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作为国家治理的 “中间枢纽”，其基层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与群众切身利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监察工作向县域基层延伸成为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抓手。本文基于国家监察学理论框架，结合湖北、广西、浙江等地实践案例，剖析监察工作与县域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指出当前存在的监督力量分散、“熟人社会” 干扰、制度衔接不畅等现实困境，从机构设置优化、监督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强化、制度体系完善四个维度，提出监察赋能县域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家监察学；县域基层治理；监察延伸；治理效能；微腐败治理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最后一公里”，县域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治理单元，承担着政策执行、民生保障、矛盾化解等多重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基层治理提供根本遵循。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纵深推进，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要求 “完善基层监督体系，优化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统筹用好县乡监督力量”，将监察工作与县域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提上重要议程。当前，县域基层治理中仍存在 “蝇贪蚁腐”、优亲厚友、权力滥用等突出问题，广西合浦县、东部 G 市等地发生的基层贪腐案件表明，缺乏有效监督的基层权力极易侵蚀群众利益、损害政府公信力。在此背景下，探究监察工作如何赋能县域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核心概念界定

1.国家监察学视角下的基层监察：指依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县域范围内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含村社干部、基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开展的监督、调查、处置活动，其核心是实现对公权力的全链条规制。

2.县域基层治理：以县（市、区）为治理单元，涵盖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的治理活动，涉及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稳定等多元领域，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利益关系复杂、治理场景具体等特征。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国家监察学相关理论与政策文件，构建分析框架；选取湖北、广西、浙江、湖南等地的典型案例，总结监察工作与县域基层治理融合的实践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

二、监察工作与县域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

（一）监察工作是县域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

县域基层治理的本质是对公权力的规范运行与有效运用。基层权力具有 “点多、线长、面广” 的特点，村社干部、乡镇公职人员等直接面向群众，其权力行使直接关系政策落地效果。监察工作通过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监督，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防范 “微腐败” 与权力滥用风险。如中部 M 县通过强化基层监察，2014-2016 年查处民生领域村干部违纪案件 30 余起，有效规范了17 亿元民生资金的使用流程，印证了监察工作对治理规范性的保障作用。

（二）县域基层治理为监察工作提供实践场域

县域基层治理中的具体问题为监察工作指明了靶向方向。随着乡村振兴、资本下乡、集体资产增值等治理场景的变化，基层权力运行出现新的风险点，如集体 “三资” 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惠民政策落实等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东部 G 市 T 区 X 村 18 名村官集体受贿案、L 区 H 村村干部抱团贪腐案，均暴露了集体资产运营中的监督漏洞。这些治理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推动监察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实现监督精准化、常态化。

（三）二者融合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权力监督与治理效能的有机统一。监察工作向县域基层延伸，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通过监察体制机制改革，能够整合分散的监督力量，破解基层治理中的 “碎片化” 困境，实现 “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 的综合治理效果，推动基层治理从 “被动应对” 向 “主动预防” 转变。

三、监察工作融入县域基层治理的实践困境

（一）监督力量分散，协同效能不足

县域基层监督涉及纪检监察、审计、财政、司法等多个部门，当前存在 “各自为战” 的现象。乡镇（街道）纪检监察机构人员编制不足，平均每个乡镇纪检干部仅 2-3 人，且多承担其他行政事务，监督主业被弱化。广西合浦县在改革前，全县乡镇纪检监察力量分散，难以应对复杂的监督任务，导致部分 “微腐败” 问题长期未被发现。同时，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线索移送机制不健全，形成监督 “盲区”。

（二）“熟人社会” 制约，监督独立性受限

县域基层社会关系复杂，“熟人网络” 广泛存在，给监察工作带来挑战。乡镇纪检干部多为本地户籍，与监督对象存在亲属、朋友等关联关系，导致 “不敢监督、不愿监督”。山东茌平区纪委监委在调研中发现，基层纪检干部因担心 “得罪人”，对一些苗头性问题不愿深挖，影响监督实效。此外，村社干部权力运行具有隐蔽性，部分惠民政策落实中的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

（三）制度衔接不畅，长效机制尚未健全

当前，监察工作与县域基层治理的制度衔接存在短板。一方面，村级监督制度不完善，部分地区未明确村（居）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权限，监督流程不规范，导致监督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监察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对查处案件背后的制度漏洞缺乏系统整改，“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效果不明显。中部 δ_M 县在查处民生领域腐败案件后，未及时完善资金监管制度，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出现。

（四）队伍能力不足，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存在 “本领恐慌” 问题。部分干部缺乏法律、财会、审计等专业知识，面对复杂的案件查办和监督检查任务力不从心。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纪委监委在实践中发现，新入职基层纪检干部对执纪执法程序不熟悉，案件查办质量不高。同时，培训资源向基层倾斜不足，常态化培

