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手段更加多样，运用数字技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成为一种趋势。但不同国家的实践和策略因文化、政策和技术背景而异。该文章尝试在跨文化视角下，通过比较中韩两国的非遗数字化保护方式，揭示两国在跨文化背景下的共性与差异，并总结两国经验，为其他国家构建多元化和可持续的非遗数字化保护模式提供启示。

关键词：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无数的人类记忆，蕴藏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轨迹，其保护事业是世界各国十分关注和重视的社会工作。中国和韩国一衣带水，同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重要成员，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韩国非遗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于1962年1月制定并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而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自2005年正式启动，于2011年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国基于本国国情走出了不同的非遗保护道路，逐渐形成了本国特色非遗保护模式。而近几十年来，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给非遗保护带来了新视野，数字技术可以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展示和推广提供有力支持。两国因在政策支持、技术发展、文化语境等方面的差异，其数字化保护策略和成效有所不同，文章通过对比研究，为东亚文化圈的非遗保护提供跨国比较视角，促进区域合作，同时为全球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参考，共同迎接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所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和挑战。

一、中韩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

（一）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保护使命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下，文化边界变得愈发模糊，这带来了文化多样性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千年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结晶，如一株根植于历史土壤的参天古树，其繁茂的枝叶滋养着我们对身份的认同、对传统的传承。当今信息化时代下，非遗迎来了新的挑战，因传承人的锐减、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和文化消费的快速迭代等原因而面临失落的风险。

数字技术的出现，犹如一次文化保护的革命，为非遗保护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通过数字技术，我们得已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深藏于民间的古老歌谣、技艺、仪式焕发新生。

（二）中韩非遗数字化保护现状

1.政策框架：法律保障与政府支持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离不开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政府支持。在这一方面，韩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早，其保护水平在世界位于前列。早在20世纪初，韩国就开展了相关项目。后来韩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自1962年出台了《文化遗产保存法》，促使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进入法制轨道，随后几十年中，韩国政府对保护法多次修订，进一步完善非遗保护制度。并为确保法律的实施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施行令》、《建筑法》等多部相关法令。2015年，韩国政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全及振兴相关法律》，完善韩国非遗保护的法律制度，确保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有序进行。法律制度的建设不仅明确了数字化保护的具体任务，还推动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此外，韩国政府还通过专项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技术研发扶持等措施，促进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的开展。如韩国设立的文化遗产研究院便是政府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的核心机构，负责项目规划、技术研发以及资源整合等关键任务。

由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主导建设的“韩国记忆（Korean Memory）”项目，该项目巧妙地将来自国内22家图书馆的珍贵数字馆藏汇聚一堂，精心编织起一幅横跨韩国多地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图景。它不仅囊括了乡土文化、地区历史以及民俗节庆等多个维度的内容，而且通过持续的更新与完善，构建了一个共享文化遗产的数字档案平台，为探索韩国历史文化的精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与之相比，中国虽然在近年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在组织模式上，由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协同管理，各地方也设有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但数字化保护的整体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且由于中国地域广阔、非遗资源丰富多样，在政策执行和协调统一方面可能面临更多挑战，不同地区在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实施进度和质量上存在一定差异。尽管如此，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逐步加大了关注。

2.案例分析：以韩国盘索里与中国南音为例

韩国的“国剧”盘索里（판소리，Pansori），作为韩国的传统单人表演艺术，自1964年被列为韩国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2003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盘索里不仅通过其表演者与听众之间的精神共鸣，体现了韩国文化的独特性，更是将韩国语的表达水平发挥至极，极具民族特色，是同甘共苦的韩国民族文化的精髓。

