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发展带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农业数字化代表现代农业先进生产水平，促进传统农业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经营效益、提供产品质量。目前国内农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农户对数字应用能力弱，数字技术难以高效发挥。应加大对农机设备的研发力度，用“数字+数智”赋能乡村振兴。

关键词：农业数字化；农民；困境；策略

1.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其核心在于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一浪潮对全球经济格局及民众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35.8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36.2%，其对GDP增长的贡献比例更是达到了67.7%，成为了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江小涓（2017）指出，数字技术正日益深化对各行业的渗透，为农业农村的革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不仅催生了农村新兴产业与商业模式，还促进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创新及乡村治理效率的提升。然而，相较于城镇，农业农村在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仍面临基础设施、应用服务普及及数字技能掌握等多方面的挑战，数字技术的经济增长潜力尚未广泛惠及广大农户[1]。尽管已有文献从不同维度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农业农村的影响，例如殷浩栋、霍鹏、汪三贵（2020）关于“互联网+”对农业的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数字农业模式、互联网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以及数字金融激励农村居民创业行为的研究，但全面且系统性地分析农业农村数字化现状、影响机制及推进策略的文献仍较为稀缺[2]。

2.农业数字化的研究背景

（一）政策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确保城乡要素顺畅流动。”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亦提出：“要加强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加速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各阶段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农业，更是国家发展的基石，需持续关注并优先发展。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数字化转型是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正引领各行业深刻变革，数字经济亦成为各国发展的焦点。202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发展智慧农业，构建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颁布，旨在推动农村地区形成智能化产业链，完善数字化网络平台，实现高效管理，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对各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我国农业农村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自2019年起，我国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学术界深入探索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支撑。

（二）发文量分析

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上进行详尽检索，关键词设定为“农业数字化”，时间范围覆盖2010年至2024年，检索来源期刊限定为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最终获取相关文献共计260篇。此次数据采集的具体日期为2024年11月15日。据统计结果显示，到2024年，以“农业数字化转型”为核心主题的学术论文数量已激增至89篇，相比之下，2010年的相关文献数量仅为3篇。这一显著的增长趋势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2020年以来，国内农业数字化领域的研究发文量呈现迅猛增长态势，标志着该学术领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至2024年达到发文量的高峰（89篇）。展望未来，该研究方向预计将持续保持高度热度。裴然与侯冠宇（2024）指出，为了进一步深化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需在多个关键领域加大投入力度。首要任务是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地区；其次，应着力培养和引进具备专业技能的数字化人才，以加速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的普及与应用。这些举措对于全面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达成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

3.农业数字化定义及研究

关于农业数字化的定义，学界存在多种观点。柯敏（2021）在与传统农业的比较中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是数据时代背景下兴起的新型农业发展路径，它融合了传统农业与最新科技成果，借助大数据应用，催生了自动化农业处理、智能化环境监控、数字化养殖产业等一系列高效产业新形态。文丰安则强调，数字农业是数字化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科技已成为驱动农业数字化的核心力量，实现了农业生产全链条的数字化，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生产成本。赵德起与丁义文指出，农业数字化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价值释放为目标，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驱动，旨在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全要素的数字化升级、转型与重构，本质上是数字赋能农业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在动力的过程，通过制度实施、经济增长、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机制促进乡村振兴[4]。

针对农业数字化如何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学者们亦提出了不同见解。李立清等人（2021）认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改善经营效益、增强治理效能三个维度，内在地推动了农业现代化[7]。郭岩峰与张春艳（2022）则指出，流通领域的数字化通过智慧化改造基础设施、数字化渠道建设和数字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三产的融合发展。高杨、王寿彭等人（2023）的研究发现，农村数字化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拓展农业功能、发展新兴业态及培育融合主体等机制，推动了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此外，数字经济与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也被广泛探讨，如刘冬文等人分析了数字化通过提升整体价值和构建数字生态系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机制；王恒、方兰等人（2022）则提出，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机制。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分析数字化对农业或乡村振兴的作用，缺乏对农业数字化转型与乡村振兴深层逻辑关系的探讨，且多从宏观经济视角出发，鲜有从制度经济视角的分析[6]。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熵权 TOPSIS法对数字农业发展度进行量化评估，采用 Kernel Fuzzy等方法探索其时空分布规律。然后，以中国地区为案例，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 Gosh模型等工具，构建中国地区农业数字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与方法，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利用 EGRAS模型，建立2002-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农业数字发展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达格姆基尼系数等分析手段，深入解析中国数字农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格局。

