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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阳娟
  
星跃媒体号
2024年201期
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社区是现阶段中国城乡社会治理中最基本的单位,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重要的场域。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小切口开始,从局部走向整体,渐进而又扎实地进行。目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主体权责界限模糊、社区情感联结薄弱、居民共同体意识淡薄、供需不匹配等现实问题,可从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重构社区情感有机体、重塑共同体意识以及改善社区服务供给方式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社区治理;共同体;路径选择

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都把社区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点,始终把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起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这充分说明了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空间共同体,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

一、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相关论述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个需要周密规划、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重新审视并构建政府、市场、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由过去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转变。在社区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实现平等参与、协同治理、民主决策、合理配置资源等目标,从而建立起一个人人参与、合作共生、和谐高效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框架与职责范围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政府、市场、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为多元主体的,多元主体之间的运行逻辑和职责定位是依据其内在的利益导向而有所不同的。

从治理框架来看,第一,各级党组织是整个治理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导核心。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政府、人民群众、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治理体系中来,实现和谐共治的局面。第二,政府通过科层制的行政手段将社区归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利用其强制性的特点,发布各种政策、各种指令或者成立某种带有强制性的组织来为改善社区基础公共设备、优化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保驾护航。第三,在如今,市场已经逐渐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占据决定性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要有市场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竞争,有竞争的地方,资源的配置自然会实现比较高的配置率。社区治理也不例外,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市场化主体可以高效而准确地为社区需求各异的群体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能够最大限度地配置各方资源,从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第四,社会组织可以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当调和剂,它可以配合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多种带有慈善公益性质的服务。社会组织可以在政府提供基础性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市场提供服务之外,它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托管服务、环境整治保护等服务。第五,社区居民一般都是出于实现自身利益需求而参与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从治理主体的职责范围入手,第一,各级党组织是社区治理体系的最关键、最具有决定性的主体。第二,政府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为社会公众供给最基础的公共服务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该做好宏观调控,避免过多的行政介入,把主动权交给其他主体。第三,市场是社区服务的主要供给者,主要负责为其他主体提供各种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满足民众多样化、差异化的实际且合理的需求,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还需要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第四,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它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补充剂,还是政府、社会和居民的链接剂。社会组织的职责是与政府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与居民建立紧密的联系,在政府和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发挥自身的作用,为居民提供公益服务并及时准确地把居民的实际诉求向上反馈。第五,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数量最庞大的、也是较为重要参与主体,他们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多元协同互动的治理体系中来,积极提出自身的合理诉求,监督各主体的行为。

(二)治理主体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也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导向,它指明了社区治理的方向。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经常出现治理主体参与度不高、社区服务供需不匹配、社区社会组织力量弱小且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没有落到实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不仅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强调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优质公共服务需要的合理性,各主体的价值需求也被整合在这一理念中。

情感认同是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内核,是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关键前提。习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邻里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情感认同代表着社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形成集体行动协调创造和谐美好的社区共同体。

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

社区居委会在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在实施治理过程中仍存在居委会趋于“行政化”的问题,其背后的原因是各方权责边界不清。社区居委会接收了许多来自政府、街道办事处等下派的各类行政性事务,形成了隐形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属性被“淹没”在繁杂的事务当中。社区居民也经常把社区居委会当作行政机关,而不是自治组织。

(二)社区情感联结作用减弱

经济社会正处在巨大变迁与转型发展,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熟人社区共同体模式已经过去了,社区治理效能在极大程度上被社区情感的弱化所制约着。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人际交往被冲淡,人们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互不认识,这种情感的弱化,难以使居民形成对居住社区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进而阻碍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4]。如果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低,就会使得社区治理经常面临组织涣散、集体行动不集中等的现实问题,这在很多情况下严重影响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三)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淡薄

怎样调动民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是社区治理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面对社会氛围逐渐转向以冷漠、不信任为特征的陌生人社会转变的现实挑战,现代社区治理显然还存在许多不足的,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自上而下的管理和部署占了很大的比例,社区居民与其所居住的社区之间利益关联不够密切,大家都缺少积极主动参与治理的动力,绝大部分人都在期盼他人去做,存在搭便车的想法。陌生人社会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生活在同一社区甚至是同一单元楼的居民彼此之间互相不认识、来往甚少,且充斥着一种不信任怀疑的负面情绪。只关心自己、对他人冷漠缺乏信任的陌生人社会将会出现缺少建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情感基础,社区凝聚力低下,社会信任危机,进而导致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意识淡薄。面对如今陌生人社会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困境,需要唤起社区治理主体共同解决社区公共性事务的想法,增强社区居民的集体意识,提升社区凝聚力。

