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者：（1992 年10 月），男，汉族，江西省赣州市人，学历：博士研究生，职称：讲师，单位：，研究方向：长江区域经济。

第二作者：（1997 年10 月），男，汉族，江西省周口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产力发展。

基金或课题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基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协同可持续性研究》（22Y1945）。

摘要：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板块，其生态协同发展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发展相关研究成果，把握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可持续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连接众多中小城市，引领中部地区崛起，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随着长江中游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域生态协同发展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国内学界最新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研究的核心内容，为区域生态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环境的现实状况

（一）生态系统健康现状

于沣玉（2024）基于 1980-2018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当量因子法进行研究，认为得出了不同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2]。郭锦等（2024）的研究发现，最近二十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现改善趋势[3]。曾晨等（2022）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为稳定，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4]。

（二）生态资源与环境问题现状

关于水资源污染，吕兰军（2018）指出，随着城市规模增大，水污染日趋严重，城区污水直排和枯水期水量不足是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5]。李桂莲、郭利宇

（2004）认为，吉安市通过水土保持工程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明显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6]。关于土地利用矛盾，陈义平等（2023）研究发现，最近十年武汉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有了较好的提升[7]。肖云飞等（2017）指出，南昌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虽从2005 年的50.6 亿元增至2014 年的104 亿元，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仍然处于低度协调水平[8]。

（三）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现状

聂夏清（2023）对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级市 2011—2020 年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水平进行了测度与分析，指出其生态环境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系统总体发展态势良好[9]。吴姣等（2022）的研究表明，长江中游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协调度从初级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变[10]。朱翔等（2022）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经历了稳定—下降—恢复三个阶段，整体质量相对较好 [11]。

（四）生态安全格局现状

杨秋平、李乐军（2024）认为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生态安全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人口密度对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12]。田原等（2019）的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安全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随着时间推移相关性减弱 [13]。沈威等（2019）的相关研究表明，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效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资源供给状况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等要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生态承载力影响显著[14]。

二、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张新芝等（2022）通过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水平快速提升，但区域差距显著 [1]。朱丽萌（2010）提出，为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江西要以集群为目的，优化大南昌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形成大南昌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空间耦合发展的健康态势 [15]。

（二）提升区域生态竞争力

王凯等（2024）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 和旅游生态安全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随时间变化不断提升， 旅游生态安全的区域差异则不断下降[16]。肖云飞等（2017）的研究表明，2005—2014 年间南昌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年增长率为 8.33%，10 年间南昌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基本处于和谐发展[8]。

（三）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陈义平等（2023）认为，城镇化、水土流失、空气污染、资源过度利用是制约武汉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他建议从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的角度，评估武汉城市群中各城市生态承载力的大小，将城市规模控制在生态承载能力内[7]。吕添贵等（2024）的研究表明，2006—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市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安全等级存在空间差异，但总体差距不大。需要多关注经济对策响应、生态资源利用以及生态制度建设管理方面[17]。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发展因素

马勇、刘军（2015）以生态效率作为测度产业生态化程度的指标，对长江中游 34 个城市相关指标进行了处理，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各城市产业生态化效率呈现的的无效性，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低下尤其是产业规模不在最优状态 [18]。田美玉等（2018）就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提出了改进建议：各城市应加强对企业进行监督，促使减小其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19]。朱丽萌（2010）提出要以生态产业链为核心，推动产业错位发展[16]。

（二）城市化因素

陈万旭等（2022）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健康状况总体呈现降低态势，山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平原地区[20]。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基础。生态城市强调发展高效生态经济。赵春雨、方觉曙（2010）从城市化角度，以芜湖市为案例，在分析芜湖市产业结构演化与特点的基础上，对芜湖市生态产业链进行设计，提出通过生态产业链设计可缓解城市化压力 [2

（三）政策与管理因素

陈晓兰等（2023）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税收竞争以逐高竞争为主，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均存在相互模仿的税收策略互补行为，适度税收竞争可促进经济发展 [22]。李桂莲、郭利宇（2004）以吉安市为例，强调通过立法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可提升生态治理效能[23]。杨芳、邝奕轩（2014）认为，应强化基础性支撑制度建设、持续优化政府补偿机制、全面推进市场补偿机制 [24]。

