下网点为其提供多元服务。但目前现有的数字金融产品并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市场在产品逻辑、服务模式上的巨大差异，所形成的产品难以满足农村金融用户需求，导致产品适用性和用户体验不佳。其次，产品创新不足。目前农村金融普惠产品同质化严重，主要集中在小额信贷、存款和支付三大领域。但在理财、供应链金融和保险等方面开发力度不足，这种单一的产品供给结构无法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金融需求。特别是在产业金融领域，缺少与农业产业价值链深度绑定的数字化金融解决方案，无法为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加之，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缺乏主动服务意识，对市场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市场调研能力和产品设计能力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质量。

三、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突破路径

新时期，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既要发挥技术赋能优势，提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治理、风险防控、能力提升、产品创新等多个维度进行战略重构，通过技术应用深化构建更具韧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新生态，更好地满足农村金融用户对普惠金融的多元诉求。

（一） 强化农村数字基建建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首先，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结合不同农村地区发展实际，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综合采用光纤、5G 卫星通信等多种技术手段，实现高速宽带网络对农村地区的全覆盖和深度覆盖。各级政府要关注偏远农村地区的硬件设施建设情况，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其次，重视移动智能终端升级。通过财政补贴、设备捐赠、以旧换新等方式，提升综合性能强的智能终端在农村地区的渗透率，降低农民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硬件门槛[6]。开发适农化应用界面，简化操作流程，增强数字金融服务的友好性。此外，要重视用户的数字素养教育。通过手把手指导、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等多种方式，提升农村用户的数字素养和数字金融技能操作水平，使其能够更加公平地享受数字服务。最后，创新投融资模式。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兜底的作用，通过财政支持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利用专项债券、产业基金等方式扩大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公私合作等模式，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投资。此外，要做好长期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二）构建涉农数据共享平台，打破涉农信息孤岛

在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构建安全高效、互利共赢的涉农数据共享平台，解决涉农“信息孤岛”问题，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涉农数据共享平台的构建应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遵循统分结合、有序开放、安全可控原则，形成多层次的数据治理体系和标准规范框架，服务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首先，完善技术框架。由政府牵头，金融部门负责，采用分布式模块化设计，支持多元异构数据接入和整合。同时与科技企业进行合作，对相关功能进行开发，提升平台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对政策信息、农业生产经营信息、社会治理信息、市场信息和用户消费信息等多维数据进行完整采集和智能分析，形成更为精准的用户信用画像和产业风险评估数据，为金融机构产品开发和风险防控提供数据支持。其次，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明确数据权属，界定使用权限管理和收益分配规则，利用区块链技术保证信息的可信性，确保数据提供方、使用方和农户各方合法权益。同时在运营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普惠原则，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提供平等的数据接入机会，确保数据资源公平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涉农数据平台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新兴农业主体之间的联动作用，实现数据要素在各个主体之间合理流动。

（三）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增强服务安全保障

加强农村普惠金融风险防控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发挥技术优势。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农村普惠金融风险防控之中，开发适合农村数字金融场景的算法工具和风控模型，实现对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过程中各个环节风险精准识别，实时监测，提升风险识别精准性和准确性。同时加强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保障数据安全和业务流畅性。其次，建立更为完备的监管框架和标准体系。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赋能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全面影响，明确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边界、准入要求和运营规范，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监管策略，创新监管科技应用，推动监管涵盖服务全流程[7]。完善风险分担和缓释机制，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农业保险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分散农村普惠金融风险，增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农业农村的主动性。最后，加强多元主体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各自优势，形成联动机制和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对各种突发事件进行处置，为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提供扎实的安全保障。

（四）推动农村金融机构转型，提升普惠服务能力

农村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加速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充分释放数字技术赋能效应。首先，明确数字化战略定位。农村金融机构要将数字技术与业务流程、风险防控、客户服务、日常管理进行深度融合，推动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向智慧化服务模式转型，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全渠道服务体系，为农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其次，完善组织框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要打破传统的部门壁垒，构建更灵活更具有韧性的组织框架，设立数字金融事业部，承担起数字技术应用和业务创新工作。另一方面，重视数字化人才引进和培育，通过社会招聘、内部培养等方式，打造既懂金融又懂科技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满足农村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最后，加强战略合作。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强与外部主体合作，通过API 接口开放、数据共享等方式对外部资源和技术力量进行整合，弥补农村金融机构的技术短板。通过系统性重构，使农村金融服务真正嵌入到农业农村各类场景之中，扩大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层次。

（五）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模式，促进精准供需匹配

要想实现金融服务于农村需求的精准匹配和动态适配，就需要产品服务创新。首先，做好市场调研。要组织专门团队深入农业农村和生产一线，了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不同用户的多元化诉求，开发具有普惠性、场景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例如，在信贷领域基于前期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开发纯信用贷、随借随还、按需支用的小额信贷产品，满足普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需要[8]。其次，做好服务模式创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需要通过移动端 APP、微信公众号等数字渠道，对普惠金融进行宣传，为不同用户提供便捷的基础金融服务。同时，在农村地区适当保留物理网点和人工服务，满足部分用户和特殊群体的业务需求，为用户提供“金融+生产”“金融+流通”“金融+生活”等综合解决方案，增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特别是要关注老年人、残疾人特殊群体，需要提供代理服务和上门服务，确保普惠金融真正地惠及广大农村群众。最后，完善持续优化机制。通过数据分析和客户反馈，真实地了解客户满意度、产品使用情况和服务情况，对发现问题要及时地进行优化和完善，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金融产品服务模式的重要工具，将数字技术转化成为满足农村需求、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金融力量，实现普惠金融的初心和使命。

总之，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工程。在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既要直面困难，也要对未来充满希望。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以及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推进，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强化风险防控，创新产品和服务，优化政策环境等多措并举方式，数字普惠金融将会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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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原，高雯琬，马九杰.数字公共服务和金融服务的有机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种路径[J].农村金融研究，2024，（01）：27-37.

[6]齐红倩，张佳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23，（07）：158-175.

[7]王磬，黄彬.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3，（03）：112-114.

[8]康超.农村普惠金融、资源错配与城乡经济融合——兼论数字新基建的调节效应[J].中国流通经济，2022，36（12）：102-113.

作者简介：宋璟（1988.10），女，河南林州人，讲师，本科，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 产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