(四)社区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想法越发强烈,但人民群众的许多实际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社区规模不断扩大,社区成员也在不断增加,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自然也在持续递增。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服务的需求方,每个个体都具有不同的偏好、想法、背景,而且不同的年龄群体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社区成员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性和差异化。然而,社区服务的供给主体较为单一,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来提供服务,很难满足居民多方位的需求,尽管政府投入一直在不断增加,但由于社区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可能也无法得到改善。由于市场的趋利性,如果不对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唯利是图的无德商家可能会为了谋取利润而有意提供低劣的产品、降低服务水平,市场失灵现象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也会不同程度的出现。

三、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一)厘清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提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这为理顺多元治理主体职责边界提供了基本思路。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理顺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权责边界,向社区赋能放权,减少社区的行政化倾向,给予社区自治组织一定自主权。第一,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各级党组织的治理范围和职责也不尽相同,需要通过规章制度将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领导的治理结构框架和运行体制加以界定,以便理清社区各级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和职能关系。第二,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基层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要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服务群众的职责,发挥党建的统合作用,整合各方资源下沉社区。第三,理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职权关系。通过做大街道行政服务中心,收回社区的行政职能,分离行政事务和自治事务。制定和明确“赋权”清单和责任清单,并通过立法加以规范。

(二)重构社区情感有机体

第一,借助社区组织重建邻里关系。社区组织在重建邻里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组织活动既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稳定且有效的渠道去参与社区治理,而且也能够帮助社区居民构建情感的纽带。所以,要将社区组织的情感联结功能发挥到最大,鼓励多元主体在持续不断的社会交往中,以公共活动为载体,逐步突破自身的利益界限,相互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结,进而重构社区的邻里关系。

第二,利用网络平台重建邻里关系。社区网络平台为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小程序等各种线上交流平台进行互动。具有发达的信息技术的社区网络平台,对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隔阂”,推动信息流通,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相互理解和情感共鸣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在平常生活中,各种网络平台也为社区居民参与或解决其所居住社区的公共事务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让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社区物业管理、社区环境维护等大家关心的公共话题进行商讨交流,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交往。

(三)重构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

由于“陌生人社会”表征所造成的居民社区归属感不强等问题,从而导致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愈加薄弱,使其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责任与义务存在缺失。在此背景下,需要加强社区居民对本社区的归属感进而塑造其公共精神。第一,社区组织通过各种特色社区活动不仅能够促进社区居民人际交往与感情交流,还能够给社区成员带来相互合作和沟通的机会,由此产生共同记忆,促进社区走向“熟人社会”,继而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并引发其对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主性。第二,利用非正式制度在基本道德规范方面的导向作用来提高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使社区成员具有辨别是非的基本能力,进而塑造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增强社区治理的效果。

(四)改善社区服务供给

随着社区规模的不断扩大,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也随着不断增加并呈现多样化、差异化,政府提供的单一服务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诉求了,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转变自身职能,引入市场机制并监督各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从而使社区服务供给主体多样化。政府提供基础性服务,市场作为社区服务的首要供应者,社区组织则作为公益性补充。趋利性使市场主体为不同需求的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可以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这就需要社区居民与市场主体达成有效协商,有利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市场机制的引入极大的满足了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克服了“行政管理社会”的缺陷,有效解决了社会服务供需不匹配的问题[11]。

参考文献:

[1]卢宪英. 紧密利益共同体自治:基层社区治理的另一种思路——来自H省移民新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效果的启示[J]. 中国农村观察,2018,(06):62-72.

[2]张艳,曹海林.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J]. 中州学刊,2021,(11):64-69.

[3]曹达全. 社区管理模式转型所引发的法律问题思考[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2(02):214-219.

[4]苗楠.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探析[J]. 领导科学论坛,2022,(10):97-100.

[5]赵秀芳,王本法. 社区文化与和谐社区公共性的建构[J]. 湖北社会科学,2014,(10):50-54.

[6]周志山,冯波. 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公共性意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04):55-58.

[7]刘庆龙,冯杰. 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5):19-24.

[8]徐建宇:《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组织化的连接、选择与策略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9期.

[9]罗强强、王扬:《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四重意蕴、时代价值及着力方向》,《中州学刊》2020年第10期.

[10]王列生:《论社区文化治理的社会合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期.

[11]陆家炜.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3,25(02):87-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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