（四）交通与基础设施因素

陈万旭等（2022）指出，交通通达度与生态系统健康呈负相关，交通干线建设导致生态破碎化。但完善的交通网络也可促进生态合作 [20]。张剑平（2019）提出安庆市通过构建“一屏北峙览丘谷，双脉南踞链八湖”的生态网络，以实现各结构模块间的相互贯通，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25]。常婕（2024）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交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心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其他地市[26]

四、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一）推动产业生态化，促进区域生态协同发展

张新芝等（2022）指出，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必须协调区域产业发展政策 [1]。朱丽萌（2010）提出为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应该调整优化其产业空间结构，形成错位发展格局，实现资源互补 [16]。

（二）加强生态保护，夯实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

陈义平等（2023）认为，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从 2010 年到 2020 年，武汉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指数呈上升趋势，有效地缓解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压力[7]。曾晨等（2022）建议通过划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模式及其对应的管控策略，扭转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系统受损与不平衡的态势，实现生态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4]。

（三）完善政策支持，保障生态协同与创新

杨欣等（2024）认为，通过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 2000—2020 年动态生态网络，能够有效识别长江中游城市群由于与交通网络交汇或距离过长造成的廊道断裂，并能在网络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与保护 [27]。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23）的相关研究强调，国家要提高对长江中游地带关键生态区域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力度和配置效率，促进政府生态补偿管理机制与市场化补偿机制相协调[28]

（四）聚焦生态协同，引领城市群发展

罗能生等（2017）认为，在生态协同机制方面，要协同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的制定，健全城市群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增强城市群的经济关联[29]。杨欣等（2024）通过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社会－生态”网络来探究协同机制，发现网络核心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地理格局依然是影响区域间合作的重要因素 [27]。严飞（2024）从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低碳协同发展的角度，建议建立生态协同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能源结构优化[30]。

（五）强化区域合作与沟通，发挥协调发展的整体性优势郭佳（2020）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区域合作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实现城市群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31]。郭建斌、陈富良（2019）认为，通过理顺各级政府垂直管理关系，改变当前产业同质竞争、分散分治的状况，有助于建立竞合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次区域绿色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 [32]。王凯等（2024）认为，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坚持一体化发展，注重旅游开发的系统性与合理性，避免旅游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胁迫与生态空间挤压[16]。

五、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

（一）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一套科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的生态协同至为关键。陈义平等（2023）基于DPSIR 模型构建武汉城市群生态环境质 、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5 个维度13 个指标[7]。肖云飞等（2017）在分析 2005—2014 年南 变化的基础上，选取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固碳、释氧、固定土壤、保护物种多样性7 个指标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8]

（二）评估方法应用

在评估方法上，学者们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和模型。陈晓兰等（2023）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NDDF）构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核密度估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对城市群内的税收竞争利用系统 GMM与非对称效应模型进行识别 [22]。王凯等（2024）采用同质单位根法（LLC）和异质单位根法（IPS），检验2010 年至2021 年之间长江中游城市群26 个城市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旅游生态安全的情况[16]。郭锦等（2024）以多源遥感数据为基础，采用综合性的“活力—组织力—弹性”模型，对城市的生态系统健康进行系统评价，揭示生态系统健康与其驱动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3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协同的成果较为丰硕，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当前的相关研究仍面临一些挑战，如生态协同涉及多学科数据，而现有研究多依赖单一数据源，跨领域数据整合与标准化不足 [7]。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协同的长期动态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不够，尤其缺乏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交互作用的研究[16]。未来的研究要多结合宏观政策与微观案例，分析不同尺度下的生态协同路径[1]。同时要利用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大数据技术动态等手段监测生态系统变化，以提升评估精度[20]。还要加强生态学、经济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研究，进一步围绕生态网络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生态与经济协调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态协同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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