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生活，作为“网络原住民”的“Z 世代”大学生基于网络圈层与技术赋权所形成的独特网络话语体系，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效度弱化、认同折扣等挑战。本文在厘清“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内容、形式与传播上的核心特征机理基础上，诊断其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话语体系、传播模式及认同建构层面的隔阂与冲突，提出从“核心层”的话语内容创造性转换、“表现层”的话语形式亲和化创新、“传播层”的圈层精准触达到“环境层”的对话生态培育四个方面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Z 世代”传播话语的对接，以期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青年群体中的有效嵌入、认同与引领。

关键词：Z 世代；网络话语；意识形态；对接策略；认同建构

一、问题提出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 世代”大学生，其成长历程深度嵌入网络空间。网络不仅是其信息工具与娱乐平台，更成为他们建构身份、参与公共生活、形塑价值观念的“第二生存空间”，也使其自然处于意识形态交锋与话语权争夺的网络前沿。长期以来，以国家、民族、政党话语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依托教育体系与大众媒体等制度化渠道传播，形成了相对稳定、严肃且宏大的话语体系。然而，面对 世代”在数字环境中形成的碎片化、戏谑化、圈层化的话语习惯，传统的主流话语传播模式日益显现出单向灌输易遭遇解构与调侃、宏大叙事面临微观消解、理论宣讲往往难以引发真切情感共鸣等困境，最终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代际传播效度存在弱化风险，权威话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面临弱化，甚至出现“失语化”“边缘化”“淡薄化”的态势。因此，亟需在充分理解“Z 世代”网络话语自主性与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深入诊断两种话语体系间的深层隔阂，进而探索构建有效的话语对接与认同建构策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从“入眼入耳”到“入脑入心”的代际传递。这一探究不仅能够超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Z 世代”话语“问题”与“抵抗”的二元对立，也为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网络舆论引导提供路径，助力实现思政教育从“漫灌”到“滴灌”、从“说教”到“对话”的转型，从而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力、引导力与影响力。

二、“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的特征与生成逻辑

（一）网络话语特征

首先，“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内容呈显著的“光谱式”分布。一方面，他们对网络议题的选择偏重“娱乐至死”，对明星八卦、动漫游戏、综艺网剧等保持着旺盛的消费与再创作热情，如各类“饭圈”文化、网络“梗”的狂欢。另一方面，他们的网络话语亦显露出深沉的“天下情怀”，在国家重大时事、历史事件，如“嫦娥探月”工程、抗战胜利80 周年纪念等，他们均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感与民族自豪感。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将严肃议题进行“萌化”、“趣化”处理的能力，如用轻松漫画解读“十四五”规划，用“弹幕”形式参与“两会”讨论。这种游走于两极之间的议题选择，反映了其既享受个体微观愉悦，又关切国家宏观发展的复合心态。

其次，“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价值取向具有“新集体主义”表征。其表现为：对家国认同的高度坚定，但这种认同更多源自对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切身感知与情感自豪，而非纯粹的理论说教；对个体奋斗的极致追求，“内卷”、“躺平”等词汇的流行，既是压力的宣泄，也反向印证了对成功标准的敏感与焦虑；对公平正义的敏锐关注，对社会不公、特权现象敢于在网络发声，展现出强烈的正义诉求。其价值取向既体现“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同时又表征出“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新集体主义”三者相互交织，形成“以个体发展为基，以家国情怀为锚，以公平正义为尺”的独特混合价值表达。

再次，“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形式具备符号化特征。即话语形式高度依赖视觉化、简约化的符号系统。表情包超越文字，成为传达复杂情绪、态度乃至立场的“超语言”。“yyds”（永远的神）、“emo”（情绪低落）等缩略语构成圈内“暗号”，提升沟通效率与群体认同。“梗”文化是其话语的核心，一个热点事件、一句台词、一个画面，被迅速提炼、复制、改编，形成“病毒式”传播的“意义单元”。“玩梗”不仅是娱乐，更是参与文化生产、进行社会评论的方式。这些符号的共同特点是意义的高度压缩与情境的高度依赖，对圈外人构成理解壁垒。