韩国在保护和传承盘索里的过程中，注重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实现传统艺术的现代化传承。2024年发布《文化数字创新实施计划》中，盘索里成作为全民数字化项目之一，计划通过3D全息影像和音源数字化资源，为观众提供全新的沉浸式体验。此外，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与首尔国立大学东方音乐研究院联合开发的“盘索里鉴赏会”数字民俗音乐收藏项目，通过录制盘索里流派的音频资料和演奏技艺，建立了系统的数字资源库，为盘索里技艺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盘索里与现代文化的结合挖掘了其艺术形式的创新潜力。歌手韩承锡与全能音乐家郑在日合作的专辑《Bari， abandoned》，通过钢琴与盘索里合奏的演唱方式，将传统民间故事与盘索里音乐元素相结合，赋予盘索里新的生命力。此外，韩国电影《西便制》以盘索里的叙述结构为基础，借助电影语言表现了这一传统艺术的逐渐消失的现状，强烈引发了韩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与此相对，中国的南音作为福建泉州的传统民间音乐，被誉为“中国音乐的历史活化石”，是我国珍贵的民族音乐瑰宝。自2006年南音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又于2009年被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近十几年来，数字化技术为保护传承南音提供了强大助力。2013年泉州市文广新局正式启动南音记录工程，通过“南音数字化智能曲谱”系统的研发，南音曲谱和演奏技艺得以系统化记录，迄今为止已完成10套南音弦管指谱音像资料的录制，并出版了《泉州弦管曲词总汇》，涵盖了南音的2050首曲目。此外，福建省图书馆建立的“闽南文化”专题资源数据库和“福建文化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资源数据库，通过文字、图像、音频与视频等多种载体，系统地记录了南音的历史渊源、乐器特色及其传承脉络，为研究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数字资源。同时，泉州南音网和福建南音网等网络平台的建设，使得南音不仅能通过线上传播扩大其影响力，还为公众提供了便捷的学习和欣赏渠道。

二、中韩非遗数字化保护的对比分析

（一）技术应用：创新深度与广度的差异

韩国在非遗数字化保护的技术应用上展现出较高的创新深度和广度。

韩国的数字化项目覆盖范围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不仅包括传统工艺、艺术，还包括传统节庆、舞蹈、音乐等多个类别，覆盖面广。另外，韩国还与国际组织如UNESCO等合作，推广数字化技术在全球非遗保护中的应用。

在技术深度上，韩国的非遗数字化不仅局限于资料的存档，在VR、AR和AI等前沿技术领域，韩国也积极探索将其应用于非遗保护。例如，利用 3D全息影像技术打造沉浸式的传统舞蹈、音乐表演体验空间，开发新的融合性演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传统艺术表演现场；通过 AI 技术对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进行模拟和分析，辅助传承人的教学与创作。另外，韩国在非遗数字化存储和展示平台建设方面也较为先进，构建了高分辨率、多维度的数字化资源库，并通过智能终端应用和互动式展示设备，实现了非遗展示的广泛传播和便捷获取。

中国在非遗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同样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数字化采集与存储方面，中国注重构建统一规范的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现已建立了类别齐全、内容丰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群。近年来，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的项目纷纷落地，以及与地方博物馆和高校的合作，推动了数字化保护的广度。但中国的数字化项目多以地方性为主，虽然在一些大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有广泛应用，但跨地域、跨文化的整合度还不高。在技术创新的深度上，与韩国相比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前沿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应用还处于试点或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大规模、成熟的应用模式，且在技术融合与跨领域创新方面相对较弱。

在传播与共享平台方面，韩国数字平台建设较为成熟，中国紧随其后。

韩国建设了数字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展示与共享平台，分为数据平台和体验平台。数据平台通过建立网站、连接数据库实现用户随时查阅、检索相关非遗资源，部分线上博物馆提供了非遗资源的申报途径和非遗保护的交流场所。体验平台把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博物馆展示领域，增强了互动性和趣味性。一些在传统博物馆难以展示的宝贵工艺流程、民俗、音乐、戏曲，则可相对系统地进行模拟，并更为鲜活地得到重现。

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共享方面，正不断探索着新的途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利用多种媒体形式进行多元化传播。通过举办文化交流会等活动，促进非遗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如辽宁·韩国云上非遗文化交流会在中韩两地连线举行，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展示了盛京满绣、于氏面塑、李氏糖人等辽宁省代表性非遗文化项目，为韩国民众感受辽宁传统文化魅力、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教育与传承：数字化在教学中的应用