训机制未建立，干部业务能力提升缓慢。

四、监察赋能县域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 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一）优化机构设置，构建集中统一的监督体系

各地通过整合监督力量，破解分散化难题。广西合浦县纪委监委按照 “地域相近、便于协作” 原则，将全县乡镇（街道）划分为 4 个片区，由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牵头，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机构、乡镇纪检力量，实行 “线索统管、案件统查”。在查办公馆镇陈继才涉黑组织背后 “保护伞” 案件中，片区协作机制发挥关键作用，成功立案 18 件，留置 4 人，破解了乡镇单独办案力量不足、阻力大的问题。

湖北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监督工作的意见》，推动县级纪委监委优化内设机构，在保持编制稳定的前提下，将人员力量向监督执纪执法部门倾斜，确保乡镇纪检监察机构专岗专责。这种“县统筹、乡联动、村参与” 的机构设置模式，实现了监督力量的集中整合，提升了监督效能。

（二）创新监督机制，提升监督精准性与穿透力

1.片区协作与交叉办案结合：针对 “熟人社会” 监督难问题，各地推广片区协作与异地交叉办案模式。浙江永康市纪委监委以片区为单位，开展案件交叉评查、问题线索集中会商，有效规避了人情干扰。山东东阿县组建由新村纪委书记、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等 592 人组成的 “啄木鸟” 监督员队伍，推动农村产权流转 “阳光” 交易，实现监督全覆盖。

2.科技赋能与清单管理并重：广西北流市推行村级事务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制定 32 个具体事项的流程图，标注 58 个廉政风险点，让监督有章可循。同时，推广 “监督一点通” 平台，将村级 “三务” 信息、民生资金发放等数据线上公开，通过大数据比对实现实时预警，提升监督精准度。湖南石门县构建 “发现问题 - 监督促改 - 查处问责 - 跟踪整改” 闭环机制，2024 年通过该机制整改问题452 个，办理民生实事 266 件，有效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提级监督与重点聚焦联动：对集体 “三资” 规模大、信访问题突出的村（社区），实行 “一把手”提级监督。河南、广西等地对体量较大的乡镇（街道）开展提级巡察，破解基层监督 “不敢碰硬” 的难题。各地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社保、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民生领域，开展专项监督，确保惠民政策落实落地。

（三）强化队伍建设，筑牢监督履职根基

1.优化人员配备：各地通过公务员招考、选调、公开遴选等方式，充实基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注重引进法律、财会、审计等专业人才。云南、山东等地建立空编预警机制和动态平衡机制，严格控制借调基层纪检干部，保障一线监督力量。

2.加强能力培养：江苏洪泽区实行 “骨干 + 新人” 搭配编组，以案代训提升干部业务能力；浙江永康市开展片区案件交叉评查，以案促学强化实践锻炼。各地建立覆盖市县乡三级的培训课程库，通过全员轮训、上挂轮训等方式，提升基层干部执纪执法水平。

3.健全激励保障：各地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 要求，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做深做实回访教育。通过政治激励、工作支持、生活关心等举措，增强基层纪检干部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四）完善制度体系，构建长效监督机制

1.健全责任体系：压实县级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 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形成 “四责协同” 的责任链条。各地建立纪律、监察、派驻和巡察 “四项监督” 协同联动机制，加强与审计、司法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

2.做实以案促改：对查处的典型案件，深入剖析制度漏洞，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完善制度、优化流程。广西北流市对村级财务管理混乱问题，联合财政部门出台管理细则；湖南石门县将家风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建立家庭文明档案，从思想根源上防范腐败风险。

3.规范监督流程：各地制定基层监督工作规范，明确线索处置、案件查办、结果公开等程序要求，确保监督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云南等地完善纪检监察建议提出、督办、反馈、回访监督机制，增强制度刚性约束。

五、结论与展望

监察工作与县域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各地通过优化机构设置、创新监督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初步破解了基层监督力量分散、“熟人社会”干扰、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监察赋能治理的成效显著。广西合浦县的片区协作、湖南石门县的闭环监督、广西北流市的清单管理等实践案例，为全国范围内推进监察工作下沉提供了宝贵经验。

然而，监察工作融入县域基层治理仍面临一些长期挑战：城乡融合背景下基层权力运行的新形态需要监督模式持续创新，数字化监督的覆盖面和精准度有待提升，不同地区监督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仍需破解。未来，应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推动监察工作与县域基层治理的深度嵌入：一是深化科技赋能，构建全国统一的基层监督大数据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与智能预警；二是完善差异化监督策略，针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近郊与偏远乡村的不同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督方案；三是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互动，将基层探索的有效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为国家监察学理论体系丰富实践内涵。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持续延伸，监察工作将在县域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保障作用，推动形成 “权力受制约、监督无死角、治理高效率” 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为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