最后，“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传播模式呈现出以“趣缘”为纽带的鲜明特征，藉此形成了二次元、国风、电竞等诸多壁垒分明的圈层。在这些圈层内部，信息以“浸润式”方式进行传播，成员之间高度互动与认同，进而构筑出同质化显著的“信息茧房”。一般而言，话语传播主要局限于圈层之内；唯有当某一话题蓄积足够能量，或触及公共利益、民族情感等更广泛的社会情绪时，才会引发“破圈”效应，实现爆发式扩散。这一模式也促使网络影响力结构趋于分散，大量“小V”“UP 主”在各自“趣缘圈层”中扮演着关键意见领袖的角色。点赞、评论、弹幕等实时反馈机制极大地强化了传播的交互性与情绪感染力，容易在短时间内汇聚成舆论浪潮。然而，圈层内部的高度同质与圈层之间的相对封闭，也加速了观点的固化与极端化倾向，在性别、地域等特定议题上，情绪化表达往往遮蔽理性对话，加剧了群体对立与共识形成的困难。

（二）网络话语生成逻辑

技术赋权、社会心态与代际身份的共同形塑是“Z 世代”网络话语生成的三重逻辑。技术赋权，表现为“Z 世代”在参与网络话语中利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智能算法，赋予其低门槛的表达渠道与个性化内容供给。社会心态，则是“Z 世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高竞争压力、高不确定性，既有强烈的获得感，也有普遍的焦虑感，催生了防御性、宣泄性的表达方式。代际身份，是指其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和国力上升期的亲历者，他们兼具强烈的个体意识与对国家共同体的天然亲近感。这三者共同塑造了其既渴望个性彰显，又寻求群体归属；既戏谑解构，又心向主流的复杂话语面貌。

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的对接隔阂与冲突

（一）话语体系“语法”不通

首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擅长运用宏大的历史叙事、理论叙事和国家叙事，强调系统性、连续性与崇高性。而“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习惯于从个体生命体验、具体生活场景出发，关注“与我何干”的微观意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无法迅速转化为对个体学业、就业、生活压力的具体关照时，便容易产生疏离感，呈现出宏大叙事与微观体验的叙事张力。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具有特定的术语系统、表达规范与庄重风格，属于正式的“政治语域”。而“Z 世代”网络话语是高度生活化、口语化甚至“萌化”的“生活语域”。当正式语域的话语未经转译直接进入生活语域，就会显得生硬、刻板，产生“官方发言”与“民间聊天”之间的隔膜，削弱了话语的亲和力与渗透力。

传播模式“渠道”不畅

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主要依赖于官方媒体渠道，其传播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广播”范式，强调信息的广泛覆盖与单向送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aZ 世代”的话语实践则深度嵌入社交媒体所构建的互动场域，其传播逻辑内在地要求平等对话、即时反馈与多维互动。对于该群体而言，缺乏交互性的单向信息灌输极易触发心理逆反，被简单归类为“说教”，从而难以构建深层次的价值认同。这构成了单向“广播”模式与双向“社交”模式在传播理念与实践上的根本冲突。

进一步而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在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中心化特征，信息遵循从权威核心向外部层级扩散的路径。然而，“Z 世代”的话语传播网络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节点式结构，每个个体节点兼具信息接收与再传播的双重角色，其信任关系更多地建立在各垂直领域的“达人”或“博主”等分布式节点权威之上。当具有中心化、层级化特征的传统传播体系，面对去中心化网络中海量、分散且动态变化的节点时，往往在响应速度、传播精度与圈层穿透力方面表现出滞后与适配困难，从而表征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与“Z 世代”节点平等化传播之间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三）认同建构“密码”不符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侧重于理论阐释、逻辑论证与价值宣讲，旨在达成理性认知。而“Z 世代”话语的网络认同建构，极度依赖情感驱动，共鸣、共情、趣味等感性因素，是其接受信息的重要“密码”。理性价值宣讲与感性情感动员的错位，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Z 世代”话语网络认同建构的情感基因“密码”不符，最终“入不了心”。

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往往是高度抽象化、体系化的思想结晶。而“Z 世代”的认知方式深受互联网影响，偏好图像化、场景化、故事化的具身经验。当抽象理论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参与的具体实践或文化产品时，便容易停留在知识层面，难以内化为信念和行动指南。抽象理论体系与具身化经验感知的分离，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Z 世代”认同建构的又一隔阂。

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Z 世代”大学生网络话语传播的对接策略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Z 世代”传播话语在民族复兴、公平正义、社会高质量发展、美好生活等核心价值目标方面具备价值共识的代际共鸣，这为话语传播对接提供了最根本的价值基石。而朴素的爱国情怀、奋斗获得感等对“正能量”的底层认同，是主流话语进行情感动员、建立心理连接的宝贵资源。新媒体平台的沉浸性、可视化叙事对理论具象化的赋能，弥合了主流意识形态抽象与“Z 世代”传播话语具象的鸿沟，使得二者的传播对接存在契合与可能。