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也积极引入数字化技术。韩国的教育机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通过线上平台、虚拟课堂、数字化档案等手段，开展非遗教育和传承。同时，韩国还建立了非遗传承人与学校、社区的数字化交流平台，方便传承人们进行远程教学和指导，拓宽了非遗传承的渠道和范围。

在中国，非遗数字化教育也日益受到重视。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开始尝试运用数字化资源开展非遗教学活动，如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线上直播授课，利用数字博物馆资源辅助课堂教学等。许多高等院校、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开设了非遗数字化相关课程，利用数字化手段为学生提供更加直观和生动的学习体验。

但整体来看，非遗数字化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程度还不够高，教学资源的质量和多样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数字化教学方法和模式的创新方面，与韩国相比相对滞后，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非遗数字化教育体系。

（三）国际传播：全球化视野

韩国在非遗数字化国际传播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全球化视野。

韩国文化产业发达，善于借助其在影视、音乐、游戏等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将非遗元素融入其中进行传播。例如，韩剧和韩流音乐常常巧妙地展示韩国传统服饰、礼仪、舞蹈等非遗文化，通过全球粉丝文化的传播效应，使韩国非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同时，韩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利用数字化平台展示韩国非遗项目，如在国际文化展览和数字文化节上，通过多媒体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吸引国外观众的关注，并与国际文化机构和企业合作，共同开发非遗文化产品和旅游项目，推动韩国非遗走向世界。

中国近年来，通过举办国际文化年、文化交流周等活动，以及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等文化传播机构，积极推广中国非遗文化。在数字化传播方面，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和国际文化交流网站，发布非遗相关的短视频、图片和文章，例如，千万订阅Youtuber--李子柒，通过视频展示东方美韵，其中包括各类传统饮食、服饰、风俗习惯等非遗要素，吸引了大量国外粉丝的关注。然而，中国非遗在国际传播中的品牌建设和形象塑造相对薄弱，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非遗文化品牌和标志性产品。在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和融合方面，中国非遗数字化传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跨文化交流能力，提高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

三、跨文化视角下的经验与启示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全球非遗保护。中韩两国都积极推动国际视野下的非遗数字化保护，尤其是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提升了本国非遗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传播力。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非遗保护已超越单一国家的限制，而是通过跨国合作与技术共享，共同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研究和实践，推动文化多样性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传承。

尊重文化差异，制定适合本国的保护策略。然而，尽管中韩两国在非遗数字化保护模式相似，其实施路径和政策重点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地方特色的保护，采取灵活多样的数字化策略，以保证不同地区和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而韩国则注重统一的国家管理模式与高效的技术。这种差异表明，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应根据各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量体裁衣，不能简单复刻他国模式，要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宜的保护策略。

创新非遗文化，助力文化产业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非遗文化的“数字化”表达为非遗的创新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数字化采集、存储与展示技术，更多的非遗项目得以系统化记录，这为后续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韩国通过全息图像和三维扫描技术记录传统舞蹈，为舞蹈的创新编排提供了灵感来源；中国则通过非遗文化数字博物馆收录了大量非遗项目，为创作者提供了大量图片、视频、音频等资源，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非遗的数字化促进了其与现代产业的跨界融合，如依文集团搭建的“绣娘数据库”和“全球设计师空间”，将苗族刺绣与全球时尚产业相结合，实现了非遗在时尚领域的创新发展。

同时，非遗的数字化打破传统非遗传播的局限性，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广泛传播推动全球文化交流。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通过将非遗与旅游结合，把非遗文化作为旅游景点和文化体验作为重点推广，吸引游客前来了解体验，不仅促进了文化旅游的繁荣，更进一步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多元发展。

中韩两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独特的价值，并为全球非遗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两国的非遗数字化保护，强调了数字化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突出了政府与社会、技术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在未来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中，有助于打造更加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文化保护框架，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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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202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以泉州为例”（项目编号：202410172A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