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实践模式

内容提要：“城乡融合”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核心命题，其治理效能在县域尺度呈现出“空间连续体”与“要素有机体”的结构性张力。本文在深入剖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4 类县域典型案例为实证对象，提炼出党建引领下的“制度耦合型”、规划牵引下的“空间重构型”、文旅驱动下的“业态共生型”、数字赋能下的“要素激活型”四类实践模式。研究发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以“主体联动—全链贯通—空间重构—要素激活”为推进路径，实现县域治理能力与城乡共生价值的协同进化。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两大空间形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县域作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核心枢纽与治理现代化关键场域，承载着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超大规模人口现代化转型的战略使命，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共同富裕目标的制度性突破。当前县域城乡融合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与公共服务共享体系，不仅推动了“城—镇—村”三级治理单元的功能耦合，更在数字化改革与生态价值转化中催生城乡关系新范式，为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提供实践支点。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通过制度供给创新与空间治理重构，正在系统性验证城乡融合发展效能跃迁的可行路径，为全国层面治理现代化提供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可操作性的样本参照。

城乡工农关系的学术探索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呈现深度互构关系，其理论演进始终与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核心命题保持动态关联。国内学术界关于城乡工农关系的研究历经三阶段跃迁：早期费孝通（1984）的“小城镇理论”奠定城乡关系本土化研究根基；在21 世纪初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城乡统筹”理论体系首次将城乡关系置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时空坐标中考察，为后续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方法论启示；新时代研究呈现三大转向：其一，县域治理研究范式转型，朱晏君等人（2022）构建了欠发达地区县域乡村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综合评价体系；其二，空间治理理论创新，张丽新（2019）揭示了空间治理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的逻辑、诉求与路径；其三，数字治理路径探索，周广亮等人（2025）基于空间社会学视角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空间逻辑和实践方略。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上形成了两大流派：制度学派强调行政扩权改革，市场学派主张要素市场化配置，而最新研究开始关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同机制。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多维理论支撑，但对其动态演化机制的深度研究、模式创新与共性规律的研究不足。鉴于此，本文通过深入剖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内在逻辑，解剖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揭示“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治理效能、空间功能迭代反哺要素价值转化”的互促逻辑，为其他县域推进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范式。

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 历史逻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县域治理单元演进与城镇化战略迭代的双重驱动

我国县级建制自秦代郡县制确立以来，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其空间稳定性与制度延续性构成了城乡关系演变的底层逻辑。新中国成立后，县域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四次功能跃迁：1980 年代“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化阶段，通过社队企业实现生产要素在地集聚；1990 年代“候鸟式迁徙”的跨区域城镇化阶段，农民工潮催生县域人口“蓄水池”效应；2012 年后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平等交换”成为城乡关系调整的重要原则；2017 年起，我国进入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城乡要素深度融合成为必然。同时，作为破解中国式城镇化结构性矛盾的战略支点，县域空间正经历从“人口蓄水池”向“要素配置中枢”的功能迭代。数据显示，1978-2024 年间城镇化率由17.9%攀升至 67% ，县域始终扮演着人口梯度转移的“压力阀”角 fa 。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城市就业、县城定居”的“钟摆式”生存策略，推动县域从传统的“政策执行末端”向“城乡要素枢纽”转型，这种空间功能的重构呼应了人口规模现代化进程中“超大人口基数城镇化”的特殊国情。

（二）理论逻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空间生产、治理效能、经济循环”的三元耦合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根植于“空间生产、治理效能、经济循环”的协同演进框架，这一系统性理论范式揭示了城乡要素重组的内生动力与系统集成的发展路径。在空间生产维度，县域已形成“县城极核—重点镇节点—乡村基底”的梯度网络结构。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具象化为：空间实践层面表现为城乡基础设施的物理连接，空间表征层面形成了“数字孪生治理”的规则系统，表征空间层面重构了“产城人文”融合的价值认同。从治理效能维度来看，县域具备“政策实验室”与“治理共同体”的双重属性，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既可以通过“省直管县”改革增强制度弹性，又能依托“县—镇—村”三级治理架构实现政策转化。从经济循环维度来看，县域如同连接城乡的“经济转换器”，将城市资本技术优势与乡村资源禀赋深度融合，形成“种植基地在村、加工集群在镇、交易枢纽在城、数字平台贯通”的立体循环网络。这种城乡联动的经济循环，正在把县域变成共同富裕的“造富车间”。

