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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旨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与家庭经济压力，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尽管政策实施以来，家长因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引发的焦虑有所缓解，但教育焦虑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模型，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对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双减”政策正向影响着家长的教育焦虑，且女性及城镇户籍家长焦虑水平较高，而教育方式则在“双减”政策与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学校应强化家校社协同、家庭需调整教育期望与方式、社会应倡导教育观念革新等建议，以共担教育责任，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

关键词：“双减”政策；教育焦虑；实证分析

“双减”政策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减轻学生作业与校外培训负担，纠正教育短视化与功利化倾向。然而，家长教育焦虑依然普遍存在。为此，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深入分析了“双减”政策下家长教育焦虑的因素及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纾解策略，以期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为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提供有效参考。

一、研究背景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小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是否得到有效缓解，以及如何进一步减轻这种焦虑，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对此，学界展开广泛探讨：钱洁（2021）指出，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存在多维度认知矛盾及知行分离现象；司晓宏（2021）则认为，家长的认知偏差、对分数的过度重视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是出现教育焦虑的主要诱因；而马克（2022）则提出一系列缓解策略，如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优化校内教育质量、深化评价体系改革以及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以期有效纾解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

针对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及效果，部分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与探讨。如尹霞（2022）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手段，剖析了家长期望偏差与教育焦虑间的作用机理，且研究表明，家长期望偏差对教育焦虑具有明确的正向驱动效应，而单纯的高教育期望并不直接导致高度的焦虑状态；丁亚东（2022）则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双减”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家长在教育变革和参与方面的焦虑感。然而，现有文献对“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教育焦虑情绪的缓解效果缺乏系统性评估。基于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开展问卷调查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此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双减”政策背景下进一步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提供有效参考。

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本研究以“双减”政策为自变量，以家长教育焦虑为因变量（涵盖学习成绩焦虑、亲子互动焦虑、升学择校焦虑三个维度），并以家长教育方式为中介变量。同时，引入人口学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包括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两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提出变量之间的假设，并构建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概念模型。

H1：“双减”政策正向影响家长教育焦虑；

H1a：“双减”政策正向影响家长的学习成绩焦虑；

H1b：“双减”政策正向影响家长的亲子互动焦虑；

H1c：“双减”政策正向影响家长的升学择校焦虑；

H2：“双减”政策与家长教育焦虑间存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H2a：相较于男性，“双减”政策对女性家长教育焦虑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

H2b：相较于农村，“双减”政策对城镇户籍家长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

H3：家长教育方式在“双减”政策与家长教育焦虑间起中介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调查对象为江西省部分地区的小学生家长。研究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问卷864份，问卷回收率为96%。经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36份，有效率为96.8%。样本数量及质量均符合研究要求，可为后续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共设计包含26个题项的综合性量表，以确保量表内部的高度一致性。研究对836份有效样本数据展开信度分析，运用SPSS软件得出总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为0.829，表明量表整体信度良好。学习成绩焦虑、亲子互动焦虑、升学择校焦虑三维度系数均超0.6，表明量表各维度内部一致性满足统计要求，量表具有高度的可靠性。

（三）效度分析

通过SPSS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出KMO检验值为0.833，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低于0.05，表明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收敛效度评估中，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率（AVE）均高于0.5，证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敛效度。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7个变量进行因子提取，结果显示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3.18%，超过50%的标准，表明因子提取效果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结构。

（四）路径显著性检验

在Amos中作路径分析图，将SPSS中的数据导入Amos中进行运算。其中卡方自由度比（χ2/df）为2.78（<3），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1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37（<0.05），表明模型与数据匹配良好。与此同时，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32，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45，增量拟合指数（IFI）为0.948，均超过0.9的阈值，进一步验证模型适配度达到理想水平。基于实证数据分析结果，通过路径分析方法对各变量间的路径关系进行量化。如表1所示，各路径的标准化系数均满足统计显著性要求（P<0.01），且数值范围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标准（标准化系数>0.5）。

（五）研究结论

从表2可知，双减政策对教育焦虑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为0.672（P<0.01），占总效应的70.4%，表明政策通过直接路径加剧家长的焦虑水平。双减政策通过家长教育方式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焦虑的路径系数为0.328（P<0.01），占总效应的29.6%，说明教育方式在政策与焦虑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性别与户籍差异对政策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女性家长的教育焦虑受政策影响程度显著高于男性（Δβ=0.143，P<0.01）；城镇户籍家长的教育焦虑受政策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家长（Δβ=0.127，P<0.01）。

1.性别视角下的教育责任分化与社会角色

在我国的文化土壤中，女性家长常被视作家庭教育的关键性角色，承载着对子女教育的重大责任。政策变革，尤其是作业负担的减轻与课外辅导的限制，无疑对这一传统模式造成了挑战，促使女性家长在亲子交流与学业指导上投入更多精力。然而，职业负担与时间资源的紧张状态，往往引发女性对“教育成效不足”的深切忧虑，通过责任内化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激化了其焦虑情绪（Δβ=0.143）。此外，社会对“母职典范”的固化认知，使得女性在面对政策调整时更易陷入自我归责的漩涡，从而放大政策的实际影响。

2.城镇教育环境：资源集中与竞争压力

城镇教育资源的高度集聚与升学竞争的激烈态势，使得课外培训成为家长提升子女学业成绩的关键手段。“双减”政策的出台，对学科类培训实施了严格限制，而这则切断了城镇家庭原有的教育规划路径，致使其面临“替代性支持缺失”的严峻挑战。城镇家长对政策变动的敏锐感知（Δβ=0.127），可归因于资源替代效应的匮乏：在缺乏高质量公共教育服务有效补充的情况下，政策限制加剧了家长对子女升学前景不确定性的感知。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由于课外培训普及程度较低，其受到政策冲击的波及范围相对有限。

