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生态治理现代化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依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自然哲学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理论体系，为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不仅符合时代需求，更结合中国国情，战略选择既现实又前瞻，满足生态文明新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模式。

关键词：生态治理现代化；丰富内涵；战略选择

一、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溯源

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是在深入研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并传承了中国传统生态观的智慧，逐步形成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他们不仅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而且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将中国传统生态观中的和谐共生、顺应自然等理念融入生态治理的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1.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命题，为中国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人应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人如果不能节制对自然界的索取欲望，那么既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对我们进行报复。”[2]因此，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肆意改造自然，人类的行为受自然界的影响与制约。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并非完美无缺，人类应以积极行动去弥补而非消极适应。自然的缺陷使人类生存发展受限，因此人类不能仅被动适应，而应主动通过实践活动去适应自然。同时，人类自身也有缺陷，如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完全，这导致人类遵循自然规律的不完全。自然和人类的双重缺陷导致人与自然难以和谐共生。要解决这一矛盾，人类需深刻认识并修补因人的缺陷导致的环境问题，同时通过创造性活动调整和弥补自然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为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2.中国传统生态观

中华大地五千多年来的文明史奠基在中华儿女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之上。“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命题。在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年代，对其解释不同，儒释道等各家学说几乎都赞同并追求的理念，其主要强调人与自然相融相合的统一关系。“天”指自然世界，“人”就是人类社会，人与天相生相应，有着合一之心。“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孔子曰： “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3]强调了人必须尊重自然和热爱生命，必须以仁爱为出发点对待自然万物，如此万物便可和谐共生。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存在的道、天、地、人构成了自然共同体。天之道，是自然万物运作的规律; 人之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要符合自然世界运行的天然规律，才能生生不息地存续和发展。中国传统生态观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并积极引领生态实践，开创现代化建设的绿色发展之路。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理论

面对国外封锁和国内战争导致的生态破坏，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挑战，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结合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强调植树造林、自然利用与保护相统一、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相协调，提出“统筹兼顾”的生态治理思想，为生态治理理论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后，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生态问题，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视挑战，继承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的生态治理思想，提出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兼顾、立法推动生态治理等观点，为生态治理理论贡献开创性力量。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可持续发展”方针为中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协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领域发展，并不断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提出了以“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于如何提升生态治理的实效，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如在思想观念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在经济建设中强调转变粗放型经济増长方式；在国家制度构建和法治建设中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坚定信念与必胜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思想、“环境就是民生”的生态民生思想，等等。这些生态文明思想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生态价值理念是生态治理的指导理念，“两个融入”“倒逼机制”等创新性观点是生态治理的行动指南，“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本质追求是生态治理的最终目标。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理论形成之路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的认知不断迈上新台阶、新高度的过程，是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过程。

二、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随后，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系统阐释论述了绿色发展理念。至此，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显示出了党在生态治理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革新，体现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生态治理范围内的维度关注。

生态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方面。生态治理体系与生态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生态治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生态治理能力的强弱，生态治理能力又反过来影响生态治理体系的效能。生态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机制、治理绩效评估等多项内容。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吸取世界生态治理实践的有益成果，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为前提，以优秀中华文化为基础，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以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要求，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全方位探寻现代化路径，努力形成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合力，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1.生态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生态治理理念是开展各项生态治理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与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不断发展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为生态治理理念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中国要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党和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治理主体就应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等生态治理新理念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革新不合时宜的生态治理理念，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

2.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生态治理方式是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必须强调社会行为的规范性、社会秩序的规则性，不断推进全体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培育和对法律规则的遵循。而且，现代社会是市场机制覆盖社会生活各领域、国内与国际乃至全球的社会，离开市场几乎寸步难行。因此，推进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必须构建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此外，现代社会是文明社会，而文化是文明的源头和展开。[6]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中华先进生态文化教化人心、润物无声的作用，把先进的生态文化置于生态治理体系之中，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把生态治理理念深植于人们内心，转化为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行动，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3.生态治理机制的现代化

推进生态治理机制现代化，就要依据生态系统内在的高度多样性和复杂性规律，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要求，建立涵盖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保育、空间优化、产业升级、社会转型、科技创新、绿色文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等各领域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的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三、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在新时代大背景下，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既满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诉求，又是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要放眼世界，从反思西方生态现代化中获得启示，还要立足自身，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原则，探索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路。

1.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诉求

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下，政策制定、执行到监督主要由政府直接把控，但市场化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还未健全。因此，政府应给予市场更多生态资源管理的空间，通过生态经济化、产业化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的现代化。其次，生态治理的优劣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享受生态治理的成果，更要做生态治理的参与者。党的相关会议提出要完善生态环境的公益诉讼制度，从而为公众参与、监督生态治理提供了渠道。但是申诉制度是公民参与的初级形式，它是指公众对生态治理中不合理的行为和破坏环境的责任。公众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并没有体现出公众参与生态治理的价值和实效。因此，应该为社会参与提供制度平台，完善公众的参与机制。

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相比，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调动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生态治理体系最终要实现协同治理、联动治理，使各个治理主体逐渐实现合理分工。治理结构上形成了多元共治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其关键是要发挥好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发挥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生态治理的现代化体系和制度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条件，生态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制度的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现代化。新时代人们不光要求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还有对美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生态产品的需要。生态理念的形成以及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同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政府应该将生态文明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层面，政府应当承担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的重任，开展持续性、系统性的宣传教育活动，鼓励支持高校开设生态文明相关课程，开展绿色社区、绿色单位的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公益活动，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公众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通过绿色采购鼓励企业开发绿色产品，倡导公众绿色消费。

2.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西方生态现代化强调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过程中要多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组织和判断，关注由生态环境所引起的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体制变化。动力、机制和行动者是生态现代化所要研究的三个关键性因素。现代社会赋予了国家管理的现代化特征，要求环境制度化的方式是一种相对分散、灵活、可协商的治理方式，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又赋予政府、市场和社会以不同的生态责任。我国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坚持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构建和实践上，都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各个地方的生态实践为中央工作积累素材，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顶层设计的落地生根，同样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开展试点工作，自上而下推进改革。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改革在日益扩大的生态治理主体上不断强化各主体责任。细化了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大了对污染企业的惩处力度，鼓励企业成为绿色引领者，成为推动生态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政府职能不断下放的过程中，有了更多参与生态治理的渠道和机会。

虽然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生态现代化在治理的形式有些许相似，但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自然都异化为生产的工具，资本不停息地自我增值要求生产的无限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方式和解决目的始终围绕着利润增值，而不是真正关注人与自然的健康状态。与西方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相比，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了以人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增进人民福祉的举措。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生态现代化的理念和战略，进行的是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生态化重构事业，所要求的经济社会变革与制度创新与生态现代化的要求相符，所要实现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赢与生态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另一方面，西方生态现代化只是基于现代化生态转型这一客观事实的理论化认识，是具有西方色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优先掌握了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话语权，但并不意味着生态现代化只能遵循西方国家的模式，而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生态现代化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反杜林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6.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13.

[3]戴圣．礼记·祭义［M］．北京： 团结出版社，2017： 318.

[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Ｎ］．人民日报，1997-09-22（1）.

作者简介：王立成，男，硕士研究生在读，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