（三）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政策供给、技术赋能、硬件迭代”的三维共振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突破，本质上是制度、技术、空间三重作用力交织的产物，构成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在政策供给维度，通过土地制度创新、公共服务统筹、要素市场化等领域的改革深化，形成了“顶层设计牵引、县域自主探索、基层创新反馈”的复合型制度供给体系。这种治理创新打破了传统城乡分治的行政壁垒，使县域既能承接国家治理意志的传导，又能因地制宜激活地方改革动能。技术赋能层面则重构了城乡互动的新范式，数字孪生、区块链溯源、智能物流等技术集群的渗透，不仅催生了“云端政务大厅”“数字乡村大脑”等治理工具，更重塑了“数据要素下乡—农产品上行”的双向流通渠道。这种技术穿透力既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阻隔，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使城乡要素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空间中实现精准匹配。在基础设施建设维度，通过交通网、信息网、能源网等多网融合，将县域打造为“15 分钟公共服务圈”与“1 小时要素流通圈”的叠加空间，既保障了城乡物理连接的畅通性，又确保了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梯度延伸。这种硬件设施的均等化布局，与教育共同体、医疗联合体等软性制度创新形成共振，共同构建起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物理空间。

三、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以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4 类典型发展模式为例

本研究聚焦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展开多案例比较研究。通过解构其空间重构内核与要素配置逻辑，提炼出具有显著辨识度的四大发展模式：党建引领下的“制度耦合型”、规划牵引下的“空间重构型”、文旅驱动下的“业态共生型”以及数字赋能下的“要素激活型”。

（⟶）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

1.党建引领下的“制度耦合型”发展模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构建“三三三”共富治理体系，即通过“三全”（全主体参与协商、全领域覆盖协商、全过程规范协商）助“三变”（由“干部干群众看”变“干部群众一起干”、由“政府主动、百姓被动”变“政府引导、百姓主动”、由“要我商量”变“我要商量”），进而实现“三美”（社会美、环境美、产业美 ） 在空间重构方面，以“1+X”模式整合小古城、径山等核心村资源，联动周边村庄组建跨域协作的“乡村新社区”，形成“核心辐射 + 多村协同”的治理单元重组格局；依托“云上径山”数字驾驶舱与“众人议事厅”APP，搭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议事空间，实现全域治理数据实时映射与智能决策。在要素配置层面，创新“径和指数”综合评价体系，通过“平安三色图”动态调配治理资源；建立覆盖村社、园区、企业的分类协商阵地，以“四议六步法”规范议事流程（群众提、支部审、网格议、代表决、专人督、群众评），推动人才、数据、产业等要素流通。该模式通过制度嵌套重构了“行政边界柔性化、治理单元协同化、要素流通数字化”的新型空间秩序，彰显了党建统领下制度创新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引擎作用。

2.规划牵引下的“空间重构型”发展模式。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作为全国唯一的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点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积极打造“一城一谷三区”城乡发展空间新格局，通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共同促进县域城乡空间统筹发展。在县域空间整合方面，通过盘活利用各类存量资源，嵌入公共服务设施、丰富功能业态、叠加旅游体验等，推动城乡空间的主客共享、互动互通、高效利用。在跨域空间协同方面，打破行政壁垒实施“规划共编、设施共建”机制，依托长三角一体化专项规划统筹生态保护区、产业集聚区与城镇生活区，引导工业向开发区集约布局、农田向规模经营转型，形成了“核心引领—轴线辐射—板块协同”的功能分区。这一“存量活化＋全域统筹”的发展模式，通过规划赋权不仅实现了“服务功能迭代、产城深度融合”的空间秩序重构，更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了土地、文化、资本等资源高效流通。

3.文旅驱动下的“业态共生型”发展模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以“千年古城”文化基因为核心，创新构建“文态引领+业态融合”的协同治理框架，系统性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在古城核心区域，以清单化治理落实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依托文化基因解码强化历史空间价值转化；实施历史街区功能迭代计划，通过空间功能复合化与消费场景创新，实现传统空间与现代生活的有机衔接；构建“古越文化+”产业生态，以政策创新驱动产业链延伸与新业态培育，促进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在城乡联动方面，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文商旅统筹治理平台，通过要素共享机制引导人才、资本、技术向乡村流动，推动城乡文化场景共建与产业共融。这一模式通过“文化产权化赋能、空间功能化更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路径，重塑了“古城内核辐射、城乡腹地联动、区域协同共生”的空间秩序，不仅实现了历史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更以文化要素的流动性激活了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动能。