3.教育方式的中介效应与群体差异

家长教育方式在政策与焦虑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呈现出明显的的群体差异。女性家长与城镇家长更倾向于采取高控制型的教育策略（如紧密监督、成绩导向），这类策略在政策限制下遇到了更大的适应性难题。具体而言，当政策要求减少作业量时，高控制型家长可能因无法沿用传统手段确保学习效果，而转向增加对非学科活动的干预力度。然而，受限于自身能力或认知偏差，此类调整不仅未能有效缓解焦虑，反而通过策略失效的机制，间接提升了家长的焦虑水平。

四、研究建议

（一）学校应发挥引领作用，强化家校社区间的协同合作能力

教育政策改革应积极构建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协同的育人机制，以提升育人能力，缓解教育焦虑。学校在此中需发挥引领作用，具体措施包括：

首先，学校应推动专业性组织发展，加强与校外专业机构的合作，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多元化教育资源和服务，如引入社会工作机构，建立家长学校等。同时，健全公立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而这需要政府主导，建立专业服务队伍；学校积极参与，与家长建立沟通机制；并与社区合作，利用社区资源开展服务。

其次，建立家庭教育信息化服务平台，提供线上教育资源和咨询，满足家庭教育在亲子关系、学习指导、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求。通过这些措施，学校、家庭和社会将共同构建有效的育人机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效应对教育焦虑。

最后，加强家校合作与发挥学校纽带作用是关键。学校应将家校合作视为工作的核心组成内容，并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通过与家长的积极沟通，深入探究家长的实际需求。同时，学校应携手多方力量，共同提供课后辅导与教育补偿服务，并激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与决策过程，进而获得缓解教育焦虑的有效策略。此外，学校还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依托自身的组织优势，推动家校社三方的紧密协作。为此，可倡议成立家校社协同育人志愿者协会，以学校为基地，以社会力量为主导，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构建完善、高效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以此为家长提供全新的行动范式，有效减轻其教育焦虑情绪。

（二）家庭引领，多维施策打出“组合拳”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而家长则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减负不仅是学校教育时间和空间的调整，还应避免为学生家庭增加负担。缓解家长教育焦虑需从家庭自身入手，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首先，家长应树立理性的教育期望观念。相关研究表明，家长对孩子学业成就的过高期望与孩子实际表现之间的差异，是引发家长焦虑情绪的关键因素。因此，家长有必要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将关注点从单一的学业成绩转向孩子的全面发展。家长应全面把握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依据每个孩子的独特性来定制化设定教育目标。与此同时，家长可以全方面多角度的对孩子的兴趣进行观察和发掘，以此避免盲目追逐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忽视孩子的主体性。

其次，家长需明晰自身角色定位，强化教育素养与能力。“双减”政策的实行，要求家长转变自身角色，要从此前的学业监督者转变为孩子内心世界的沟通者与引领者。家庭教育的重心，也应从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与分数，转向关注孩子在道德品质、情感发展、社交技能、体育锻炼及审美素养等多维度的成长。此外，家长还应付主动担起教育责任，积极学习国家发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这类家教知识，明确自身的责任与义务，避免因教育焦虑而将教育期望完全寄托在校外培训资源，以此为孩子创造温暖的家庭氛围，使其健康快乐地成长。

（三）社会倡导，促动教育观念全面革新

“双减”政策的实施不仅推动了教育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更在文化认知层面重塑了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随着家庭教育自主性的提升，家长教育理念对实践的主导作用愈发凸显，这要求社会教育观念必须与时俱进，实现系统性革新。

首先，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确立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教育理念，这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新加坡以"为生活而学习"为理念，构建了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为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我国教育理念的革新应立足本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同时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在实践层面，需将立德树人的目标具体化，使其与学生成长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相契合，避免理念与实践脱节。只有通过系统化的实施路径，才能确保教育理念真正落地，发挥其引领作用。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公共文化机构应充分发挥其在素质教育推广中的作用。面对社会个体化趋势与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挑战，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需与专业教育机构建立协同机制，通过政策宣讲、专题研讨等多元化形式，传播科学教育理念，帮助家长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同时，媒体机构还应强化其文化引领功能，积极构建素质教育话语体系，推动教育文化生态从个体本位、功利导向向公共性、发展性转变，以形成素质教育实践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家校社协同，共担教育责任

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强调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教育主体的有机联动，通过责任共担与资源共享，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这一模式不仅能够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还能有效缓解家庭教育中的孤立困境。

首先，应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学校应整合传统沟通渠道与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定期家长会、家校互动平台及社交媒体等多元化方式，实现教育信息的实时传递与反馈，从而消除信息壁垒，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教育焦虑，为协同育人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家校社协同育人效能的提升，需要系统构建家长参与的常态化机制。通过定期开展社区教育讲座、家长工作坊及亲子互动课程等实践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还能增强其参与意识与主体地位。同时，应构建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搭建线上线下的家长交流平台，促进教育经验的共享与互助合作。这种机制化的支持体系有助于形成教育共同体，使家长能够有效应对育人过程中的挑战，从而全面提升协同育人的整体效能。

最后，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的高品质发展，务必加强三方间的协同信任，促使在育人理念上达成高度一致。与此同时，还应健全制度体系，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协同育人框架；增强资源支撑与保障，打造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平台；并秉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融合的原则，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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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上饶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一般课题：“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实证分析与纾解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4YB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