(⟶) 以“核心层”的话语内容创造性转换与再生产为根本

传播话语内容的创造性转换与再生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Z 世代”话语对接，需要将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政治话语“翻译”为生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青年话语，并充分挖掘理论政策与青年生活的连接点，用“Z 世代”关心的话题、熟悉的逻辑来承载主流价值，建立专业的“话语转换”机制。如，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翻译为“如何让我们买到更优质、更特色的国货”、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全球青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数字伦理等议题的讨论中。二是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嵌入”“Z 世代”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过程中，要主动将其与青年文化场域融合，在青年关注的文娱、科技、职场议题中“软性”传递价值，并开放部分内容生成权，吸纳青年参与主流话语的二次创作，激发青年的创造热情，使青年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传播。如，在国风音乐、汉服运动中阐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在职场综艺、知识分享中探讨敬业、诚信等核心价值观。

（二）以“表现层”的话语形式亲和化与时尚化创新为关键

话语形式的亲和化、时尚化创新，旨在推动主流价值传播更贴近青年群体的接受心理与审美偏好。具体而言，在符号层面，通过有选择地吸纳健康的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等青年文化符号，并主动创设兼具时代感与认同感的IP 形象，如“中国航天”系列卡通形象、“奋斗者”虚拟偶像等，以视觉化、情感化的符号创新增强主流价值的感染力与亲和力。在产品形态层面，则注重将内容全面适配新媒体语境，开发系列精品短视频、主题轻游戏及可交互的虚拟讲解员等多元载体，使价值传递过程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互动的具身体验。上述策略共同作用，不仅实现了话语表达风格的年轻化转型，更通过时尚化、沉浸式的形式创新，使主流价值在润物无声中实现有效渗透与深层共鸣。

（三）以“传播层”的圈层渗透与精准触达为抓手

为实现主流话语在青年群体中的有效传播，需以“传播层”的圈层渗透与精准触达为核心，构建系统化、精细化的传播体系。这一过程依赖于平台差异化运营、关键节点培育与场景化嵌入等多维策略的协同整合。平台差异化运营是基础，即摒弃“一刀切”模式，依据微信、B 站、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媒介属性与用户习惯，定制适配的话语表达与内容形态。例如，在B 站侧重深度互动，在抖音强调视觉化情绪共鸣，在小红书采用生活化叙事，以实现内容与平台语境的高度融合。其次，着力培育兼具主流认同与青年话语影响力的新生代意见领袖，如各垂直领域的“大V”与“UP 主”。通过系统化协作，使其成为连接主流话语与青年“趣缘”圈层的传播枢纽。他们凭借“自己人”身份与熟悉语态，能将主流价值有效“转译”并注入圈层内部，发挥二级传播的效能，显著提升信息的可信度与接受度。再次，推动场景化嵌入，将主流话语自然融入青年的学习、娱乐、消费等日常数字实践中，例如在在线学习平台推送理论解读，在音乐视频APP 开屏展现国家成就公益广告，在电商购物节融入诚信节俭理念，在游戏中设置爱国主义教育彩蛋，使传播自然贴合用户日常行为，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上述策略相互协同，共同致力于突破圈层壁垒、提升传播精度与效能，从而推动主流话语在复杂多元的网络环境中实现广泛、深入且可持续的影响力构建。

（四）以“环境层”的对话生态治理与培育为导向

在环境层，对话生态的治理与培育需通过系统化的策略共同推进。首要的是建立制度化的网络舆情反馈与平等对话机制，例如开设高校及宣传部门与青年网民的常态化对话渠道，以定期在线答问、网络议事厅等形式，将舆情应对从被动管控转向主动对话与共同治理。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与价值辨别力教育，将其纳入思政课程体系，引导学生批判性辨识信息、理性参与讨论，从而提升他们在复杂网络环境中的价值免疫力。此外，依法治理极端言论、打击网络暴力与谣言，为理性对话创造条件，并在净化过程中鼓励基于事实的建设性批评，以此营造风清气正且充满活力的网络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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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慧敏，硕士，音乐学院副教授；李代琼，博士，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艳红，博士，经济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网络文化研究中心资助课题“高校新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对策研究”（WLWH2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