4.数字赋能下的“要素激活型”发展模式。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力，构建“数字底座、要素激活、场景迭代”三位一体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开创了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范式。依托“城市大脑”搭建全域数字化治理中枢，集成地理信息、遥感影像等时空数据资源，创新打造覆盖乡村规划、经营、环境、服务、治理五大领域的“数字乡村一张图”，通过实时动态监测与智能分析，实现城乡空间资源精准配置。同时，通过数字政务治理平台归集治理数据，优化智能决策模型，破解土地流转、资产盘活等制度性梗阻，建成串联全域的10 条美丽乡村景观线，实现村级数字生活服务站全覆盖，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城乡双向流动。这一模式以数据要素的流动性重构了“数字孪生映射、要素全域配置、场景共生迭代”的治理秩序，为县域突破传统要素约束、实现“数字治理赋能、要素价值再生、城乡深度共融”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四、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多元主体联动：构建协同共治的县域治理共同体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突破传统“政府主导”的单向逻辑，构建“党建引领+政府统筹+市场驱动+社群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党委应发挥总揽全局的核心作用，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议事机制，整合城乡资源网络；政府需强化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能力，通过“负面清单+权责清单”厘清治理边界，同时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城乡基建与产业升级；市场力量需深度嵌入城乡产业链重构，通过资本下乡、技术渗透与品牌运营激活乡村沉睡资产；社群主体则需依托文化认同与社会资本，培育村民议事会、乡贤理事会等自治组织，推动“微改造”“微治理”项目落地。通过构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风险共防的协作机制，形成城乡治理目标协同、行动共振的治理共同体。

（二）治理全链贯通：形成城乡融合的全周期管理闭环

县域城乡融合需将治理链条延伸至规划、执行、评估、反馈全过程，形成动态调适的治理闭环。在规划阶段，建立“战略规划、专项规划、实施计划”三级体系，将空间布局、产业融合、生态保护等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路线图；执行阶段需强化政策工具创新，针对土地集约利用、文旅资源开发等场景设计“政策包+工具箱”；评估环节需构建“经济、社会、生态”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城乡融合绩效审计；反馈机制则需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实时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城乡治理驾驶舱动态追踪政策执行偏差，并构建“问题识别、会商研判、迭代优化”的敏捷响应链。这一全周期治理模式通过“目标量化、过程可控、结果可溯”的闭环逻辑，有助于确保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从蓝图到实践的精准落地。

（三）空间秩序重构：重塑梯度辐射的城乡功能网络

县域需以“多圈层、多中心”的空间发展范式重构城乡地理格局。宏观层面，构建“县城核心圈—乡镇枢纽圈—村落节点圈—家户微单元”四级梯度网络，串联形成“15 分钟生活圈”“30 分钟产业圈”等功能区；中观层面，实施差异化空间更新策略，针对工业型、生态型、文旅型乡镇定制功能定位，如在工业强镇布局“飞地园区”承接县城产业外溢等；微观层面，需强化城乡界面缝合，通过“口袋公园”“文化驿站”等触媒空间激活城乡过渡地带，破解“城不像城、乡不像乡”的空间割裂。同时，刚性约束开发边界，运用生态修复、文化保育等手段提升空间韧性，构建生产集约高效、生活宜居适度、生态山清水秀的城乡空间新秩序。

（四）要素活力再生：激活城乡资源的价值转化动能

破解县域城乡要素错配困境需推动“土地、资本、技术、数据”四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土地要素方面，深化农村“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宅基地使用权跨集体流转等创新路径；资本要素方面，需构建“财政引导 + 金融赋能＋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新基建、数字农业等领域；技术要素方面，应聚焦数字赋能与产业融合，建设县域数字中台归集农业遥感、物流溯源等数据资源，推动“数字经济 + 特色产业”场景落地；数据要素方面，则需打通政务数据与市场数据壁垒，通过数据确权、授权运营释放时空信息、消费行为等数据价值。此外，建立要素配置效率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要素流转全程可追溯，通过要素配置、价值创造、收益反哺的良性循环，全面激活城乡资源的内生增长动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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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25 年度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社科规划项目常规项目（ND25083）、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2025 年度重点课题（145557）结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