4.我国农业数字化进程

郑丽楠、刘林龙等人（2023）的最新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进程呈现上升趋势，但伴随年度波动，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及省际差异。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动态演变均展现出相似的特征，即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同时省际间差异明显。此进程受技术、市场与政府三大层面的共同影响，其中技术市场化、技术应用落地、农业发展层次及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对农业农村数字化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技术创新氛围与市场资源配置程度则呈现相反效应。此外，技术创新氛围、农业发展层次等因素在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张梅（2023）指出，在我国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主体运营日益规范，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且数字化建设具有长期性特点。依托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为家庭农场赋予唯一数字标识与二维码，通过“一码通”服务，可便捷查询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产品质量认证等信息，为农产品的销售与宣传提供便利。农业数字化在畜禽养殖、设施栽培及大田种植等领域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效率，如畜禽养殖通过环境监控系统精准调控温度，优化了畜禽的生活环境，进而提高了产量与质量。自我国提出“数字强国、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等战略以来，各地积极响应，如安徽省通过实施“两强一增”行动，全面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数字赋农、农机装备升级及农产品仓储冷链设施建设，有效推动了现代农业的数字化进程。

针对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制约因素，学者们提出了不同观点。鉴于我国数字农业起步较晚，科技及智能农机应用率相对较低，农业数字化发展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略显滞后。陈晓枫与张洋刚（2021）认为，我国农业生产与数字化融合度低、互联网技术相对落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为思想保守的农民、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服务器成本高昂等问题，均是导致农业数字化建设长期性的原因。冯朝睿与徐宏宇（2021）则指出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即数字技术与乡村实际情况的耦合失调。数字经济通过“四化”路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但技术属性与乡村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互嵌失调现象。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经济与乡村具体情况结合时产生了数字鸿沟、产业瓶颈及治理赤字等多重困境。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要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并根据市场需要，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比较优势等方面，加速建立健全适合自己国情的科技进步制度和科技推广制度。

笔者认为，制约我国农业数字化的要素还应包括乡村数字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成本高昂、民众参与度低以及相关制度保障缺失。乡村数字治理目前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合理约束与科学指导。一方面，数据公开标准的缺失及数字使用权不明确导致涉农部门不愿或不敢公开相关数据资源，造成乡村政府治理中的数据缺位；另一方面，在数据采集、存储及使用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管与法律保障，增加了信息泄露与侵害的风险。

5.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措施

为了加快中国农业数字化的转型发展，实现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我们要攻克难关。文丰安（2023）认为要强化宣传实效，建立农村地区数字化人才培育体系，提升农民数字化能力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信息为关键要素，以互联网电子技术为依托，以实现智能化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生产要素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的总称。数字化建设中数据是关键，但有观点认为数据生产不出东西，且中国现代化农业发展仍然依靠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因此，首先需要打破人们的传统观念，将数字建设的先进性和高效性深植于人心。统筹推进中央数字化建设，打造与我国农业发展相适合的发展模式中央政策一直是我国农村地区建设发展的工作指南，基层政府则是我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的先锋。因此，农村基层政府要将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农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行动指导，加强自身农业数字化转型技能培训等相关转型工作统筹规划，打造适合我国农业特色的新发展模式。利用5G等技术打通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各个环节中的“数据孤岛”问题“农业数字化”重点突出“数字”二字，具体表现在数据这一重要环节上。因此，若要农业数字化转型工作顺利开展，还需打通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各环节“数字孤岛”，实现数据采集、处理及监管三大环节相互贯通，推动农村农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整体开展。

殷浩栋等人（2023）认为加快推进农村“新基建”补齐农村和贫困地区数字设施与服务短板是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建议继续大力推行“宽带中国”行动计划，着力实现农村通信网络的全方位升级扩容。加快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农村电商是推进农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再上新台阶，需要深化政府引导、政企协作的发展模式。推动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全面扩张构建面向农村地区的数字技能普及体系借鉴国际电信联盟（IT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在改善农村和贫困地区居民数字技能方面的实践经验，研发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数字技能政策工具包”，着力改善农村地区居民基础数字能力，提升农民对数字经济的认知程度。

6.发展与展望

综合上文所述，结合数字场景和实际应用，深入剖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潜力。在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数字化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握数字技术的扩散规律，增强数字技术获取和利用的普惠性，并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导下，无论农业发展模式发生何种变化，农业发展政策、劳动力流动以及人力资本发展都将成为我国农业转型过程中的核心议题。所以，把这些问题放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就具有了对未来发展的预见性。在发展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要兼顾地区发展协调性，积极调动生产要素为落后地区的农业提供助力，让全国农业得到均衡发展。农民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在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要关注到农户的应用能力，通过组织培训与人才下乡的方式，让农户高效对接科学发展的福利。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既是紧随时代潮流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世界风云变幻，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施不仅将打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新局面，更是今后加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为实现乡村振兴作出的迫切抉择，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J］．经济研究，2017（3）：4-17．

[2]殷浩栋，霍鹏，汪三贵.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    [J].  改革，  2020， （12）：  48-56.

[3]裴然，侯冠宇. 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研究进展、前沿趋势与未来展望 [J]. 农业经济， 2024， （01）： 11-14.

[4]柯敏.  数字化农业产业链构建探究[J]. 广东蚕业， 2021， 55 （09）：  130-131.

[5]苏锦旗，潘婷，董长宏. 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及区域差异评价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 （04）： 135-144.

[6]王恒，方兰. 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力分析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 （04）： 868-882.

[7]冯朝睿，徐宏宇.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3（05）：9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